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808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考研真题(回忆版)及详解
第一部分 古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
1.诗教
答:诗教是中国古代文论术语,专指“温柔敦厚”,语出《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中国古代儒家的诗教传统,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也就是讽谏君主时必须只能“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地揭露批判。“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2.新乐府
答: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自己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白居易继建安诗人及杜甫美刺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以诗歌来补察时政,所谓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他们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代表作家及作品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
3.变文
答: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宣传的一种说唱体长篇叙事通俗文学。变文内容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讲唱佛经故事主要宣传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降魔变文》等;讲唱世俗故事变文富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如《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伍子胥变文》等。变文对唐传奇以及宋元以后的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都有影响。
二、简答题
1.简述汉代大赋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特点。
答: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在汉代盛极一时,被认为时汉代文学的代表。
(1)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为鸿篇巨制。汉代以大为美,作为与统一王朝的宏大气势相匹配的文学体式,汉大赋也是气势宏伟,洋洋洒洒,每篇都不下千言。
(2)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主客问答”的形式是汉大赋上承先秦对话体说理文而来,汉大赋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等都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通过主客问答达到抑客扬主的目的。
(3)在内容上以写景状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汉大赋的题材多为山川游猎、京都宫殿、风俗名物等,通过广泛描摹汉王朝的山川、宫室、物产、风俗等来彰显王朝的气势宏大、繁荣昌盛,歌颂天下一统的宏伟业绩。每篇大赋都有讽谏的意味,但常常起到“劝百讽一”的作用。
(4)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汉大赋在铺陈中多采用堆砌辞藻、铺张夸饰、安排偶句、讲求声韵等手法,极尽夸张之能事,描写繁复。
2.简述晚明小品文的主体风格及形式。
答: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1)晚明小品文总体风格是短小精练、清俊灵巧而有情韵。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故晚明小品文多符合晚明文人清雅闲适的生活情调。
(2)晚明小品文创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对个人游赏生活的投入和乐于在作品中给予表现,增强了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鉴赏美的能力,提高了游赏小品的艺术价值。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耐人寻味。
(3)晚明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如张岱《自为墓志铭》以袒露的笔法写出自己年轻时“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的生活经历,客观上塑造出了一个真我的形象,不带虚浮习气。
晚明小品文的形式: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舂容大篇”相区别。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
三、论述题
1.论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时期媒介(如,纸、印刷术、报刊等)的演变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
答:文学的传播需要媒介,中国古代以至近代,文学传播大致经历了口耳相传、手抄传播、印刷传播以及报刊等新媒体传播几个阶段。传播媒介的演变对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
(1)口耳相传方式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文学最初的传播方式是口耳相传。许多被后世文献记录下来的先秦文学作品最初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的。前秦文献中的许多神话故事以及早期的诗歌都是靠“传说”及“传唱”的形式流传的。以《诗经》为例,《诗经》中的许多作品,最初都是世代传唱的歌谣,后来经过乐官之类的加工整理才被编定入《诗经》。口耳相传的方式毕竟传播范围有限,而且容易产生讹误,所以许多产生在文字之前,或者未能及时被文字记录下来的人类文明成果,比如上古歌谣、原始神话等都已经亡佚,即使后来有人根据传说加以整理记录,也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所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只适合小范围短时间内的文学传播,而且能够依靠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也多限于诗歌韵文一类,从长远来看,单靠口耳相传会导致文学传播的中断。
(2)手抄方式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文字产生之后,手抄这种文学传播方式也就产生了。我国古代手抄文学最主要的载体是竹木简和纸张。与口耳相传相比,手抄方式的出现确实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借助文字的记录,文学可以突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进行传播,而且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也不再局限于适合记诵的诗歌韵文类,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都是依靠各家学者整理记录而流传下来的。但手抄方式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手抄的形式费时费力,难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复制,这决定了“传抄”与“传阅”两种手抄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其次,就手抄的载体而言,竹木简太过沉重,不适合大范围、远距离传播,而纸张虽适合传播,但不适合保存,手抄作品由于数量有限,在流传过程中极易散佚。所以,虽然手抄方式使文学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空限制,但这一形式还是将文学传播限定在了一定范围之内。
(3)印刷术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印刷术的发明在中国文学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从印刷术出现,尤其是印刷技术成熟以后,文学传播进入了高效时代。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许多以往只能靠传抄流传的作品都被大量刊刻,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文学的传播范围,许多文学作品的传播不再局限于有能力传抄的小范围,而是以买卖的方式大范围大批量传播。明清时期大量私人刊刻书籍出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另外,印刷的出现也客观上为文学作品的长期流传提供了可能。我们目前整理出版的许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依据宋刊或明刊本。
