第二章 东巴叙事传统文献的整理范式

第一节 东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刊布

一、西方学者对东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在西方学者介入东巴文化研究之前，以汉族文人为代表，对纳西族及其文化有过详略不一的记载、简评。有些文化现象也引起过这些文人或文官的注意，如樊绰的《蛮书》，李京的《云南志略》，崇祯年间的《徐霞客游记》，乾隆年间的《丽江府志略》对纳西族的民俗、民情做过简介；杨慎、徐霞客对木氏土司的文学做过评述。清末的纳西族秀才和文裕以音字的形式注释、翻译过一些东巴经书。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人文社会知识统摄于封建义理和原始宗教之中，处于未分化状态。又加上封建社会时期的经学注释及民族偏见，使东巴文化研究呈混沌、芜杂的沉潜状态。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东巴文化研究是从西方发轫的。而西方学者对东巴文化的研究与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命运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叶，为了适应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学者奔赴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调查、搜集工作。这一时期，关注“无文字社会”“微型社区”“异文化”的人类学派、神话学派也异军突起。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巴文献因其特有的“象形文字”“原始宗教”“本教文化因子”等文化特征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Pere Desgc-dins）从丽江寄回巴黎一本东巴经《高勒趣赎魂》。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接触纳西族文化。随后掀起了一股搜集东巴经的狂潮，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西方人在纳西族地区共搜集到东巴经12536卷，分别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立图书馆等。这为西方学者研究东巴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的主要工作是搜集、介绍、翻译，并开始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法国学者拉卡珀里尔根据寄回的第一本东巴经，于1885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西藏境内及其周围的文字起源》，第一次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了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但严格意义上第一个系统研究纳西族文化的是法国人巴克（J.Bacot），他于1907年、1909年两次深入纳西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把实证研究与文本相结合，于1913年出版了《么些研究》一书，对纳西族的口语、词汇、语法做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纳西族的社会状况、民俗习惯。虽然这本著作仍有肤浅之处，但从学科意义上说，这本书标志着西方学者研究东巴文化的起步，东巴文化研究已经从以前单一的猎奇式的记载介绍转入学科研究阶段。可以说巴克为西方学者进行东巴文化研究开了先河。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上，可以这样说，东巴文化研究的客体——东巴文化是土生土长的，而东巴文化研究的主体——研究人始自西方。

西方搜集东巴经书狂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30、40年代到纳西族地区进行搜集的美国人昆亭·罗斯福、约瑟夫·洛克为后来居上者。其中，昆亭·罗斯福搜集到了1861卷东巴经，约瑟夫·洛克搜集到了近8000卷，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东巴文化的重要资料。洛克本人在纳西族地区从事东巴经搜集、翻译、整理工作27年，精通纳西语与东巴文，从1948年到1972年出版了《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纳西人的纳加崇拜及其有关仪式》等东巴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奠定了西方学界“东巴文化研究之父”的地位。洛克是西方学者中最早译注、整理、刊布东巴经文的学者，他的主要译作《纳西族的纳加崇拜及其有关仪式》（1952年）收录了两个仪式和一百多册经书的详细翻译，用了800页的篇幅和1000个脚注来详述。他的第二本巨著是《指路葬仪》（1955年），该书只涉及一个使用36本经书的仪式，有230页和470个脚注。另一本著作《祭天仪式》（1948年），论及一个使用12本经书的仪式，有150页，近300个脚注。而《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1939年）是一个单独的仪式使用的经书，有150页。此外，还有10篇文章，涉及8个仪式，共有200多页。可惜，这些译注本至今未能在国内翻译出版。

