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和全球化视野的双重观察：
立德乐和他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周 勇 惠 科
英人立德乐是第一个充当开路先锋入侵四川、重庆的外国商人，是第一个在重庆设立洋行经营商贸的外国人，是第一个亲自率船开通川江航道驶抵重庆的外国人，是在四川和重庆近代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西方第一人。这部《》（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由立德乐亲笔撰著， 1888年在伦敦出版。这是一部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考察备述无遗的著作，向我们展现了这位英国商人第一次踏入重庆的历程和他的见闻，也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现了 130年前的重庆城市面貌和重庆人的精神风貌。
一、我对立德乐重庆事迹的接触与研究
我最早接触到立德乐的事迹大约是在 1980年夏天。那时，我在四川大学读书，从这年春季学期起，由胡昭曦先生教我们学习隋唐两宋史。当时，胡昭曦先生正在整理《圣教入川记》，准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圣教入川记》是由天主教川东教区主教古乐东撰写的，它记载了明清以来天主教进入四川的历程。在 20世纪 80年代，那时候国门刚刚打开，学者们对洋人在川的事迹不甚了了。因为川东教区设在重庆，因此胡先生嘱我调查了解古洛东及其撰写出版《圣教入川记》的情况。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费了很大劲，几乎是无中生有地挖出了古洛东和他的《圣教入川记》的前世今生，写成一篇大约 2000字的报告，向先生交卷。虽然只是一个轮廓，还比较肤浅，但胡先生还算满意，在正式出版的《圣教入川记》中，特别提到“七九级同学周勇”云云。正是在这个暑假，我第一次知道在重庆近代历史上有一个洋人叫“立德乐”，做了不少在重庆历史上“第一”的事情。而这次对《圣教入川记》和古洛东的调查，也成为我学术活动的起点。
或许认为我孺子可教，在此之后，胡昭曦先生便开始指导我这个尚在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写学术论文。早在 20世纪 50年代，胡先生在川大读本科时，就曾研究过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作为他的毕业论文主题。但因毕业后学校安排他转攻中国古代史，这个研究就中断了。他非常希望我能继续研究这个课题。所以，我就在胡先生的教导下继续着他 20多年前的研究课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又把我推荐给了以研究四川近代史，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史而著名的隗瀛涛先生 他也是胡先生本科时的老师由他来继续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在隗瀛涛先生门下，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我完成了《重庆开埠史稿》一书，于 1982年底内部出版，1983年《重庆开埠史》正式公开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英国强迫重庆开埠的历史过程、法律依据、开埠标志、影响作用，展现了西方列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对四川的侵略，揭示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出现，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政党的成立与运动等。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建立蜀军政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以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立德乐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四川的先锋，开辟川江航道，夺取川江航权，在重庆开办工厂，从事贸易的历史。这些史实较多地是从 1964年印行的《重庆工 商史料选辑》 [1]中引用立德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 [2]的内容而来。我感到，这部书对于重庆近代历史乃至于中国西部的历史，实在是太重要了。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立德乐的原著，把这部书翻译出来，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深入地进行下去。
1983年我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回到重庆工作。这一时期，改革和开放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历史学研究进入了从复苏到逐步发展的新时期。重庆也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大城市，实行经济计划单列。我在重庆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在隗瀛涛先生指导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重庆史的研究，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重庆纪事》《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1949）》两部著作。到 1986年，又加入到隗瀛涛先生主持的国家“七五”期间重大项目《近代重庆城市史》的研究团队之中，担任学术秘书。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四川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协议。 1988年，密大历史系一个中文名叫魏茱棣（ JudyWyman）的女博士候选人来到川大进修，从事重庆近代社会变迁研究。这是川大历史系对外合作的开始，因此学校非常重视，成立了以隗瀛涛先生为组长的指导小组。先生嘱我也参与其中，负责在重庆接待魏茱棣，给她介绍重庆历史，尤其是帮助她搜集资料、寻访人物。这个“洋学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学人，她热情开朗执着，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重庆，孜孜于 100年前晚清重庆历史。她刚来重庆时，中文不怎么样，讲话也结结巴巴的。而我的英语口语比她的中文讲得还差，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说汉语，偶尔夹点英语单词。她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语言环境，入了中国近代史这个门。大约呆了一年，她就回美国去了。
1988年 11月，她又来到重庆，一问，还是来查阅资料，继续她的博士论文写作。原来，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非常宽松的，先在学校呆一段，然后外出工作，一边挣钱，一边申请课题，一边继续研究，完成博士论文。她来重庆后送给我两件礼物，一件是 1972年由中国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立德乐的名著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另一件是由法国传教士华芳济（ P. Francois Fleu. ry） 1899年在重庆写下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就是著名的《华司铎被虏记》，还是公开发表时的法文原件版。这可是研究中国近代教案，尤其是大足余栋臣教案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呀！我真是如获至宝。
这一时期，魏茱棣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原来她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学习中文口语和古汉语，当时她已经能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近代的巴县档案了，因而我们的交流完全可以用汉语进行，几乎没有障碍。她告诉我，她找了一份带旅游团的工作，既挣钱，又可常来中国查资料。后来，她到重庆住了好长一段。她的钱也不多，不能老住宾馆，于是我介绍她住进了重庆若瑟堂的招待所。若瑟堂是原法国天主教川东老区的本堂，现在是重庆市天主教三自爱国会所在地。当时那里没有暖气，重庆的冬天阴冷潮湿，北方人都受不了，何况一个老外。但魏茱棣坚持下来了。那段时间，我带她考察重庆旧城那些老地方，尤其是与教案有关的地方，蹇家桥、小什字、七牌坊、佛图关、大梁子……魏茱棣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她甚至交上了川剧演员朋友。由于这个原因，她与我爱人、儿子甚至我的父亲都熟悉起来。我们也成了研究近代重庆历史的合作伙伴。