(4)报刊杂志等新媒体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近代以来,报刊杂志等新媒体出现,这在传统刊刻印刷传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促进了文学传播。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发行方式的转变,报刊杂志具有传统刻书制度无法比拟的时效性与普及性。报刊杂志在近代以来的文学改良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新文学思想与作品都通过报刊杂志迅速传播,影响广泛而深远。可以说,报刊杂志等新媒体的出现使文学传播真正进入了平民化、大众化的时代。
2.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合具体实例,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答: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有许多由新材料而产生的新学问,就近代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状况说,最重要的新发现有两个,一是甲骨卜辞的发现,二是敦煌文献的发现。除此之外,近来比较重要的新材料还有上博简、清华简等各种出土文献。这些新材料的发现都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问题,开拓了新领域。
(1)关于甲骨卜辞的发现
甲骨卜辞由清末大臣王懿荣无意间发现,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罗振玉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甲骨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甲骨卜辞的发现直接催生了甲骨学,甲骨学的兴起对于古文字学、史学、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有极大的促进。对甲骨卜辞的研究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可靠性,也解决了许多传世文献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重新解读先秦文献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因为甲骨卜辞的发现,人们看到了出土文献对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从而出现了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1925年提出),为古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
(2)关于敦煌文献的发现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藏经洞。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此外还有大量的儒家典籍。敦煌文献中包括大量此前未见的文献,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另有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也都是从未见过的。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敦煌文献的发现被学界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敦煌文献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形成了专门的“敦煌学”。敦煌文献的发现同样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敦煌文学研究在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目前,关于敦煌文献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探究,敦煌文献依旧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宝库。
(3)关于近来的出土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考古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最近的出土文献中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上博简、清华简等。上博简是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简,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内容,其中对古代文学研究最具价值的是《孔子诗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对于研究孔子的诗学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对于《诗经》部分内容的解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上博简的发现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热点,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孔子诗论》是否是孔子所作,《孔子诗论》的可靠性等。清华简是指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楚简,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目前已经解读的清华简包括《尚书》的部分篇章,如《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等,另外还有《周公之琴舞》等等。这些整理出来的文献一经发表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将清华简的部分篇章内容与传世文献相比照,可以解决许多学界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世传《尚书·金滕》一直被认为是伪书,故其“周公作《鸱鸮》”之说也被怀疑,而清华简中的《金滕》也明确记载了周公作《鸱鸮》,这可以说是铁证如山。此外,已经解读的《尚书》部分已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清华简为史学界、文学界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也重新发现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问题。
以上所列都是近百年来发现的比较重要的新材料和由新材料而引发的新的研究热点。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新材料的辨识是一切研究的关键。对于新材料,既要辨别其真伪,又要加以正确解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对古代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第二部分 现当代文学
一、选择题
1.《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后,1918年1月起,哪些人曾经任编辑?( )
A.陈独秀
B.李大钊
C.胡适
D.鲁迅
E.周作人
F.刘半农
G.沈尹默
H.钱玄同
【答案】ABCDEFGH
【解析】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迁京,并从l918年1月号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也给该刊撰稿,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因此,1918年1月起,题干中所列之人均曾任《新青年》的编辑。
二、名词解释
1.《官场现形记》
答:《官场现形记》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为李宝嘉。内容上,它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力作,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书中人物故事多以真人真事为蓝本,以纪实性而风靡于世。艺术上,小说采用若干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蝉联而下的结构方式,适应敏锐地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需要,白描传神,尤擅长于渲染细节,还充分运用了夸张、漫画化的闹剧手法,但缺陷是冗长、拖沓,人物情节间有雷同。《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
2.《茶馆》
答:《茶馆》是老舍在1957年完成的三幕话剧。内容上,它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表现了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一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老舍从王利发、秦仲、常四爷等众多“小人物”的生活变迁的角度,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完成了对“旧社会”的批判,表达了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艺术上,《茶馆》创新地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结构方式;语言幽默,兼具悲喜剧的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中反响最大的一部,成为后来戏剧创作的典范。
三、简答题
1.19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哪?
