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巴传统叙事文献整理中存在的问题

纳西东巴文献搜集、释读、刊布以1999年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为著，这一集二十年之功的皇皇巨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因受时代及当时客观条件所限，仍存在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一、《全集》不全

《全集》不全，其一体现在所选东巴文献不全上。粗略估计，世界各地东巴经书数量约为三万册。据喻遂生统计，除去重复类经书，不同种类的东巴经种数有500多、643、800多、1000左右，甚至有多达1500种之说，而收入《全集》的东巴经典共有897种，有近百种经书并未收入其中，而且有些经书属于代表性经典。根据和志武修订的《纳西象形文东巴经目录》，《祖师什罗超荐经》有51本，《全集》收录了46本，未收录5本；《超荐老姆女神经》在修订目录中有29本，《全集》中收录15本，未收录14本。其中去除在《全集》中重复的经书，仍有不少重要经书遗漏，如叙述东巴教教祖身世、来历的《祖师什罗身世纪》《祖师什罗历史经》，其在东巴经书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全集》作为东巴文化的“百科全书”，却没有收录作为东巴教教祖的来历经书，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其二，所选文献不全的第二个方面是祭祀类以外的文献，如账本、契约、书信、碑刻、歌本、日记、对联、医书等应用性文献没选入。现从丽江宝山、鲁甸、塔城，迪庆州三坝乡搜集到的这类应用性东巴文献已近百件。这些应用性文献与宗教祭祀类文献构成了东巴文献的整体性，这一类文献与宗教祭祀类经书相比，有民间应用性、字词对应性、线性排列等特点，是研究纳西族经济社会、纳西族民俗文化、东巴教与民间文化关系等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

其三，《全集》所选东巴文献的地域局限于原丽江县（现古城区、玉龙县），而忽略了其他纳西族地域的经书。因纳西族在历史上并未建立过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各个时期、不同区域所受外来文化影响不同，从而形成了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这从东巴文献在不同区域中体现出来的书写体例、字形、情节、应用操作等多方面的差异中也可得到佐证。对现今纳西族东巴文化生态进行考察，东巴教民间信仰程度较高、民间东巴经书较为集中、东巴仪式仍在延续的村落社区，基本上集中在原丽江县以外的香格里拉三坝纳西族乡、宁蒗县拉伯乡、四川省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乡和依吉乡等地，据笔者田野考察统计，现今这些纳西族地区收藏的东巴经书仍不少于2000册，仅香格里拉三坝乡文化站、树枝村、油米村经书就有1000多册。三坝在历史上称为“东巴教发祥地”，至今在民间仍流传着东巴教第一代教祖丁巴什罗、第二代教祖阿明什罗的诸多神话和传说，在纳西族民间有“不到白地，不算大东巴”的民谚，这些说明了三坝在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些纳西族不同区域的经书未能入选《全集》，这对于研究东巴文化的产生、发展，东巴语言文字的构成、类型，纳西族整体文化是极为不利的。

其四，丽江以外的国内外收藏的经书也没有入选《全集》。从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搜集的第一本东巴经书开始，直至1949年美国学者洛克离开丽江，在近百年的西方搜集东巴经狂潮中，有10000多册东巴经书收藏于美国、法国、英国、瑞典、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在丽江本地之外的经书除了数量庞大以外，经书质量也较高。据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和力民对法国远东学院收藏的49本东巴经书编目，发现这些经书重本较少，有珍贵的文献价值。有些经书在丽江已经失传，“例如东巴经中少有的一种抄本——折叠式的经卷，据说有39英尺长，有103节，现在纳西族地区已经找不到了”。这与搜集者的研究水准与眼光密切相关，如被称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在丽江及纳西族地区调查、搜集东巴文化27年，其搜集的东巴经书不下于5000卷，且这些经书都是他精挑细选的。洛克曾提到一桩搜集轶闻：“1931年的一天，我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住宅里，在我后来找的东巴经师的帮助下翻译纳西东巴经书，我的经师既是东巴，又是吕波（巫师）。这时，来了一个身背满筐纳西东巴经想卖的拉宝农民，我和我的东巴经师仔细地审视这些东巴经书，发现这些经书几乎全是稀有的。我把它们全部买下。这些经书中的一本是用标音文字写的，经文由陀罗尼（或称巫术套语）组成，据说把它念上一定次数后，可以表演非凡的绝技。”国外收藏东巴经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就存有7836册东巴经书。1956年，已经迁居台湾的东巴文化学者李霖灿应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对3038册经书进行编目，发现有年代标记的经书有61册，其中一本经书的版本是清康熙七年（1668）。国外东巴经藏书有着重要的补正作用，据戈阿干调查，现在国内发现的东巴舞谱仅剩下6本，记录东巴舞为45种，而现在传承的东巴舞远不止这些，不少老东巴认为他们传承的舞蹈有100种之多，并都有谱文记录，但众多的谱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销毁，在国外东巴经藏书里是否有东巴舞谱，这是各国东巴文化学者应予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由李霖灿带到台湾的1200多册东巴经书有很高的质量。另外，云南省图书馆及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馆藏东巴经书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整理、刊布。