从拿到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 na起，我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随即便请我的爱人郭金杭女士和重庆师范大学的谢应光教授分两头翻译这部著作；请我姐姐周敏翻译华芳济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翻译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便停滞下来。原因是，那时的出版社要自己找饭吃，对此类学术价值极高，而市场效益平平的著作，没有谁愿意接手。这样，周敏翻译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以单行本内部出版的方式印制出来，供学术交流。而立德乐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则没有译完，未能面世。这也成为我的一块心病。
在此之后，立德乐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曾被译为《扁舟过三峡》，编入一套地理丛书出版过。不知何种原因，其译文一是内容不全，二是翻译不准确。因此，我仍盼望能推动一部完整准确，可用于史学研究的中译本问世。
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010年，我在宣传部工作，与新闻出版局联手，推动设立了由重庆市政府资助出版的专项资金，这给那些社会效益很好，而经济效益平平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几年来，出了大量的好书。 2015年，重庆市文化委在做“十三五”期间出版规划时，我提出了《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的选题，该选题旨在将我 30多年来搜集到的，近代以来外国学者、作家、政治家、记者、军人撰写的有关山城重庆的著作翻译出版，从全球视野观察、解读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我的提议得到了项目评审专家的一致赞成，这套书便由重庆市文化委列入重庆市“十三五”出版规划资助项目。立德乐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则成为这套丛书的第一个选题。但时过境迁，我的爱人因冗务缠身，翻译工作就只能仰仗谢应光教授独自承担了。现在，这本书即将问世，了却心愿。这离我知道此书快 40年了；离我拿到此书，也已经 30年了。
二、立德乐和他的时代——英国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觊觎与考察
立德乐是西方列强的开路先锋，他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19世纪中叶，继东部部分沿海城市陆续对西方国家开放后，长江上游广阔的市场、丰腴的物产以及繁庶的人口，又成为了列强竞相逐利的场域。长江上游的西部市场是英国日思夜念的，尤其是四川省，而其门户重庆更是首当其冲。 1864年，英属缅甸驻上缅首府曼德勒的代表威廉斯（ C. Williams）谈及：“四川人口约 3000万，拥有约 12个第一流的城市，据寓居八莫的中国人告诉我，四川生产丝的量和质都高于其他省；出产的茶叶也属上乘且产量丰富。同时，还有大黄、麝香等各种药材以及在云南曾经发现过的多种矿产。 ”[3]“1872年，英国的商会联合会写建议书要求扬子江上游对外国轮船开放，以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 ’”[4]而川东的重庆是整个西部物资集散的中心，在西部的经济发展链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引起有英国人的注目。在华的英商团体经过一番考察指出，重庆作为四川省的心脏，“各类外国商品、金、银、铜、锡、铅、煤、白蜡、麻从此地运往各地。重庆是拥有 50万人口的纯商业城市……该商业中心向外国贸易开放，会产生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 ”[5]在 1869年时，上海的英国商会曾选派了两名代表从长江上溯到重庆，搜集有关中国西部商贸的所有信息。应商会要求，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凯佩尔（ Admiral A. Keppel）还令两名海军军官陪同考察长江航道。[6]从 19世纪以来，英国就掀起了一股“游历”中国西部的热潮。尤其是 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准许“洋人”进入中国内陆，更成为外国人踏入中国内地游历、考察、传教的保障与凭证。此后，大量英国人渡海远道而来，溯江而上，踏进这片少人涉足的陌生疆域游历、考察，他们身份各异、目的多样，有的是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有的是探险、游历，间接地向世界传递出西部的社会信息。他们常将沿途的见闻诉诸笔端，回国后到处演讲，并以日记、游记等形式出版发行，扩大影响，也为我们今日进行学术研究留下宝贵的参考资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毕晓普女士（ J.F.Bishop.F.R.G.S.），其身份为英国作家、探险家以及第一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女性院士。她在 1898年对中国西部进行了历时 15个月的实地考察，其中对长江上游和当时的四川重庆地区的山川风貌、人情风土、社会环境，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说明。甚至强调“绝对不要忘记长江上游是中华帝国最富裕省份（四川）巨额贸易的唯一通道，它的面积大约与法国相同，人口估计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 ”[7]言语之间透露出重庆在这位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对中国西部贸易的关注。
毕晓普女士的西部考察是从 1898年 1月开始的，乘坐一艘约 20吨的平底小船，历经过险滩、恶浪、峭壁，听过峡间风、猿哀鸣、鹤之唳后，于6月顺利抵达重庆城。 3日短暂的逗留，使她在日记中不舍地写到：“在我最后的旅程中，离开重庆是我所经历的最大遗憾”。[8]
从游记中我们发现，毕晓普女士最关注的莫过于重庆城的经济状况。她认为重庆是“中国西部的商贸的首都、清帝国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当发现重庆城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石灰资源时，还想象着如果把这种煤炭带回英国，一定会给蒸汽机提供极好的动力。此外，她还在游记中记录下重庆完善的商业机构。“中华帝国有八个省的商人都选择在此设立商业行会组织”。作为西部地区外国商品批发的唯一市场，重庆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整个四川省的贸易情况。重庆商贸发达的影像印刻在毕晓普女士的头脑中，给予她深深的触动：“我们正希望在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城市，取得支配性的优势。 ”[9]
当然除毕晓普女士外，从 19世纪至 20世纪初，曾在长江上游及重庆地区游历、考察过的比较著名的英国人还包括： 1906年出发前往四川及其以西部地区游历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海卫副司法行政长官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0]1908年从上海出发，沿长江上溯到过重庆的英国记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埃德温·约翰·丁格尔（ Edwin John Dingle）；[11]还有如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 Emily Georgiana Kemp）、谢立山（ Alexander Hosie）、威廉·约翰·吉尔（ William John Gill）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论述。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到四川、重庆及长江上游游历的英国人其活动并非简单的畅游山水、舒展心怀，而是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从事了大量的对华考察工作。他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川江的航行、西部资源以及商业贸易状况方面。他们的大部分日记、游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或出版。这些实地的考察、调研的忠实记载，无一例外地加深了大英帝国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这当然与英帝国对华扩张的趋势相关联，可以说在这些人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观察、记录背后，包含了为大英帝国商业利益服务的意识。