答:“中国新诗派”,又称“九叶诗派”,产生于四十年代,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等。这一派别在艺术上的总体特征是“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主要表现为:
(1)艺术理念上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
中国新诗派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但语言意象是多样化和富于现代感的,采用自由联想的方式来组合语言意象。他们从现代日常生活中锻造语言,融注主观意志使之成为智性化的心象结构,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如穆旦诗中常见“八小时的工作与房屋”“成人世界与父母”等。
(2)抒情表达上追求客观化和间接性
中国新诗派为诗的情志寻求“客观对应物”,避免直抒胸臆、一泻到底的浮浅。他们的咏物诗在写实层次上建构象征空间,如郑敏的《鹰》《马》等,通过暗示来曲折表达。
(3)表现手法上追求“新诗戏剧化”
“新诗戏剧化”的主要依据是现代人思维的变化。中国新诗派诗人认为“要实现诗的现代化,就必须对诗的思维方式进行改造”,而从矛盾到和谐的戏剧式表现手法则可以有效地表现现代人奇异敏锐的感觉和急遽变化的思想。如陈敬容的《逻辑病者的春天》,以悖论的方式展开,熔主观感受、知识思考与尖锐的冷讽为一炉,集中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人生的矛盾与错乱。
(4)美学风格上追求“平衡美”
包括诗歌艺术与现实的平衡、表现现实与挖掘内心的平衡、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中西诗歌艺术融汇过程中的平衡。穆旦的《被围者》用艺术与内心挖掘反映现实,由一个完整的人工的圆触发诗的感性,真正表达的却是对生活或生命的理性思考。
(5)在经验方式上寻求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抽象玄思与官能感觉的统一
对“经验”的强调,是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反对浪漫主义的主观宣泄和情感中心主义,力图将体验与思辨融为一体,让“感觉”包容“思想”。这一点同他们的“新诗戏剧化”追求相一致,在意象与思想相凝合的同时将传统的主观抒情变为戏剧性的客观化处境。如郑敏的《金黄的稻束》一诗描绘了秋天的收割后的原野,静穆的稻束仿佛“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诗人由此将自己对历史、生命的沉思灌注到意象当中,在客观的描绘中完成知性与感性的融合。
2.沈从文《湘西散记》《湘西》在散文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沈从文描绘湘西风情的系列散文《湘西散记》与《湘西》,代表了他散文的最高成就。这是他抗战前后两次还乡的产物,具有自传色彩。《湘行散记》《湘西》在艺术上有着显著的特色:
(1)叙述上,条理明晰
《湘行散记》《湘西》以沅江为中轴,以“我”的见闻与行动作为叙写线索一方面叙述现实的人与事,一方面将湘西历史、地理等地域文化的背景资料加以穿插。
(2)文体上,糅合了游记、散文、小说诸种文体因素
沈从文将小说的人物对话与细节、情节描写融进散文中,使散文具有了小说的情节性和情境氛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体式。
(3)抒情上,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姿态
①描绘山川风景、民风民俗时,多采用融情入景的手法形成诗一般的意境;
②叙述、评述湘西的历史与现实时,往往是议论与抒情的结合;
③涉及敏感的政治性问题时,作者则采用曲笔。
(4)结构上,构制宏大,整散有致
《湘行散记》以还乡历程为“线”,以小船停泊处为“点”,点线相连,徐徐展开一幅幅湘西风情画。《湘西》则以地理方位的迁移——由边缘向纵深转换为叙述线,将常德、沅陵、辰州直至湘西腹地凤凰连成一体。
(5)语言上,继承传统,雅俗共赏
沈从文的语言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游记与笔记的传统,简练流畅,平和之中自有其动人处。语言简洁而澄明,典雅与土俗并存,富丽与朴素同在。《湘西》中九篇作品,几乎无一笔空疏,言简义丰。
四、论述题
1.试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创作。
答:汪曾祺是乡土文化小说的集大成者,其创作横跨40年代和80年代,以80年代为盛。其主要作品有《受戒》《异秉》《大淖纪事》等。和“新时期”以后多数小说家不同,他不涉足中长篇,也从未试图建造全景式的巨构,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原生态的“中国味儿”,其小说创作在80年代的文坛上独树一帜。
(1)思想内容
汪曾祺80年代创作的小说大多是“文化小说”,描绘了一幅幅乡土风情画。与当时许多寻根小说作家一样,他偏爱写风俗,但风俗于他却不只是点缀,他不再承担额外的社会寄托,而是使之上升到小说本体的位置,具有独立的审美内涵。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的生活抒情诗。”风俗对于汪曾祺而言是一种特定的生活内容,描写它是为了张扬生命情调与审美精神。他的作品也折射着他的哲学思想,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因此,汪曾祺的乡土文化写作摆脱了功利色彩,呈现为自然、自足的艺术存在。
他的短篇,如《异秉》等,大多取材于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对于市井平民、下层读书人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某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不无针砭和嘲讽,却不苛刻且有同情,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汪曾祺80年代的小说整体表现出了超脱的人生境界和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
(2)艺术手法
①抒情现实主义的创作心理
汪曾祺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无意掩饰人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但在风格上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形成了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在沉静的笔调中抒发了生命礼赞之情。
②叙述上的诗化和散文化
汪曾祺注重小说的文体建构,他曾自诩为“文体家”,毕生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对新时期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小说弱化情节,充满抒情的诗情画意,语言简洁明快,流畅自然,生动传神,富于节奏感、色彩美,体现出浓郁的文人气。《受戒》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采用随意漫谈、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塑造了诗意的、充满梦幻色彩的空间,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纯朴的民俗。