二、国内学者对东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西方人的东巴经搜集狂潮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193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习的方国瑜受刘半农指派回到家乡丽江进行东巴经及文字的搜集、整理工作，翻译了创世史诗《崇搬图》及若干经书的章节，并于1936年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该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修改、补充，一直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其间受到了章太炎、郭沫若、吴晗、周有光等学者的高度评价。《纳西象形文字谱》分“绪论”“纳西象形文字简谱”“纳西标音文字简谱”“纳西文字应用举例”等四个部分，“绪论”结合方国瑜多年研究纳西族历史文化成果，详细阐述了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纳西象形文字与标音文字的创始和构造特点，记录了纳西语的音标；在“纳西象形文字简谱”中，分天象、地理、植物、飞禽、走兽、虫鱼、人称、人事、形体、服饰、饮食、居住、器用、行止、形状、数名、宗教和传说古人名号共十八属，对1340个象形文字及222个派生（词）逐字做标音解说，这是全书的主体；在“纳西标音文字简谱”部分中，共收录较常用的582个标音字及2000多个常用词汇；在“纳西文字应用举例”中，详细说明了象形文字在东巴经书中代表词、语和句子的方法。书末附有东巴经书简目，共16类394种（册）。方国瑜认为象形文字主要保存在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里，要从文字、语言、文学、宗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同时比较甲骨文、金文，下苦功夫探索造字共同规律，庶几可获得更大成就。这对东巴文化的研究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东巴文字的搜集、整理方面，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是较早的先行者，早在1933年，与洛克的东巴经师和华亭合作编写了《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一书，全书共134页，分为数类、天文类、地理类、时令类、鸟类、兽类、昆虫类、植物类、人类、身体类、服饰及用具类、水类、火类、杂类、佛类、鬼类、怪类、龙类等18类，共收1042字，并统计了不重复的东巴经书313种。但因此书编写完成后命运多舛，一直未能出版，同时因采用了汉字注音方式而降低了语言研究的参考价值。周善甫对该书评价是中肯的：“即便不免粗疏，也算是有关研究东巴象形文的第一本著作。”

上述两本纳西族学者编纂的字典虽成书较早，但都因未能及时出版而降低了学术影响。而出版于1946年的李霖灿的两本东巴文字典——《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语言学家闻宥评价说：“取材之富，实为已往所未有，每字下之音读，精确可信，亦远胜驼（洛）克不会音理之拼切（例如gk -de—等皆极费解），自此书出，而巴哥（克）书中文字之部分已成废纸。”《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共208页，16开本，分天文，地理，人文，人体，鸟，兽，植物，用具，饮食，衣饰，武器，建筑、数目、动作，若喀字，古宗音，宗教，鬼怪，多巴龙王，神等18类，收字2120个。因读音者为东巴和才，注音者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张琨，语音准确度较高，同时对字义、字源、异体字、假借字做了相应的说明。《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共108页，收字2334个，按照字形笔画分为黑点、弯钩、斜道、竖道、圆圈、不规则弯曲线、横平、卷扭、两点、人字形、十字、三点、三角形、方框、其他等15类，并对347个常用字及104个异体字做了简表。李霖灿的两本东巴文字典因其收集全面、字释详细、注音精准、字类丰富、字形分析合理、查阅方便等特点而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评价，从而奠定了其“么些先生”的学术地位。

李霖灿对东巴文化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是开创了东巴经文字释之先河。东巴文字因其依类象形、突出特征、变易本形、依声托事、一字多义等造字特点，加上其书写方式并未体现出逐词记录、线性排列的语用特点，同时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中形成的异文特点，给东巴经文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即使掌握了东巴文字典中所有的文字，也并不意味着能够通读经文。正是基于这种实情，李霖灿独创了东巴经文字释的研究方式。1946年，李霖灿出版了《么些经典译注六种》，后在此基础上增订了三种，于1978年在台湾出版了《么些经典译注九种》，内容为么些族的洪水故事、占卜起源的故事、多巴神罗的身世、都萨峨突的故事、哥来秋招魂的故事、某莉亥孜的故事、延寿经释注、挽歌、菩赤阿禄的故事。“我在这几册经典的翻译格式上试用了一种新的处理办法：原则上是形、声、义、注四部分都能兼顾，而且是要一页之上面面俱到，使读者没有前后翻阅对照之劳。”此处的“形”指东巴经原文，“声”即国际音标注音及汉字直译，“义”为意译，“注”即注释，对经文中的假借字、字源情况予以详解。另外，在每卷经书前面详述了经书出处，搜集、翻译的过程，并对经书特点进行概括。