而这一时期，最值得记录并深入研究的是英国商人、冒险家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Archibald John Little），和他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立德乐 183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是近代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冒险家、商人、作家，先后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在华期间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1859年来华； 1862年在新开放的口岸城市九江开设了自己的公司；两年后，在上海合并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Latimer , Little＆ CO；而后出于对长江及四川、重庆地区的兴趣， 1884年他购置了一艘小型蒸汽船，取名“ Yi-ling”（“夷陵号”），用在冬季时航行于汉口至长沙一线； 1887年，他又在格拉斯哥购置了一艘汽轮“ Kuling”（“固陵号”），妄图上驶长江上游，因中方反对而落空； 1890年他在重庆创办了立德乐洋行，经办土货出口与洋货进口业务； 1891年他又设立了一家外资运输公司 重庆有限转运公司； 1893年设立利川保险公司，主要经营重庆至宜昌之间“挂旗船”的货物运输保险和船舶保险； 1898年他购置了一艘汽船“ Lee-chuen”（“利川号”），在上海装配完成后驶向长江上游，最后抵达重庆，实现了汽船成功驶入川江的目标； 1902年，立德乐与士绅丁运鸿等人在重庆合资开设通学书报局； 1904年，立德乐成立华英煤铁矿务有限公司，由此取得五十年的煤铁开采权。 1907年，立德乐因故返回英格兰， 1908年 11月逝世，享年 69岁。
立德乐一生著述不少，主要有：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Mount Omi and beyond、The Far East、Across Yunnan、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12]上述关于立德乐生平事迹可参见： Archibald John Little : 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1910.；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第 52—53页；汪敬虞：《立德和川江的开放》，《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 4期；王珏麟：《英商立德乐：重庆利川保险公司之父》， http://shh.sinoins.com/2014-11/14/content_135290.htm，2017年 6月 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未刊）：6-6-2346，《英国领事函送刘绍周窃立德洋行盘碟》卷， 6-6-2396，《英商立德洋行禀费兴发等拖欠银》两卷。
其中，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出版最早（ 1888年），知名度最高，在国外几经再版发行。伦敦的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公司于 1888年初版。十年后， 1898年，该书的第三版发行。与第一版相比，第三版新增加了两章内容。与此同时，作者将第一版第 1章“ The Physiography of the Yang-tse Valley”（“长江流域的地理特征”）调整到第三版的第 12章的位置，与“云阳新滩”“轮船首航长江上游”构成一幅较为全面的长江流域图景。
三、立德乐对长江流域的考察
立德乐的“西部之行”是在西方全球扩张的背景之下进行的，注定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怀着强烈的商业动机的。他凭借专业的地理知识，对长江流域的上下游都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察，包括流速、航道、河谷、险滩以及岸边的动植物资源等，逐渐揭开了蒙在长江上的神秘面纱。
立德乐在书中首先介绍了长江与中国各区域间的关系：“河道约 3000英里长，由西向东穿过这个国家，可以说把中华帝国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 8个省份位于其左岸，同等数目的省份位于其南边；只有两个省份（安徽和江苏）部分地横跨其两岸。”其次，他发现了长江的一个奇特之处：长江同发源于西藏高原东部的萨尔温江、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不同，它们是沿着山系的主要走向，在向南的河道中流进了印度洋和交趾中国海。而长江在到达云南大理府的附近，突然向后弯曲，向北流动，横穿重重大山，归于东海。所以，在流经地势影响下，长江三分之二的部分是在连续的深谷中，河道的下游部分构成余下的三分之一。在这里，河谷开阔，江流穿过一片冲积平原。众多的大小险滩又成为长江从重庆到宜昌之间近 500海里的航线上的障碍。 [13]清人吴焘多次入峡出峡，发现“瞿塘、巫山、西陵三峡相连，绵亘几七百里，其中滩石最多，不可指数。 ”[14]立德乐也曾目睹了大量险滩对行船所造成的障碍。
在 1898年春季，立德乐随“利川号”上驶重庆时，发现“ 327艘帆船停泊在新滩下游的江段上，或者是排队等待上行，或者是把船上的货物转运到险滩上游的另外的船上。所有冒险通过这险滩的船只甚至连船上设施都要搬下来，尽可能减轻船的重量”。而这一情况，“一直要持续到夏季涨水消除了落差才会停止”。时间上的消耗，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折损。帆船的弊端使得他更加坚信轮船航行川江的必要。他同意一些冒险家的观点，即“这些激流险滩是蒸汽动力可以克服的”。例如，对近岸河道中大量存在的岩礁，轮船可避开江岸，在深水中疾行。因此这些问题对于轮船来讲，都不成为问题。[15]
他对长江流域的考察，还拓展到两岸植物、生物资源。因为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这一区域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植物非常茂盛。随便走到一处峡谷，便可看见山茶、中国菊花、秋海棠、向日葵等植物。至于林业资源，在四川普遍可见上等的林木。他发现了大量桐树的存在，指出桐树可以产出一种非常优质的油，实用价值很高。 [16]尤其在云阳县，桐油是土物大宗，甚至形成了与本地山货不同的商帮。光绪年间常有“外国公司贩运出口，驻万立行店，县城亦设分行”。[17]
此外，长江流域的渔业资源、农作物、经济作物以及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因篇幅所限，立德乐“只能匆匆简略地概述一下”。通过这个“概述”，他想表明，“在这个广阔的地区仍有很多东西需要观察”。而这个“观察”，不仅是物资问题，还有其他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18]
因此，面对这条充满险阻、又充满无限商机的当时中国东西部唯一的交通通道，立德乐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强烈建议英国对此进行考察、调研，而这“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扩展他们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 [19]。
四、《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中的旧日重庆影像
《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是立德乐依据其 1883年“自中国沿海大都市上海到西部商业大都市重庆旅行期间所记的日记” [20]写作而成。关于写作目的，作者在序言中说：“在英国国内，人们对中国这个‘如花似锦的乐园’抱有很大的兴趣，但又对中国及其财富、国力和作为盟国的价值抱有错误的观念。因此，把我对这个国家的考察记录奉献给世人是十分必要的。 ”[21]书籍虽然冠以“游记”之名，实则是一份对中国西部，尤其是重庆地区周详调研、考察的“舆情书”，在当时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可以从书中包含的丰富内容中，进一步窥探近代重庆社会的历史以及当时经济社会的真实面貌。
