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之文化批评的展开

中国大陆学界对文学研究做出泛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探索，展开了一场规模颇为壮观的文学艺术文化思潮。这样一来，对这十余年来文学泛文化研究的进展和演变的特征加以描述、梳理、概括、批判的工作就相应地提到了日程上来。它是如何展开的？有什么现实意义、思想维度、学理依据、策略和风格？这种“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思潮”暴露出什么问题？如此刨根究底，检视的结果却与文学精英主义者们原初的愿望大相径庭，这种思潮的文化指向与传统意义上着重于对经典文学作品加以分析、概括、升华的“经典研究”形成巨大的落差，它们更关注于流行文学、大众文化，更侧重文学文本后面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蕴含，最终呈现出与文本化、经典化了的传统文学研究分道扬镳的局面。

对于这种呈现出与文本化、经典化了的传统文学研究分道扬镳的局面，引发了文学研究与批评界的强烈反应。就连作家们也开始思考批评家缺席的严重后果了。名作家陈村就表达了面对这种忧虑之后的无奈：“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批评家哪里去了？》的文章，现在想开了，不必问他们哪里去了，随他们上哪儿去。有时批评的参与反而造成不好的结果。我向来怀疑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我体谅批评家也要吃饭。”

还有学者把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描述为两种大的发展趋向：一种是泛文化研究，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快速跟进，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与重心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等等，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另一种则仍属于文学领域内的文化研究，它把文学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来进行研究，努力克服原来审美研究的狭隘视界，扩大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对这种新起的文学研究转向泛文学化的展开，有人表达了深切的担忧。比如，有学者指出，西方的文学研究转向与中国的文学研究转向，各有不同的历史条件与发展历程，并不具有同等的意义。西方从20世纪初开始语言学转向，随后半个世纪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也就是以文学语言本身为对象进行文学性研究。20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的“伯明翰学派”、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等流派出现，新一轮文学研究“向外转”，即回归历史主义、社会学、作家传记等“外部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成为主潮，被称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的历史正是这样螺旋式地向上发展。而中国的文学理论则一直是疲于跟进西方理论：20世纪80年代“新方法热”中把西方各种“内部研究”理论介绍进来，20世纪90年代又马不停蹄地跟上西方新一轮“文化转向”的步伐，大量介绍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如今，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几乎达到了同步相应的程度。如果说西方理论研究的运行轨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螺旋式上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全方位发展，最后达到了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那么中国理论界则是在赶潮，它是跳跃式的，缺乏螺旋式上升的必要环节，并未像西方那样做了几十年“内部研究”的扎实工作，实际上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野，迅速又跳入了外部“文化研究”的视野，从“外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缺乏对文学本身内部结构的深入探索与研究这一重要的环节。应该说，对“外部研究”的热衷和倾心与中国人的思维定式有关，中国文人骨子里这种以文介入社会、介入现实的心理积淀，使他们接受“外部研究”比接受“内部研究”顺畅得多。这注定使中国研究界容易形成“外部研究”繁盛而“内部研究”萎缩的不对称局面。基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文学研究界“内部研究”的历史传统现在的确还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其根底也不够扎实稳固。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西方的形式主义诸流派呈现了颓败之像，善于追新逐浪的我国文坛，几乎又一边倒地转向“外部”的文化研究。问题很可能就是这样：该补的课尚未补齐，就又去矫枉过正了。

有鉴于此，人们就会发出疑问：能否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尚未定型为历史的当代文本进行阐释呢？学界指出了这样做将面对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二十年里，中国具有迥异于他者的语境，其间的关系立场是不是可以借用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加以厘清？其次，原本是对一段大跨度的历史文化时期做出阐释的新历史主义是否可以“大材小用”，用来解读具体文本？再次，对依旧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不断发生变化的文化现象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例如用新历史主义方法解读“（20世纪）70年代出生群体的写作现象”——会不会导致“人为的历史化”？

还有学者对“文化研究”开展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提出“读出—读入”的思考。在当今中国，人们是把“文化研究”当作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新潮来追捧，但目前对“文化研究”存在太多的误解。比如，在一些人那里，“文化研究”甚至成了用学术来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借口。有人竟然声称应该把法兰克福学派逐出文化研究的谱系，因为这个学派对“大众文化”采取了所谓“精英主义”的批评立场。其实恰恰是这种批判态度，体现出“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与其把“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论方法和一组既定的知识谱系，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批判的实践精神，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和一种权宜的介入策略。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文化研究”对当今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比如，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可用“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两个相关联的过程来概括：所谓“读出文本”是指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不能封闭在文本内部，而必须把它放置到一个更开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予以理解；但仅此还不够，所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是一个先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种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检验的话语实践，这样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读入”文学文本，仔细地观察它们在文本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以及文本对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它们发挥了何种作用。

还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作为文艺学的方法有三种含义：一是文学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反观自身。他以小说为例说明文学不过是各种文化及话语的飨宴，纯文学的研究会令自身的文化含量流失，而文化的研究就可以令其得以保存。二是对整体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的研究是文艺学题中之义。三是令文艺学受益的文化研究范围大为拓展，哲学、原始文化、人类学、各类传媒文化都是可贵的资源。文学是特殊的话语组织形式，“它既可以以诗性的元素或诗性的局部状态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媒体形式中，又可以以诗体的整体形式成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在泛文学时代，文艺学的主要课题应是：寻找文化的研究与话语的分析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结合点。也就是说，寻找既拥有现实而广泛的视野，又拥有深刻立足基点的学科领域。”这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道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当前的文学艺术界，有关文学泛文化的研究正在深入发展之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人类一般都了解到文化研究是从西方发端并引入我国的。于是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文学的泛文化研究也应该是从西方传入。如此理解看似正确，其实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

应该说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与文化研究具有许多关联性，但不是同一回事。其实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传入我国之前，我国的文学研究就十分典型地呈现为“文化研究”状态。《易经》阴阳、五行八卦、中医气功、山水、田园、纸墨笔砚，哪一样不浸润着浓郁的文化？所以说，无论西学传来与否，我们的文学研究都与文化研究密不可分。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文学研究与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关系不大了？答案是否定的。“五四”以来，我们学会了西方明确的分科知识系统后，搞得文学越来越封闭狭窄，文史哲不能互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引入，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越来越显示出相当积极的意义，为我们破除了知识分科后相互隔膜的壁垒。

明确传统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我们这里探讨的“文学的文化批评”也有标识性意义。罗钢、刘象愚将两者的分别，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四种基本倾向的不同：“①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②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③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④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这样的区分可谓提纲挈领。

总之，对我国大陆学术界出现的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显著的现实针对性。

在下面一节里，我们将先讨论一下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国内文化资源。至于国外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影响我们将放在第二章第三节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