二、音系失真

《全集》中国际音标注音的音系以大研镇土语为主。虽然《全集》中经书全选自丽江县境内，但丽江县境内有大研镇、丽江坝、宝山州、鲁甸、塔城等地的土语，大研镇土语只有一套浊辅音，而宝山州、鲁甸、塔城等地的土语则分为纯浊音和鼻冠音两套；宝山州土语少dz、dʐ、f等3个辅音音位。丽江县境内东巴经书基本上来自于大研镇土语区以外的方言区，而在给东巴经书注音时，又采用了这种原来经书念诵时较少使用的土语，这给经书语言音韵体系的真实性带来了损害。譬如东巴经中的自然神“署”，大研镇方言的读音为“sɿ31”，而鲁甸、宝山州土语读为“ʂv”。在方国瑜编撰的《纳西象形文字谱》中（第1902字）注音为“sɿ31”，而李霖灿编撰的《么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简称“李霖灿字典”）中（第1968字）则标注为“ʂv”。同样一个字出现不同的读音，原因在于前者是以大研镇土语为参照音系，而后者是以鲁甸土语音系为参照音系。如果在翻译中没有遵照经书出处方言来诵读，对经书原文的理解也会有误。日本学者黑泽直道指出：“在以纳西语为母语的该研究所纳西族学者中，没有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从而没能将纳西语各地方言、音韵差别作为重大问题加以把握。正因为这样，各种经典读音中的纳西语各种方言音韵几乎都被抛弃殆尽。”喻遂生也认为：“东巴经的记音，似乎多是用大研镇音系。经书收自各方，老东巴来自各地，用比较单一的音系记音，有便于编纂、阅读的一面，但同时抹杀了其方言特点，而各地的东巴经，其假形字和形声字的声符，肯定是以当地的方音为依据的。统一音系可能会使假借、形声的音韵研究因材料的失真而失真。”

三、字释阙如

东巴文字因其依类象形、突出特征、变易本形、依声托事、一字多义等造字特点，加上其书写方式并未体现出逐词记录、线性排列的语用特点，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中形成的异文特点，给东巴经文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即使掌握了东巴文字典中所有的文字，也无法读通经文。如东巴文，似为一个文字符号，其实由三个字符构成，包含十个音节的一个完整句，应读“pɯ33bv31ʐʅ33pɯ33bv31, na31pɯ33kɯ33nɯ33dʑy33”，意为“艾蒿长山先于草，纳西历史很悠久”。pɯ33还派生出“pɯ33pa31be33”一词，意为发展变化或生育；pɯ33lɯ33ʂv31mu33，指传统古规。《全集》虽然采用了东巴经文、国际音标、汉语直译、汉语意译四对照方式，但因东巴象形文字的这些特点，如果没有逐个对照东巴文字来解释经文，读者无法根据文本提供的东巴经文来准确解读经文。