立德乐于清光绪九年（ 1883年） 2月中旬，中国除夕之日，乘船离开上海，前往长江上游游历。他途径汉口、沙市、宜昌，于 3月 18日进入著名的长江三峡。五天后，到达了重庆东部的巫山县。后经夔州（今重庆奉节县）、云阳、万县（今重庆万州）、忠州（今重庆忠县）、丰都、涪州（今重庆涪陵区）、长寿，在 4月 7日抵达重庆城。逗留二十来天后，在 4月 30日离开返回汉口。作者在书中较为详备地记载了他在重庆的见闻，我们透过这些雪泥鸿爪，可以了解到百年前重庆这座山水之城的社会风貌和“外来人”对此地的印象与观感。且就其着墨较多，又较富“特色”的近代重庆“影像”进行一番细致的展示和说明。
（一）重庆的城市面貌
一座城市的风貌，大致可以从居住在此处的人和构成的景观两方面来观察。这在立德乐笔下都有所体现。在还未踏上这片“炙热”的土地时，立德乐就听闻生活在那里的人“具有在沿海省份接触到的那些中国人所缺少的男子气概和良好的教养”。船行至巫山县时，他发现人们尽管对外国人感到好奇，却“不失礼貌”，日记中写道：“在东部省份，人们用‘洋鬼子’这个词来指外国人，但四川没人知道这个侮辱性的称呼，这使我很感高兴。”而且“从这以后再没有听见有人叫我‘洋鬼子’”。作者经过一路的感受和体验，认为这里的人民比起中国沿海和中部省份来讲，性情更加温和、更易接触[22]，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重庆人”颇具好感。
重庆城留给立德乐的最初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4月 7日，立德乐终于到达目的地巴县，也就是当时的重庆城（今重庆市）。他写到：“在由嘉陵江与长江汇合而形成的高高的砂岩半岛上，坐落着四川省的商业大都市 重庆城。”船还未舶岸时，遥见朝天门码头“一队队苦力忙着装卸庞大的船队”，呈现出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与他“多日来看见的安静的荒野的自然景色”形成鲜明的对比。[23]“繁荣”“热闹”“富庶”是重庆留在立德乐脑海中的最初印象。而后的考察活动也证实了这一认识。
爬完长长的石梯，穿越古朴的城门，重庆的面目向这位洋商一一显露。从“游记”内容来看，他对重庆城繁盛的商业状况尤其上心，充分利用时间对此地的商业能力进行一次快速的考察。首先，与渝城商人在白象街 重庆的银行家和批发商聚集的主要商业街道 就一些商业问题进行了“初次交谈”，并为此次自由的交谈感到很高兴。而后，相继访问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发现“来自遥远省份的商人们都聚集在这个帝国的商业大都市中”。同时，还对龙门浩一带地理位置开展了考察，认为此处是“外国租界的最佳场地”。时隔 4天后，参观了渝城商贩董先生的煤矿，发现“这些工程建造的规模相当大，跟湖北省煤矿的可怜的地洞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推论出“这个省份是格外的富足”。在 4月 24日这一天，立德乐横穿了整个重庆城，观察到渝城实际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商行和主要的衙门都在下半城，而传教机构、游乐园和外国领事馆则在上半城” [24]。这一番“考察”活动在 30日这天结束。总之，立德乐作为一位商人，其目光所及自然与经济相关，而重庆繁盛的经济情况正合其心意。
重庆的游历活动给立德乐留下深刻的、较好的最初印象：百姓相比较其他通商口岸显得有礼貌、有素质，交往气氛融洽；其城区是西部最富饶的区域，尤其是巴县经济繁盛、商人云集，“正焦急地等待着租界的开放” [25]。这番游历、考察加深了立德乐对重庆的认知，为他之后的“事业”投下长长的影子。
（二）繁盛的罂粟栽种
立德乐在旅途中发现，重庆几乎全境都有罂粟的种植，不论是田间还是陡坡，白色的罂粟花随处可见。作者不厌其烦地进行书写和介绍。
最早能看到罂粟的地方是万县，他惊叹：“第一次见到种在地里的罂粟”。等到忠州境内，发现“整个长长的河谷都种着美丽的罂粟。”在涪州，罂粟播种的广泛程度更是令他吃惊，“江两岸的小山和后面的大山一样种满了罂粟。几乎是山坡上每个可能的地方都有种植。 ”[26]恰逢这一年，刘光第抵达涪州时，也发现此处“农家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胡、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才有，日用则桐油外，皆罂粟油也。 ”[27]作者还在重庆城郊发现鸦片和大麦、大豆等一类的农作物混合种植在山坡上，很多地方形成了谷底种水稻，而山坡上种鸦片和烟草的农业种植模式。 [28]早在 19世纪 70年代英国人贝伯尔（ Edward C. Baber）进入四川境内时，就发现这一区域罂粟“栽种尤盛”。[29]此刻的立德乐也感叹“中国西部省份大范围地种植鸦片使每一个旅行者大为震惊”。[30]罂粟在四川得到广泛的栽种，最直接的诱因是其较高的经济收益。重庆当地的一位种植者告诉立德乐：“罂粟种子可以提炼出油，用燃烧罂粟茎秆产生的灰烬可以生产出染色用的碱液，大量的罂粟叶子可以用来喂每个中国人都饲养的猪。 ”[31]对于经常受天灾人祸威胁的底层百姓来讲，罂粟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依赖罂粟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成为晚清民众收入的大宗，故而广泛种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更是进一步刺激了鸦片的种植。有学者估算，四川一亩地用以种植罂粟的货币收入，比栽培玉米、豆类多出大约 2.3—39倍。[32]利益的驱使，必然吸引民众的投入热情。清人何嗣焜的《入蜀纪程》中留有川东罂粟“盛况”的记载：“川东无处不种罂粟……凡山林碻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33]如立德乐所见、所闻，川东地区罂粟栽种的普遍程度，几乎是每到一处都可瞥见罂粟花的“倩影”。
近代中国突遭凌辱，乃由“罂粟”肇端起衅。立德乐游记中对罂粟的描写，采用的词汇诸如“美丽的”（beautifully）、“闪闪发亮的”（bril. liant）、“芳香的”（balmy）等多用于对美好事物的描绘，透露的是一种欣赏、喜欢的心情。作为一位英国商人应该是深知鸦片贸易是如何给近代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即便如此，他并不吝惜对罂粟的“赞美”。而且还因为人们较多地使用罂粟的英语名称，感到厌烦。或许正如他在后文所言，“跟它（鸦片）对身体健康的直接有害作用相比，我认为更糟糕的是浪费在它上面的金钱和时间”。[34]这是其商人特质的表现。
（三）刺眼的妇女小脚
清代中国妇女在身体上最显著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过于那双“三寸金莲”。在中国历史上，这被长期作为对女性审美的评判标准之一。
四川地区缠足之风尤厉。据考，四川的“天足”情况，“仅冕宁、邛崃、大邑、西充、南部五县有之”。[35]清初的重庆府领 3州 17县，即便清末也领 1厅、 2州、 11县， [36]均无一处有“天足”的存在。立德乐在云阳县一院落里初次遇见一群衣着华丽的缠足妇女，他描写到：“她们都是小足，但看起来气色很好”。作者对于缠足的第一观感，是与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相联系。之后的事例也证实了他对缠足引发健康问题的关注。初到重庆城，立德乐得到了煤矿主董先生的接待。书中有对董家人员构成的介绍，在介绍董家的女性时他写到：“小女孩们长得很漂亮，穿着也很艳丽，但可怜地拐着缠过的小脚亦步亦趋地行走”，为此流露出些许的怜悯之情。我们看到，以上两次有关缠足现象的记载，立德乐只是就其观察进行简单的描述，并未过多阐释或者评说。随着之后接触的频繁，他的反感、憎恶态度跃然纸上，并对此进行言辞激烈的鞭挞与斥责。一日立德乐与接待他的董先生前往乡下考察煤矿，途径一座庙宇，见一老太太因缠足导致走路十分吃力，立德乐的神经受到刺激，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虽然我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但我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极其丑恶、极其痛苦的，对妇女脚的折磨。我只能希望某个像旧时的征服者一样的君主，登上王位发布一道敕令，宣布取消这种毫无道理的、折磨一半人口的做法。 ”[37]举凡文字，皆表达了他对中国妇女缠足这一陋习的愤懑与谴责。这种“情绪”的来源，或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思考：一是英国妇女从不缠足，更不以此为美，即英国无此习俗。且从医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对身体施加的“酷刑”，自然招人反感；二与西方的宗教观或有一定关系。西方教会强调：“吾人身受上帝创造” [38]“身子是基督的肢体”[39]，因此不能有损坏。这与古代中国男子信奉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40]的伦理道德观相似。
就“缠足”问题，立德乐同煤矿主进行过专门的探讨。针对缠足带来的痛苦，煤矿主表示作为父母也无可奈何，原因就在于这是习俗，是“风尚”，“任何拒绝这样做的家庭都会被社会排斥，他们的女儿会得不到体面的婚配。”这句话中肯地指出了缠足之风盛行的重要驱动力 婚姻。古代女性多依附于男性而生存。一段好的婚姻就意味着好的生活，婚姻主导了她们的一生。立德乐亦不得不承认，“社会环境的力量过于强大了。……需要不可抗力来打破习俗的束缚。”他在书中提及的“不可抗力”，指的就是依靠国家的权力与威势。 [41]国家强制性干预手段，到清末时出现， 1902年清廷下达谕旨要求除去缠足的积习， [42]并有一个从劝谕到禁止的过程。宣统元年（ 1909年）二月，四川巡警道发布禁止妇女缠足告示：“意在改良风俗，尊重妇女的资格，……无论官绅商民眷属，尽都在限期内把脚放了，并无一人受罚，损了名誉，再推及各厅州县，果然全省的妇女，个个都不缠脚，那外省禁止缠脚社会的章程，我们四川也可以不仿办了，从此体质强健，女德女工，愈见发达，不但四川人是幸福，实为我中国前途的幸福，大众须要凛遵，毋违此谕。 ”[43]
