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学环境与文学规范

2.1　复习笔记

一、“遗产”的审定和重评

1．背景

进入当代文学时期，重新审定中外文学的作家作品，对它们的性质和价值做出新的判断，是面临的重要任务。这关系到文学规范所依循的基本尺度，也关系到当代文学“资源”选择（借鉴、吸收、改造、排斥的对象的区分）的问题。

2．重评的范围

重评的范围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等方面。其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具有优先的紧迫性。

（1）苏联文学的译介

在50年代初，把对“国际革命文艺”、尤其是苏联文学的译介，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表现为：

①主要的文学报刊和文学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旧译和新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

②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50年代苏联重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社论、专论，也得到及时的翻译出版。

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被作为当时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件。

④此时期还出版了许多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毕达可夫作为“苏联专家”于北京大学对来自全国各院校的文学理论教师讲授“文艺学引论”，把苏联当时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批评方法输入中国。

（2）西方古典文学的译介

在50年代，对西方古典文学的翻译出版也有较大的规模，其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三四十年代。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

（3）对外国（西方）文学的态度

50年代，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西方）文学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是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对外国文学有限度的肯定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则：

①以时间而言，主要限制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

②以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是一个衡量的标尺。对于20世纪外国现代文学，则以政治倾向为准绳，只译介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或“进步的”，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例如英国的萧伯纳。

（4）五六十年代的译介工作

在五六十年代，那些“值得”译介、阅读、借鉴的作家作品，并不处于同一等级，等级划分不仅表现在不同作家，也表现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上。

①作家方面

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好的作家能够深刻揭示社会本质，指出理想的前景。例如：

a．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中，巴尔扎克的地位高于左拉，因为后者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在揭示生活的“本质”上存在缺陷。

b．区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使得具有“革命性”的雪莱、拜伦受到赞扬，而济慈、华兹华斯相对受到冷落。

②作品方面

a．评价古典作品经常使用以下几个标准：

第一，思想艺术上的“典型化”程度；

第二，对劳动者的表现的程度；

第三，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揭发程度。

b．评价外国文学的“等级”划分：

第一，五六十年代，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复活》获得更高的评价；

第二，罗曼·罗兰的《欣悦的心灵》被看做是比《约翰·克里斯多夫》更重要，更有高度的作品；

第三，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认为高于他的《毁灭》；

第四，对聂鲁达只翻译、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主题诗作。

二、刊物和文学团体

1．文学团体概述

在50～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国家对于作家的管理，主要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实现，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的分会，是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惟一组织。

2．中国作家协会

在中国文联所属的各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最为重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艺运动的开展、文艺政策的实施、文艺决议的颁布，都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

（2）中国作协的性质、机构组成和功能，既继承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是以苏联作家协会为仿效对象。

（3）中国作协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的领导与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它可以看做垄断性行业公会与政治权力机关的“混合体”。

3．中国文联和作协对文学发展的领导

中国文联和作协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领导和直接介入下，发动、推进了一系列的文学运动和批判斗争。

（1）“决议”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联、作协对作家作品和文学问题，常以“决议”的方式，做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

（2）文学期刊的增加

5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的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办的“机关刊物”，尤其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

三、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

1．文学批评性质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50到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批评主要成为体现政党意志，对作家作品、文学主张和活动进行政治“裁决”的手段。文艺批评承担了规范的确立与实施的保证。

2．文学批评的“功能”

一方面，文学批评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加以警示、打击。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毛泽东形象地将之概括为“浇花”和“锄草”。

（1）浇花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学批评应予遵守的“基本的批评标准”，并把它划分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项。有关文学作品优劣，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鉴别的活动，经常引出是否“真实”，是否表现生活“本质”，是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

（2）锄草

当毛泽东和文学权力阶层认为某一作家、作品，某种文学思潮、现象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文学路线产生严重损害时，批评便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3．文学批评权力结构的建立——“读者”的加入

读者的反应是文学批评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批评所引入的“读者”概念只是作为权力批评的一种延伸。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是被构造出来的，通过加工群众意见，或者捉刀代笔，权力者实现了对文学批评活动的控制，加强了批评的“权威性”。这是为使文学走向“一体化”的保证。

4．当代文学批评的成就

除了文学论争批判运动的作品，当代文学批评也有部分优秀成果，例如，茅盾、魏金枝对于短篇小说及创作所作的评论；何其芳、卞之琳关于新诗问题和新诗创作的评论。

四、作家的整体性更迭

1．更迭的定义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文学“转折”的征象之一，是在文学整体格局中作家、作家群在位置上的大规模更替。四十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延续延安文学传统的进入本时期文学的“中心”位置。

2．更迭的原因

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展开的作家、文学派别类型的划分。

3．更迭的表现

（1）写作“权利”受限

此情形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作家”身上。例如活跃于40年代的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王辛笛等，受到有意的冷落而“自动消失”。这些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各种限制的作家，在当代往往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担任大学教职。

（2）“中心作家”边缘化

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在文学观念、生活经验、艺术方法上与当代文学规范的距离，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期望适应、追赶时势而跨上新的台阶。50年代前期，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广泛有过自我反省的行为。例如郭沫若、巴金、老舍等。

（3）政治、文学运动罹难

“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当代的“流失”，还有一种情形，即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学运动中的罹难者。例如胡风、路翎、鲁藜等。

五、“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

在50年代中后期，当代已经出现能体现此时期“文学主潮”的作家群，他们成为此时期的中心力量。根据这一期间权威文学批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各种会议对创作的评述，以及中国作协主持的阶段性文学状况总结，可以确认这个时期“中心作家”的大体范围。

1．主要作家作品

在五六十年代，被看做是体现此时期文学创作实绩的主要作家作品有：

（1）小说

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杜鹏程《保卫延安》等。

（2）诗歌

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雷锋之歌》，李季《玉门诗抄》等。

（3）散文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东风第一枝》，刘白羽《红玛瑙集》等。

（4）话剧

老舍《茶馆》，曹禺《明朗的天》，郭沫若《蔡文姬》等。

2．“文化性格”的新特征

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性格”具有以下新特征：

（1）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趋势。

（2）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做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3）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

3．中心作家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1）作家隶属于某一机构，不存在“自由撰稿”，享受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

（2）文学机构本身建构了政治权力模式的等级，提供各种职务以供分配，作家从政治权力职务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占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