③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以小见大。《受戒》以两个小人物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纯洁、朴素的爱情为主线,通过日常的琐碎小事,赞美了江南水乡的风俗美、人性美,表达了作者“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3)文学史意义
①小说自身审美功能的回归
“十七年”小说和之后的小说承担着沉重的社会功利效应,主题、题材、人物、格调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缠绕着中国当代作家。《受戒》的出现则取消和颠覆了小说创作的社会功利性,使得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小英子和明海所做的并不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是内心世界的朦胧爱恋,是缘自人内心的希望和梦想。汪曾祺把它写得那么美、那么精细,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其中,品赏欢娱。
②观念上的平和疏散和叙述上的平淡
1980年代的整体情绪特征是“激情”,汪曾祺却以平和散淡的心态和舒淡平和的叙述话语同这个时代来开了距离,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叙述文体、感觉方式和生存方式。汪曾祺用平淡的叙述营造了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围,使《受戒》这部小说在1980年代初显出“格式上的特别”,这个独具审美品格的文本意味着一种独具风格的小说文体样式,一种关于小说观念的更新,在以后的影响中可以看出这种小说样式启发了许多人的写作。
③抒情小说传统的接续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受其影响颇深。沈从文在处理题材的方式、叙述方式、精神气质等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了废名的影响,两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废名和沈从文存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人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这条不被人注意的文学暗流曾经中断或出现空白,汪曾祺的出观延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而且,汪曾祺以他的小说创作实绩影响了当代一批小说家和小说潮流,如“寻根文学”,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
④成熟的小说文体典范
当前,专心经营短篇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少,短篇只成为小说家偶尔为之的“游戏”。像汪曾祺这样专心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写作而颇有成就的人简直是少而又少,不仅如此,汪曾祺把这一小说样式赋予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语言、结构,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如散文化的小说,平淡的叙述方式,简洁准确的语言,“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虚实相生的氛围,等等。
总之,汪曾祺80年代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其创作观念是对当时和当下小说创作功利化追求的反驳,是多样化审美境界的开拓。
2.简述“白话文学史观”的基本内容并评论。
答:(1)“白话文学史观”
在胡适的理论建树中,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文学思想的基本架构。胡适的这一理论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而特别关注语言形式问题。但是,胡适并不把文学形式的革命看作单纯的形式嬗变,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所以他将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视为文学革命最迫切最实际的举措。l916年,胡适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具体提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其关键是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l918年,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
“白话文学史观”则是胡适为了强化“白话文学”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在中国传统文学继承中寻找根据所提出的文学史理论,是胡适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估。1923年胡适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主张对过去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清理,吸收精华,弃其糟粕,他把这工作也看作是新文化与文学建设的一部分。胡适从事“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写有《白话文学史》(上卷)和关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的考证论著,都是力图做对传统文学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性工作。胡适文学史观的出发点是文学进化论,强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这一规律,指出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他提高白话文学的地位,认为古文是“死文字”,将先秦至唐宋的文学发展看作是一个民歌逐渐主流化的过程。
(2)评价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重要理论之一。
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话文学史观”有力地论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五四前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和白话文的创作实践。
②但它过于强调时代性、应用性,将文言文打为“死文字”,将古典文学打为“死文学”,严重割裂了新文化与旧文化间的历史传承性,单线的白话文学观,严重否定典雅文学的审美情趣,突出强调新旧文学之间的变异性、断裂性,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带有激进主义的整体性否定和反叛态度。