五、立德乐记述的西来福音传播
立德乐的关注点并不仅停留在中国“在地”的问题，也注意近代重庆面临的外来势力 西方宗教。在重庆滞留期间，他与重庆城里各国传教士有着较为频繁的往来。 [44]书籍中的相关内容，着重记录了两方面的情况。
众所周知， 1858年《天津条约》成为西方宗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转捩点，各传教团体以此为契机纷纷向中国内地扩张教力。据中国台湾陈银昆教授的统计，同治五年（ 1866年），单四川一省的天主教徒就达6.8万人，占全国天主教徒总数的 18.7%，居第二位。 [45]而地处川东的重庆城，教众亦是甚众。 1868年 6月，杨格非（ Griffith John）与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去往重庆游历，发现“在这个省里，罗马天主教徒数量十分庞大，重庆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重庆目前有三千或者四千名信众”，于是杨格非进一步说“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四川省。我希望我们能以基督的名义占据重庆，在这里建立第一个新教团体，并由我担任首位新教传教士。 ”[46]立德乐的第一次重庆游历，时在 1883年，教会的势力在渝已经有了更进一步发展。他在书中记录了西方各主要教会团体在重庆的据点。这包括：美国卫理公会、中国内地会、伦敦会、公谊会、苏格兰教会和美国圣经协会以及罗马天主教会。作者谈及天主教会是最早来的，也是最重要的，单是在重庆的教徒就超过 3000人。 [47]关于天主教传入四川的时间，至迟在明崇祯年间。《圣教入川记》云：“大明崇祯之纪念，即耶稣降生后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酥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到 1641年时，已吸纳 30人为信徒。[48]可知，四川是西方传教团体给予厚望的省份。至光绪十四年（ 1888年），全省天主教教众达 82879名，次于江南两省和直隶省，占总数的 6%。[49]而清末重庆地区的传教士达 76名，皈依西教人数为 1.8万，信徒人数约占当时重庆地区人口的 0.26%。[50]传教士来渝不单局限于“传经布道”，各种形式的活动也是次第开展。以立德乐曾拜访的中国内地会为例，该会为英国新教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 19世纪 60年代创办，宁波为在华传教的第一站。光绪三年时（ 1877年）内地会的传教士贾美仁（ James Cameron）、尼乔治（ George Nicoll）才进入重庆旅行布道。[51]立德乐观察到他们除了传播教义，售卖《圣教》等宗教书籍外，也注重利用西方知识和技术取得中国人的认同。例如，从事医疗活动，为中国民众提供疾病诊治服务；租用房屋，开设男童学校和女童学校，开展教育活动。[52]为了扎根于中国的乡土社会，学校、医院等媒介是接近并影响中国民众生活的可行手段。重庆的教堂、西式医馆、学校等机构数量就十分可观。据史料记载：“忆自各国通商以来，准于各省设立医馆、教堂，川省则惟渝为最。通计各属，约有数百余所。 ”[53]针对内地会在渝城的各种活动，立德乐特别提到了他们的医疗服务行为。 4月 26日，立德乐与渝城的一位广东商人聚会，宴席中一位中国人谈及曾专门去内陆传教团爱德华兹医生处就诊，医治他的“眼疾”。[54]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总结早期在华的传教经验，深有感触：“唯有开设医院最受人民欢迎。 ”[55]所以，内地会比较注意在华的医疗服务功能。就整个四川而言，“内地会之药房最多，皆设立于无教会医院之地。 ”[56]此外，美国卫理公会也曾在临江门石板街设立宽仁药房一座，共设有九间房以容纳病患。 [57]近代西方各宗教团体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足跡遍及华夏大地，即便是偏居西南腹地的重庆也迎来传教士的大量进入。
“游记”在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教会在中国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更多是趔趄而行。有关西方传教士在渝的“尴尬”处境，立德乐通过较多的文字作了说明。在拜访惠勒博士时他发现，惠勒的妻子和女儿们都不愿意走出住所，因为在当地人眼中，“欧洲女人仍然是很稀奇的。”又如，在 4月 10日这天的日记中，立德乐曾写下招待他的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当地人遭遇“偏见”的事例。作者在拜访了中国内地会后，更是发现，“没有一个处于中国上层社会的人允许这些传教士踏进他们家门一步”。[58]“稀奇”“偏见”“抵触”，透过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了解到了近代重庆民教间的龃龉与嫌隙这一不争的事实。更甚者，立德乐还列举了近代重庆历史上两次“著名”的民教武装冲突案例，进一步说明在渝传教士的处境及重庆人对外国人的敌意情绪，是由传教士们所引发的。 [59]究其缘由，立德乐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只要“中国人把传教士看作是（西方）政治代理人，传教士们就总是不会得到中国统治阶层的真诚欢迎。 ”[60]这一看法，大概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认识。恭亲王奕在 1869年英使阿礼国（ Rutherford Alcock）回国前话别时讲到：“把你们的鸦片烟和你们的传教士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61]对于重庆城里传教士与地方社会间的认同障碍，立德乐指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来华传教士的组织、派别多样，不同的组织又秉持不同的传教理念及不同的传教方式，容易引起中国民众思想混乱；（二）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习俗的差异。立德乐凭借他对中国人的了解明确指出：“他们（中国人）自己的伦理体系是建立在孝顺和习惯之上的，运作良好。（传教士）推翻这种伦理体系的努力……一开始就会产生很多危害。 ”[62]以上两点，也都可以归为“信仰”问题。
“信仰”问题的确是引发近代中国教案的重要因素。此外，传教士依仗“条约”保护，在华也做出不少出格的事情，从而引起华人的仇视情绪。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重庆府在转发给巴县衙门的札文中透露，“各国传教士遇事生风，恫吓官长，收招无赖莠民以为爪牙，包揽讼词”，由此生乱的史实。[63]
通过对相关内容的解读，可以发现立德乐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较为客观，他看到了“民教冲突”中传教士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重庆城里五方杂处，人情浮动，百姓又喜造谣言是渝城民教发生嫌隙的重要诱因。四川总督文光曾指出：“川省风俗嚣凌，民情浮动，蔑视禁令，甘蹈刑章，习与性成，相率犷浑，而川东一带较之他属尤盛”。[64]给事中吴兆奎更是明确强调：“川省民教相争之案，以重庆一属为最多”。[65]譬如，光绪年间，重庆境内就发生奸人造谣传教士拐卖孩童的事例，县衙为此“剀切示谕，俾人各释疑团”，解释到“各国传教士劝善为先，其次通商买卖，亦以信义周旋。……各在与人相安，岂肯妄为其事”。[66]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巴县牧令国璋也多次发布告示、禁令，要求地方监保随时稽查，防范不安之徒造言毁谤、妄加欺负传教士。 [67]诸此事件，不一而足。
当然，立德乐在重庆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局限于通过一本游记介绍、描述他所观察到的近代重庆的社会概况，也不在于他对此发表的看法和观感。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通过自身的冒险行为，加快了中国西部由传统向现代的榫接过程。
六、近代重庆历史潮头上的冒险家立德乐
1876年的《烟台条约》，中国被迫又开放了几座城以便英国扩大在华贸易。英国迫使中国开放口岸的计划是包括重庆在内的。但在《烟台条约》中重庆却并不在开放之列，而是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 ”[68]英国的开埠重庆计划，因为中国以川江航运障碍为借口而搁浅。只取得了“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的特权，留下了重庆开埠的一个前提“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要实现重庆的开埠，就必须首先实现宜渝之间的轮船通行。所以，川江的通航成为了重庆开埠的前提条件。 [69]开埠重庆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打开重庆大门的路径却清楚了，那就是破除川江航运障碍。立德乐不遗余力地鼓吹经营川江，扫除障碍。他在书中提出：“我们目前进行的贸易还不到我们应该寻求的十分之一。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中国本土占第 17位”。在不少阻碍因素中，交通被认为是阻碍对华贸易的首要困难。[70]根植于对商业利润追求的欲望，立德乐为了解决西部的交通问题，便投身到开航重庆行动中。