对此，喻遂生结合李霖灿的翻译心得做了如下评说：李霖灿《么些经典译注六种·序》说：“在这里微觉欠缺的一点是‘字源’有时没法交代，因为么些经文用字，通假时多，只能于音值下注‘义’，字源就不能不从阙。好在我们编有《么些象形文字字典》，那上面对每一个象形文字的字源，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读者可以对照检阅。”确实，“四对照”本因为体例的限制，不可能对字源有详细的说明，也不可能指出在此处是字的本音还是变音，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把东巴经的字词分析落到实处。《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以外的“四对照”本，更难弄清楚经文中的某个字究竟对应于哪个词、哪个音、哪个义。不明字词关系，不明假借，会给阅读带来很大的困难。时时翻检字典也不太现实，而且许多内容如虚词、俗语之类，字典中根本就没有，况且现在也没有纳西语词典可用。如果说，研究历史、文学、文化借助汉语译文“囫囵吞枣”地阅读东巴经还勉强可行的话，研究语言、文字，特别是进行穷尽性的、计量的研究因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字词，仅凭“四对照”本就不行了。质言之，“四对照”本对于一般的研究者和读者，实际上还是难以使用的，应有更详尽、更完善的译注形式，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其实，在《全集》出版前，已有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注六种》（1946年）、《么些经典译注九种》（1978年），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年）、《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1981年、1984年）等东巴经文译注做出了成功的字释典范。

四、去语境化

东巴经书是根据仪式中的口头演述记录而成的口头记录文本，这从经文中大量的口语、口头程式特征中可以得到确认，也就是说现在整理而成的译注文本源于仪式口头文本。仪式与东巴文本关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同仪式决定不同的演述文本的种类、规模、内容，仪式的进程决定了经文演述的时间、次序、形式；演述文本的内容制约着仪式的行为、时空转换。另外，仪式中的文本演述不只是简单的念诵，与演唱、舞蹈、手工艺相融合，与现场受众互动共融，构筑而成为特定的演述语境。东巴经文中也有关于节奏节拍的提示符号，如表示板鼓应摇3次；表示应摇响板铃2次；表示东巴应2次抬高双手；表示笛子应吹奏4次，一般多指吹4曲、4遍或指吹4声；表示女子应吹响5次木叶，或吹奏5遍。

和志武认为，东巴为人家念经，往往是有声有色的个人和集体的唱诵表演，配上鼓点和小马锣的回音，非常动听。诵经调以不同道场而区分，在同一道场中，又以不同法事和经书的内容而有不同的唱法；并且还有地区上的差别，如丽江、中甸、白地、丽江宝山等，就有明显的差异。总体来说，东巴经诵经腔调有20多种，最丰富的是丽江坝区。从音乐本身价值来看，以丽江祭风道场和开丧、超荐道场的诵调为佳。前者除配锣鼓响点外，有时还配直笛，唱诵《鲁般鲁饶》时，一般是中青年的东巴唱诵，声音清脆轻松，节奏明快，所以颇能吸引青年听众。后者往往不用锣鼓，而是采用集体合唱方式，庄重浑厚，雄音缭绕，表现的是一种较为严肃的气氛。

但我们在现有的译注文本中并未能感受到这些演述语境，甚至对版本的背景也无从得知，如《全集》对所选经书的著述者、出处、搜集者、版本特征没有予以说明。喻遂生认为：“每本经书前，应详细记录版本学特征，如纸张、开本、色彩、装订、钞写人（若有的话，下同）、钞写时间、流传地区、入藏时间、现藏地点等，这对于研究东巴经的流传、发展、断代和分域比较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特征有的从《全集》中看不出来，有的靠读者自己去钩稽。”由此也带来了诸多对文本释读的误区和障碍，损害了文本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既有时代局限、条件不足的客观因素，也有策划者、编写者的主观因素。提出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使民族珍贵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日臻完善、科学合理。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自不待言，每一个民族的口头传统作为不可替代的一个文化的“种”，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坐标”式的参考价值。全球化也意味着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化与同质化。在现代性冲击下各民族口头传统急遽消失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如何“把根留住”依然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时代课题。当下国内开展的“非遗运动”已呈如火如荼之势，文化强国，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已成国人共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毋庸讳言，在“保护”话语背景下也存在着“破坏性建设”、遗产碎片化、过度商业化、庸俗化等不良现象。如在东巴文化的故乡——丽江，“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化渐渐远离了民间的生老病死，以“东巴”命名的旅游商品基本上覆盖了旅游的吃、住、行、游、娱、购等六大环节。《亚鲁王》成名后，也被作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工具。

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以期从方法论、操作方式上为口头传统的搜集、整理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做法。我们不仅要从学理上、方法论上批判继承前人的成果与不足，从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口头诗学理论体系，且更需要在实践层面结合自身实际，汲取国内外成功的做法，大胆探索，为我国各民族的口头传统整理多提供一些科学合理的具体操作方法，从而尽力避免留下时代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