③他将先秦至唐宋的文学发展看作是一个民歌逐渐主流化的过程,也是以进化论观照文学史而将文学发展加以简单化叙述的结果,站在今天的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重新思考、打量,会明显发现胡适对古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没有给予足够的考察与重视,遮蔽了一些并不很涉及现实社会而更专注于个人情感抒写的作家和作品(如正始诗歌、李白)的文学价值。
④胡适以“托古改制”的立场和实用主义、进化论的观点阐释传统所得出的学术结论有诸多偏颇,但其借鉴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在文学的历史观念方面获得的科学的自觉性,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还须提及的是,胡适受实验主义影响,在治学方面,包括对传统文化与文学史研究方面,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所说的“假设”,是指研究中科学的预见性,不是主观预测,是以实验证明作为关键的一环的;“假设”的提出与实验证明是一个推理过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离不开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交互运用,应当说是有科学性的。胡适还以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来印证和丰富他所理解的实验主义,他自己从事的古代文学考据工作,就明显运用了带有“朴学”实证色彩的实验主义方法。从学术方法上讲,胡适这方面的主张不仅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史研究。
总之,文学史的发展并不如生物进化那样简单明了,古代语境下的白话在与文言文的较量中实际上一直处于劣势,并未取得主流地位,白话的主流化进程与近代传媒的发展、普及和文学革命的倡导有关,胡适的文学史观无疑反映出当时文学革命倡导者为“白话文学”正名的焦虑,因而其文学史叙述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与功利色彩,但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文学史观也确实为白话文的主流化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3.试论迟子建小说创作。
答:迟子建是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大多以东北农村小镇乡土故人为追忆和书写的对象,用独特的体验构建出一个异彩纷呈的瑰丽世界,描绘了一幅幅奇异的北国风情画卷。代表作有《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树下》《原始风景》《晨钟响彻黄昏》《雾月牛栏》等。她宁静而又理性的创作态度在当代女性作家中极具个性,其小说创作有以下特征:
(1)小说创作的视角
迟子建在小说叙事策略的选取与意义表达上采取了儿童或者少年的叙述角度,以此作为切入现实世界的依据,体现了她在一种纯真心理状态下对于生命的体认。同时,她又以女性特有的心智结构以及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通过对日常细碎事物的描摹,在对自然诗意生命本能的眷恋与追寻中展现人物丰富而敏感的心里世界和挣扎的脆弱的灵魂,从而使艺术视角穿越历史回归到心灵本真的境地。
儿童视角作为一种叙述视角,在作家这里形成了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即使是一些与儿童生活无关的作品,迟子建也喜欢选择将一些具有儿童气质的弱者或傻子作为叙述视角,使得作品充满一种浓郁的童话色彩与天真淳朴的气息。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雾月牛栏》中的主人公痴呆儿宝坠,是个未长大的少年,他在文本叙事进程中与儿童视角有大致相同的功能。
(2)小说创作的风格
迟子建的小说充满了地域色彩与自然之美。从迟子建的众多作品里我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那股东北人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古老黑土地上所散发出的芬芳。作家引领着我们重返质朴丰润的大自然,让我们多一些面向自然,敞开心扉,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宽厚的关爱,同时也体验到与自然共存的莫大喜悦。让我们乐观地对待这个美好的世界,以平和的心境去看待生死与功名。迟子建在对民间的持续关照中特别看重那里的风俗和神话传说,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有对民间习俗的精彩描绘和对民间文化的真诚书写,她对它们有种特别的迷恋和信仰。
在作品《白雪的墓园》中“我”与父亲的相见,那种感觉何等真切,“每到腊月二十七我们便到墓园地请父亲回家过年,非常喜欢的父亲也会在家里通宵逗着小外孙玩,直到大年初三我们再把父亲送回去。”作家把失去亲人的悲痛化作另一种情感表达,在这里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有的只是脉脉温情的流注。人的生命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人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人间情爱是不会改变的。那片黑土地上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生命的奇迹,丰富着自己的情感体认。大自然的精神启示着人的生命意识,这一切都在作家的作品里得到有力的彰显。
(3)小说创作的立场
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坚持民间立场和女性立场,充满了底层关怀。她以一个纯真女子的目光去打量小说里女主人公的命运,去讲述那些令人心酸的故事,运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和修辞策略,在单纯明快的童话情结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
这在她一些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原始风景》里美丽泼辣的二姨,“做的饭菜把整整一个家庭的人都弄的饱嗝连天”,娇憨、任性的小姨小鱼在父母的宠爱下无忧无虑,自有一番别样的天真和质朴,但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悲剧的宿命。从这些场景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理早已渗透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植根于人们思想意识的深处,它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对女性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认同和肯定,也束缚着女性自我独立人格的完善和发展潜力的开掘,并成为导致女性主体丧失和悲剧命运形成的根本原因。
总之,迟子建的小说创作采取了儿童或者少年的叙述角度,充满了地域色彩与自然之美,坚持民间立场和女性立场,因而成为当代小说界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