1883年，他开始了乘船从上海到重庆的航行。经过沿途的考察，不仅加深了他对发展西部贸易的信心，更是坚定了轮船通航的决心。在书中他直呼这是“多好的开启轮船运输的机会啊！”对于汽船上驶重庆的可能，他坚持认为“如果满足必要的条件，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一艘功率强大的轮船”。经过一段时间的筹画、安排，轮船第一次试航川江的幕布逐渐拉开。在取得部分支持者的经济资助后， 1887年，立德乐在当时英国的造船中心格拉斯哥订购了一艘载重约 500吨的实验轮船，取名“固陵”号。轮船经解体后运抵上海，于 1888年装配完成。 1889年 2月 23日，“固陵”号驶抵宜昌待发。此行的目的在于使其往上游航行到重庆，然后依据《烟台条约》“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的条款，迫使重庆作为通商口岸向外国开放。[71]尽管英国公使华尔身（ Sir John Walsham）就此次试航特意照会过总理衙门，“请照《烟台条约》给发准单并转饬地方官员沿途弹压保护”，仍遭到中方婉言拒绝。 [72]立德乐本人也曾亲自到天津拜谒晚清重臣李鸿章希望能获得支持。然而李鸿章告之，险滩林立，断难畅行，轮船航行必然“碰碎”，“力劝勿往”。[73]川江航运上的船工们得知此消息亦是大肆反对，他们担心自己的生计因此受到威胁，引发了阵阵骚动。[74]由于中方的坚决反对，加上立德乐感到英国政府“拒绝以任何方式向中国人施加压力”[75]，从而导致这次试航计划终究搁浅，川江上并未出现汽轮的身影。
光绪十四年（ 1888年），英国政府就轮船上驶重庆的问题再次同清廷交涉。同年十一月，在总理衙门致川督刘秉璋的函中可知清政府已允给“准单”，但鉴于《防碰章程》未定，虽有准单，轮船仍旧不准上驶。 [76]此后，中英双方继续谈判。在宜昌的谈判中，立德乐作为英方的代表之一全程参与谈判事宜。 [77]谈判过程中，中方试图以经济手段来暂时压制西方的扩张步伐。李鸿章谈到以“姑求十年无事”，“官商情愿吃亏，勉凑十二万，买其船栈”，十年后再议轮船上驶的问题。[78]即支拨十二万两白银，买下“固陵”号，以此阻止汽船的上驶，从而延缓重庆开埠。无奈，英国政府不愿，坚持轮船要上驶川江，开埠重庆。[79]双方就此又展开新一轮谈判。谈判的最终结局是，中方答应开放重庆。 1890年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80]对于立德乐个人而言，中方最终以重金买下了他的“固陵”号以及拥有的码头、房产，后转售于招商局，他为此是小赚一笔。重庆虽因条约而开放通商，但在运输方式上，《续增专条》规定：
“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即可通商但不可行轮，川江仍由帆船“主导”。至于何时行轮？条约明文载：“一俟有中国轮船贩运货物往来重庆时，亦准英国轮船一体驶入该口。 ”[81]此约之用意如总理衙门所言：“其权操之自我，但使中国不自用轮船入川，彼自无所借口。 ”[82]鉴于重庆开埠的目的已经达到，川江行轮一事便搁置下来。
1895年，这一年对于立德乐，或试图构建“帝国梦”的西方各国而言意义非凡，中日缔结《马关条约》，重庆再向日本开放，这预示着长江上游从此向全世界开放。
强烈的利益诉求，使得立德乐敏锐地嗅出其中的机会，遂以此为契机，向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 Sir Chaude MacDonald）表达了再次试航川江的提议，公使承诺全力支持。[83]为什么英国政府愿意支持一位商人的诉求并为之承担风险与责任？最易被忽视、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此举与英国的立国历史和巨大利益紧密相关。有学者指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大英帝国的构建过程是由私营企业家而不是国家或国王完成的。 ”[84]1897年，立德乐在上海订制了一艘载重量为 7吨的双螺旋桨小轮船“利川号”，由于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中国政府不但不敢阻拦，反而还派出炮船和士兵等护送。因此，立德乐自任船长与大车，利用长江枯水期间开始川江轮船运输的处女航。[85]1898年 1月 15日，“利川号”从上海出发，溯江而上。有了本国公使的外交斡旋以及前文提及的他对长江流域及周边亲身的实地考察、调研，使得他对川江复杂的水道、水流、险滩、风向等情形有了较为熟悉的认知，即使沿途险滩，均雇佣纤夫拉纤过滩。这次顺利的航行，立德乐可谓期盼已久。一个多月后， 3月 9日清晨，一艘飘扬着“米字旗”的、靠蒸汽发动的铁甲船 “利川号”，经历万险千难缓缓向朝天门码头靠来。在渝的英、美、日领事早已组织中外人士 50多人，乘船前往迎接。重庆地方政府则遣炮船张灯结彩，于江中列队等候，向“利川号”鸣炮致意，以示祝贺。
“利川号”只是一条 7吨小轮，无法担负宜渝航行运输的任务，只能在重庆江面拖带小船，转运货物，一年后即返回上海。但是“利川号”试航重庆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川江航行权的完全丧失，同时它极大鼓起了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川江的狂热情绪，迅速掀起了新的侵略高潮。
同时，立德乐试航川江的成功，也意味着万国汽轮争流川江的局面即将开启，预示着中国西部无限的商机向世界敞开。如他本人所言：“一旦建立了定期的轮船交通，轮船所承载的巨大运输业务，将给居住在西部大港的外国居民带来巨大好处。 ”[86]跟随立德乐率“利川号”首航， 1899年 5月，英国炮艇“山鸡号”和“山莺号”到达重庆。 6月，英商轮“先行号”从宜昌出发，以 72小时航行 400英里抵重庆。[87]立德乐的举动不仅极大地扩展了英国的“世界贸易网”，也带动了中国西部交通方式的重大变化。
（一）从近代英国的角度看
立德乐对财富的追求始终与英帝国构建商业梦的意图紧密编织在一起。 1883年的“固陵号”推动了英帝国开埠重庆的进程； 1898年“利川号”试航的成功，预示着英国梦寐以求在西部“通商行轮”的目标全部实现。实际上，立德乐扮演了英国向近代中国西部扩张道路上先锋者的角色。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及威慑力，依旧没能通过外交或者战争手段立马实现以上目的，反倒借助他这位商人的力量促成了。当然其中有相当复杂的因素，但立德乐的“助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立德乐这位英国商人、冒险家的行为，其表是在追逐个人商贸嗜欲，其里却助力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霸权梦。
（二）从中国的角度看
首先，立德乐试航川江的成果，带来了近代长江航运的最大变化，即轮船的产生和发展，“单一的木船运输进入轮木船并举的新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近代港口、码头、船舶修造以及近代的船政、航政等新式事务的纷纷出现， [88]中国西部航运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以上都将影响到民国初年华轮的兴办，甚至影响到抗战期间因人员、物资入川带来的四川航运业的短暂繁荣局面的出现。其次，轮船能够在长江上下游自由、成功地航行，将加强中国东西部城市间的联系，一条依附于长江“黄金水道”的近代中国沿江城市经济带呼之欲出。此外，西方的文明也借机进一步传播到中国的西部，加速这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综上，从帆船到汽轮，从“驻寓”到“开埠”，这段经历，不仅是英国全球扩张政策实现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朝代荣辱兴衰的一段真实写照。以上种种皆同立德乐这位外国商人的活动相契合、关联。由此看，这进一步提醒我们，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考察历史时，生活在历史场域中的个体的作用，也是不能被轻易忽视的。
七、关于立德乐《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的翻译
本次翻译的版本是依据原书的第三版，即魏茱棣送给我的那个版本，这也是当下国外出版社较为青睐、常用的版本。我们通过对英译汉相关原则的把握，对书籍包含内容以及学术性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将这个中译本的名字定为《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关于本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情况，目前仅见云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 2001年、 2016年两次出版发行。其书名均翻译为《扁舟过三峡》，由黄立思 [89]翻译（简称“黄译本”）。 2001年的版本，被收入耿升、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大探险丛书》中。除去导言、后记等内容，正文共计 11章。 2016年的版本，收录在张昌山、耿升主编的《行走中国丛书》中。针对后一版本，译者交代是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著第三版翻译而来。全文共计 13章，每章的标题、内容较 2001年的版本有所变化。比较明显的是，增加了“壮观的‘新滩’”一章的内容和增添了原书中保存的插图。
