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关键词：尊王攘夷/践土会盟/问鼎中原

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的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东周时期。周东迁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夺取霸主的地位。“春秋五霸”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同的说法，较为主流的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

齐桓公首霸

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山东省境内。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后来迁都到临淄（今山东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鱼盐工商，使得齐地“人物辐辏”。至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即位，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前645），名夷吾，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国君之位时，管仲曾用箭射伤桓公。桓公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时”“相地衰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迅速国富兵强，为以后开创霸业积聚起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春秋五霸争雄的壮阔画卷。

为配合称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弱的诸侯国。首先，周王室虽日益衰微，但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尊王”的旗号能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较弱诸侯国发动进攻，谁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自然就能受到拥戴。所以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公元前664年，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全盛时期疆域范围大致为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西一带），燕庄公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自率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齐国率军救邢。公元前660年，北狄伐卫（今河南淇县），卫仅剩遗民五千余人。接着，北狄于公元前659年再举攻打邢国，齐、宋、曹三国军队救邢。齐桓公“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因而名声大振，各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结盟。

齐桓公崛起后，原本附属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等国军队击溃追随楚的蔡国，遂进而伐楚，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迫使楚国承认错误。最后两国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会盟。这次讨伐，齐虽未胜，但使楚的北进计划受到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内）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三十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晋文公的霸业

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燮改国号为晋，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对晋和中原的交往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较弱，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地区。至献公时，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与中原诸侯会盟，已经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

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前636～前628在位）素有贤名，曾因内乱而在外流亡19年，先后流落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结好，登上君位，时年已62岁。他重用赵衰、狐偃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公称霸主要是由两件事奠定的。一是“勤王”。文公即位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都城，流亡逃难。次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勤王，晋文公除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外，还提升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二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国，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未开战前，主动“退避三舍”（古制三十里为一舍）。最后晋联合秦、齐、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镇）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周襄王也被招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的新任霸主。

孟子说《春秋》是“其事则齐桓、晋文”。桓公死后，齐国霸主地位紧随着就宣告结束，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维持到春秋末期。

秦穆公霸西戎

秦本嬴姓，原是东方部落，周初西迁，最后到达今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后占据岐西，德公始迁至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逐渐强大，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展开争霸活动。秦、晋通过联姻，关系密切，但因两国接壤也常有矛盾。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乘晋丧派兵东向袭郑，但被商人弦高所骗，误以为郑有备而退兵，行经崤（今河南洛宁）遭晋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由于实力不如晋，秦屡与晋战都难以占到便宜。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进要塞——桃林塞，即后来的函谷关，于是秦穆公转而向西，吞并戎狄，壮大实力。史称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当然，秦穆公并未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限于西戎地区。与东方各国相比，秦国社会要落后和野蛮得多，秦穆公死时就用177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奄息、仲行和鍼虎都在殉葬之列。终春秋之世，穆公以后至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上佳的表现。

楚庄王问鼎中原

楚是长江、汉水流域的蛮族国家，传说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西周时主要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区，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北），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强盛起来。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伐郑，当时郑为楚的仆从国，楚出兵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宋军本可以乘楚军渡河和阵列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但宋襄公不知乱世尚力，拘泥“古道”，硬是要楚军渡过河摆好阵势后才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宋军惨败，宋襄公迂腐的“仁义”争霸成为千古笑柄。这时的楚国已能与北方的强国相抗衡。到楚庄王（前613～前591在位）时，任用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开始北进称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姜戎，兵至洛水，观兵于周疆，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庄王竟询问起象征王权九鼎的大小和轻重，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尊王”和“勤王”的旗帜已经倒下，取代它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伐。

公元前597年，楚围攻郑，晋出兵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北），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5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公元前575年，楚攻郑、卫，晋以郑附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共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展开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逼郑，使郑背楚向晋。这时晋的势力略胜于楚，晋悼公复霸成功，但晋也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原争霸接近尾声。

吴越争霸

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提出“弭兵”的建议，即建议各诸侯国间停止战争。晋、楚、齐、秦四强国表示同意，霸业由晋、楚两强平分，齐秦两国地位超然。接下来的40年，中原各国间军事冲突较以往明显减少，争霸的战场转移到东南吴、越地区。吴、越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两国逐渐发展，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

公元前515年，阖闾登上吴国王位，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员（即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扩充军队，加强战备，制定“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联合越国挟制吴国，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国就此展开长期的争霸拉锯战。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进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北）。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阖闾急忙抽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公元前497年，越王允常病逝，吴王遂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军惨败，阖闾伤重不治而亡，其子夫差即位后立志复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越都。勾践采纳范蠡提出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并用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大夫伯嚭，要他从中斡旋。在成功麻痹吴王后，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于3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为灭吴积累力量。为了让夫差放松警惕，勾践向夫差进献美女西施、郑旦，同时用重金收买吴国大臣。公元前482年，夫差率领3万精兵北上会盟，勾践趁机挥师进入吴国都城姑苏。这时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击姑苏，连杀7名来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勉强当上霸主，然后急忙回国向越求和。

公元前473年，勾践大举伐吴，围困姑苏时达三年，最终灭掉吴国，迫使夫差自杀。之后，越国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勾践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

《孟子·尽心下》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据史书记载，春秋近300年的时间内，被灭掉的诸侯国达50多个，战事近500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450余次。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结，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众多弱国的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族群间的接触与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暴行和灾难，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