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文明的兴盛与衰亡
关键词：城邦/奴隶主/公民政治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4世纪
长达400年的“黑暗时代”后，希腊半岛上的文明逐渐复苏。这时候，很多城市或市镇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它们和四周的农村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一城一邦，这就是古希腊特有的城邦。伴随着城邦的兴起，古希腊逐渐由原始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
卫城是雅典以及全希腊的一颗明珠，位于雅典的最高处，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全城。
城邦的建立
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地理上看，希腊半岛面积不大，躺在爱琴海的怀抱里。岛上绵延纵横着很多山脉，地形崎岖，小块的平原分散在山脉之间。这样的地理环境不适合建立统一的大国家。同时，半岛上土壤贫瘠，不适宜种粮食，只能种一些葡萄、橄榄之类的经济作物。如果建立大国家，将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养人口。于是，人口相对较少、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邦便成了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
古希腊人并非“土著居民”，他们的祖先来自于多瑙河下游和巴尔干半岛一带。起初，祖先们拖家带口，迁往自己向往的福地。他们走走停停，有人留在了希腊北部安家立业，有人继续南下，最后在希腊中部和南部的狭长平原地带停留下来，繁衍生息。邻近的几户人家联合起来，互助劳动，并一起保卫家庭的安全。在祭祀的日子，他们就一同聚餐分享祭坛上的食物。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越来越多，聚落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城邦。
古希腊人在几百年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城邦。最早建立城邦的是小亚细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希腊本土的雅典和优卑亚岛紧随其后，然后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再后是希腊中部和北部。同时，绵长曲折的海岸线给希腊半岛带来了很多优良的港口，适合出海航行。古希腊人踏上海船，扬帆远航，将城邦制度带到了足迹所及之处，海外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子城邦。
每个城邦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祭祀圈，共同崇拜一个神灵。中心城市是城邦的政治和社会中心，执政官的府邸和办公地点就设在这里。城市的中心是卫城，往往建在山丘上，是神庙的所在地。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城邦都有中心城市，斯巴达城邦就完全是由农村组成的。
小国寡民
保守估计，古希腊至少建立了450个城邦，比较著名的有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米利都、麦加拉等。城邦面积一般比较小，其中最大的斯巴达面积约有8400平方千米，雅典约有2500平方千米。除了这两个城邦之外，其他的城邦要小多了。比如克里特岛的面积和斯巴达差不多，岛上却有将近100个城邦；希腊中部的弗里斯面积只有1600多平方千米，却设置了22个城邦。更有甚者，有的城邦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普通村庄。
这么小的城邦，容纳的人口数量自然也不会太多。雅典是古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总人口数在10万～30万人。斯巴达的总人口数不会超过20万人。有些小城邦只有几千人。用“小国寡民”来形容城邦再合适不过了。
小并不等于不好。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应当限制在一个不大的公民群体和空间范围，只需要5040名全权公民。而现实中的城邦规模太大，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最合适的规模为1000人，超出这个数量，城邦就会出问题。
各城邦之间的接触非常频繁。和平时期，城邦之间会进行贸易，互通有无。一旦敌对的关系建立起来，城邦之间还会爆发战争。尽管如此，鉴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一旦遇到强大的外敌，各城邦还是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
作为宗教的象征，每个城邦都会在圣殿点燃长明邦火。只有城邦灭亡，邦火才会熄灭。许多城邦除了崇拜宙斯、赫拉等大神之外，还有自己的邦神。
老鹰与夜莺
古希腊所有城邦中的居民都由三种身份的人组成：公民、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奴隶的财产和生命属于奴隶主，命运要由奴隶主来决定。自由人主要是妇女和外邦人，虽然有自由的身份，但没有政治权利。只有公民才享有完整的权利，有权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
爱琴海上的提洛岛由39座大小不一的岛屿组成。从遗存到今天的古希腊时代的城垣和石狮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它往昔的辉煌。当年提洛同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破产和负债的公民会被剥夺政治权利，成为低一级的自由人。古希腊诗人希西阿德在长诗《田功农时》中，引用了寓言《老鹰与夜莺》。他将奴隶主比作老鹰，将破产的人比作夜莺。在寓言中，老鹰抓起夜莺飞向天空，希西阿德借此表现奴隶主贵族对破产者的掠夺和剥削。
妇女对城邦的政治大事没有发言权，却可以在家里从事纺织业。她们熟练地掌握剥茧抽丝并织成丝绸的技术，还可以在丝绸上刺绣出美丽的花样。在给全家人添置完衣服和被褥后，她们就将多余的纺织品出售。时间长了，她们逐渐开始雇佣自由人和奴隶，大量生产纺织品，家庭工场由此而建立。
农民要依照农时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那时候，古希腊人有了镰刀、斧头、鹤嘴锄等工具。农民带上奴隶，套上牛车，带着工具去田间劳作。每年十一月，他们要犁地，播种小麦，等到第二年的五月才能收获。在小麦的生长季节，农民也不能闲着。他们趁着秋高气爽时砍伐树木并尽快晾干，免得遭到虫蛀。二三月份要修剪葡萄藤，否则葡萄就没有好收成。等到蜗牛从地面爬上树梢时，就要开始磨镰刀准备收割小麦了。收割活动结束后，土地需要休耕来恢复地力，休耕地便成了孩子们嬉戏的乐园。
腓尼基人曾称霸地中海，与古希腊人争雄，并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
《田功农时》记载，夏至后五十天，人们就迎来了航海的好时光，这时风平浪静，风向有利。将货物装船，扬帆起航，驶到其他城邦去进行贸易，成了这个时期古希腊人的主要生计。
公民政治的雏形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城邦是公民的集合体，除了公民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句话表明了公民政治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城邦政治确实是公民政治，公民决定着城邦政策的走向。
一般的城邦实行三级制度，即执政官、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公民若想参与政治生活，需要通过公民大会。这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城邦中全体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来共同决定城邦的大小事务，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做主”。有人认为，这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体制的最早雏形。
公民政治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进入城邦时期后，绝大部分的城邦转变为“贵族政体”，即由贵族独霸政权。他们为了保护贵族的既得利益，设置了一系列机构和法规，如规定贵族会议决定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规定成员只能从贵族阶层选取，等等。后来，随着权利争夺斗争的加剧，少数贵族垄断了特权，代表贵族进行统治，称为“寡头政体”。偶尔，还会出现“僭主政治”，即某个具有权势的人控制了整个政权，进行个人统治，具有浓重的独裁色彩。
这三种政体实际是贵族统治的不同形式。有的城邦在几种统治方式之间不断转换；有的城邦倾向一种，如柯林斯倾向于寡头政体；只有斯巴达长期保持着贵族政体。
很多人认为，古希腊之所以在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要归功于城邦制度，因为多元的组织形式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而民主政治之所以成为现实，也要归功于城邦制度，因为没有强大的政权对公民形成压迫。
但城邦制度使得文明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其走向衰亡。城邦之间虽然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却难以避免矛盾和冲突。有些城邦结下了世仇，陷入了可怕的拉锯战。由于没完没了的内讧大大消耗了城邦的力量，社会经济也逐渐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各城邦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趋加深。再加上城邦之间小战不断，局势混乱不堪。
就在这时，东方的马其顿王国强大起来，铁蹄踏遍希腊半岛，打败了最强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古希腊的城邦文明逐渐走向了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