值得一提的是，黄译本着眼于地理探险，因此用历史学的标准来衡量，翻译上就多有睱疵，或内容不全，或译文不准。这就为本书的翻译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
相比较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黄译本，谢应光先生的译本（简称“谢译本”）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书籍内容完整。他将英文原版书籍中的所有内容全部译出，包括注释，绝无省略不译之处。如原书第 84页有作者关于孟良梯（ Meng-liang ti）相关内容的介绍，而黄译本对此只字未提，致使该书的完整性受损。第二，书籍翻译的准确。原书中多处提到“ Kwei chow”，黄译本将其统统翻译为“归州”。仔细阅读此书就会发现，上书中的几处“ Kwei chow”分别指三个地方，即归州（今湖北秭归）、夔州（今重庆奉节）和贵州。根据立德乐的航行情况以及对所到地方的描述来看， 1883年 3月 24日，作者抵达的应该是夔州府，而黄译本将其翻译为“归州府”，明显是对区域历史了解不足所致。此类翻译上的纰漏不只一处，不一一例举。
此次的翻译工作由谢应光教授担纲，他在重庆师范大学从事英语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多年，对重庆历史掌故又十分熟悉，故而，谢教授尤其注重对重庆古今地名的考究。他不仅大量翻阅古籍以核对立德乐书中提及的地名，而且多次实地考察，以求翻译的准确与无误。因此，谢译本的质量是有很大保障的。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会成为当下及较长时段内国内最为完善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 ern China的中译本。
2018年 7月 18日
[1]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1964年内部刊印。
[2]立德乐的这部著作即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引用者曾将其翻译为《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后本书以《扁舟过三峡》为译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次再版将其译为《》。因此，本文在提到历史上的这部书时，凡不是特指，统一使用该译名。
[3]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41，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114。转引自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46页。
[4]［英］伯尔考维茨著：《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译，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 133页。
[5]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5，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57。转引自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46页。
[6] Alexander Hosie, M.A.,F.R.G.S.，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u-Ch'uan, Kwei-chow, and Yun-nan，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LTD， 1890，p.217.
[7] J. F. Bishop, F.R.G.S，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 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London: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2010，p.138.
[8]J. F. Bishop, F.R.G.S，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 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London: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2010，p.500.
[9]J. F. Bishop, F.R.G.S，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 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London: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2010，p. 490.489.499.496.
[10]［英］ R.F.约翰斯顿著：《北京至曼德勒 四川藏区及云南纪行》，黄立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11]Edwin J. Dingle，Across China on Foot，HongK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Publishing，2007.
[12]①
[13]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53.259.255.
[14]吴焘：《游蜀后记》，国家图书馆分馆编：《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第 6册，线装书局 2003年版，第 2816页。
[15]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77.
[16]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P.264—265.
[17]《云阳县志》卷 13，《礼俗中 ·商》，《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53册，巴蜀书社 1992年版，第 118页。
[18]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68.269—270.
[19]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82.
[20]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reface.
[2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reface.
[22]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31.79.135.
[23]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33.134.
[24]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36.153、202.171.191—192.203.
[25]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71.
[26]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04.117—118.128.
[27]《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地集》，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110页。
[28]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86.
[29]郭嵩焘着，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卷 19，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572页。
[30]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93.