这一方法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语言学家傅懋勣于1940年到维西县纳西族地区调查，后在丽江向大东巴和芳学习东巴经文，并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此书于1948年出版。傅懋勣一直关注东巴文化的研究，1981年、1984年在日本分别出版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下两册。与李霖灿字释相比，傅懋勣的字释更为详尽，首先，除了对东巴经原文中的具体单字进行解释外，对构成完整句子的字组也进行了解释；其次，在汉字直译中加入了主语助词、宾主助词、语气助词、动词前助词、引语等词性说明，从而便利了读者对句子的完整理解，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语法特点；最后，对某些直译而词不达意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词，则采取了比较、解释的方法。“东巴经里有一个tsho31字，大体上可以用‘人’来直译。但是另外还有一个dzi33字，也可以用‘人’直译。这在经书中会引起难以解释的问题。当我直译的时候tsho31字的下面写‘人（措）'，在dzi33的下面写‘人（则）'。放在括号里的‘措’和‘则’是音译字。我认为‘措’和‘则’原来是两个氏族的名称。这样就可以区别开了。”

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东巴活动日趋减少，国外学者也无法涉足纳西族地区进行搜集、整理东巴文献。直至60年代初期，时任丽江县委书记徐正康看到洛克著的英文版《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后，认识到东巴文化的重要价值，从而组织丽江县文化馆对丽江县境内的东巴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当时聘请了大东巴和正才、和芳作为释经人员。此次共译注了几百册东巴经书，并以石印形式内部出版了21种东巴经译本。译注整理工作因随后的“文革”冲击而中断，东巴经文译注本大多佚失，仅保留下来石印本21种。2010年7月，在郭大烈、木根主持下，对这21种石印本东巴经书进行了重新整理、翻译、刊布，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完善：①增加了纳西拼音文字；②重新规范东巴经文书写；③附加了东巴经译诵录像光碟；④序言中对这一创举的背景及意义进行了阐述；⑤对每一册经书内容进行了摘要处理；⑥附录介绍了整理者、组织者们的简况；⑦对译文进行了技术性修订。在丽江地区行署副专员和万宝的力推下，于1980年6月成立“丽江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1981年5月正式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并先后聘请知名东巴和玖日、和云彩、和微、杨树兴、和云章、和成典、郑五山、和学智、和即贵、和士成、和开样等人，从1981到1989年，在60年代遗留下来的译注本基础上先后油印了26本东巴经译注本，公开出版了三册《纳西东巴古籍译注》。这一时期的译注本采用了东巴经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字直译、意译四对照方式，所选经书代表了东巴经中重要的经典。2000年9月，由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翻译整理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正式出版，共100卷，选入不重复的东巴经书共有897种。“该书分类基本上是按东巴教内部的类属，分为五大类：祈神类、禳鬼类、丧葬类、占卜类及其他类（包括舞蹈、杂言、字书、药书）等经典。《全集》的译注，采取科学严谨的五层次对照的古籍译注体例。所以，这部内容浩繁、博大精深的东巴圣典，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全集》的出版意义深远，正如和万宝在其“序言”中所说：“传统文化，备受近现代文化冲击，东巴文化当然在所难免，众多东巴已销声匿迹，幸存者已寥寥无几；图籍文物，不断毁销散佚；仪式习俗，濒临消亡。这一‘其命维新’的古老文化，已是风烛残年，危在旦夕。好在东巴文化本身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而世上也真有敢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士仁人，存亡继绝、起死回生于奄奄一息之际！见此全集，理宜铭记具有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精神的先驱者们，与学者共事研究的东巴先生们，他们率先叩响东巴文化大门，传扬出去，开山创业，卓有成就，功垂青史，永不湮灭！”

综上所述，就东巴文献搜集、整理刊布的整体情况来说，据英国纳西学家杰克逊统计，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东巴经有21800多册，中国国内收藏约有13000册。其中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一人所藏就达7118册。新中国成立后，东巴经书虽损失惨重，但东巴经的搜集工作仍呈延续态势。喻遂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单位和个人收集了3500多册，流入西方国家2000余册。具体数目是：东巴文化研究所500册，中甸县（2001年更名为“香格里拉县”）文化站650册、维西县文化局360册、戈阿干个人近千册，个人零星收藏近千册，西班牙100余册，其他西方国家1000册以上。东巴经的刊布，国内学者整理并正式出版的共有22种。计有：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纳西族〈祭风经——迎请洛神〉研究》，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至三卷共10种。22种内有少量重复。另丽江县文化馆1962年至1965年石印东巴经22种，近年东巴文化研究所油印东巴经数种。从东巴文献的译注种类、数量、规模来说，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百卷本成果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可以说在百余年来东巴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