[3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95.
[32]周邦君：《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东瀛探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3期。
[33]何嗣焜：《存悔斋文稿 ·入蜀纪程》（民国六年武昌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卷 75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 59页。
[34]⑤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18.193.
[35]徐珂：《天足考略》，姚灵犀编：《采菲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页。
[36]周振鹤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42、443页。
[37]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00.146.185.
[38]《保师母与年会议论缠足信》，《万国公报》，1875年第 320期。
[39]《新约全书附诗篇》，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发， 1986年，第 453页。
[40]胡平生译注：《孝经译注》，中华书局 1996年版，第 1页。
[4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06.208.
[42]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年版，第 4808页。
[43]四川省馆藏巴县档案： 6-6-0648。
[44]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39、P.154、P.158.
[45]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 1860—1899）》，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38、 53页，注释 43。
[46]R. Wardlow Thompson，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New York:A.C Arm. strong & Son，1906，PP.228—229.
[47]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72.
[48] ［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4页。
[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5辑（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1977年，第 20—22页。
[50]隗瀛涛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42页。
[51] 林美玫：《信心行传 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第 87页。
[52]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58.
[53]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 1984年版，第 261页。
[54]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11.
[55]林美玫：《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 1865—192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8页。
[56]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87年，第 474页。
[57]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6-6-2329。
[58]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40.147158
[59]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65
[60]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56.
[61]董守义：《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19页。
[62]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55.145.
[63]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6-6-2355，《重庆府札知巴县奉各宪咨翰林院陈秉和奏各国洋人传教不遵约章申明条约》卷。
[6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 6辑第 2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1980年，第 1277页。
[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 2册，中华书局 1998年版，第 737页。
[66]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6-6-2302，《重庆府札巴县长寿县近有奸人迷拐幼孩以致民轻信生端饬将发下告示》
[67]四川省档案馆县档案： 6-6-2701，《巴县对英美等国在渝城的租界教堂医馆教士滋生事端》卷。
藏巴。
[68]《大清国大英国会议条款》（这是俗称《烟台条约》的正式名称），1876年 9月 13日，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FO 93-23-9。
[69]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4页。
[70]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3.4.
[7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67.283.285.
[72]《照录重庆通商条约》，《申报》，1890年 8月 10日，第 2版。
[73]顾廷龙、戴逸编：《信函七》，《李鸿章全集》卷 35，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页。
[74] 盛先良：《川江航行之起源及其经过》，《新世界》，1933年第 25期，第 6页。
[75]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85.
[76]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 78，文海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450页。
[77]《宜昌近事》，《申报》，1889年 1月 10日，第 2版。
[78]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 79，第 1472页。
[79]顾廷龙、戴逸编：《电报二》，《李鸿章全集》卷 22，第 512页。
[80]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FO 93-23-13。
[8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 553、 554页。
[82]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 82，第 1515页。
[83]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87.
[84]［英］约翰·达尔文著：《未终结的帝国》冯宇、任思思译，中信出版社 2015年版，第 63页。
[85] 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 46页。
[86]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300.
[87] 《重庆海关 1892—1901年十年报告》，转引自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7页。
[88]江天凤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页。
[89]曾电话咨询过云南出版集团，由于无法联系到责任编辑，故没有获得译者的具体信息，但据工作人员告知本书可能是外边专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