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录》中张元济等人的批改

稿本中张先生批改的手迹颇多，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他用力颇勤。无论是用几号字体，还是钤印的著录格式，都是细致入微。

如第一册第一种为元刊本《〈周易〉郑康成注》不分卷，书眉上批有“书名用三号字，占二行地，四号字”。“每一种至少占半面，第二种即自后半面之第一行起。如第一种占半面，又零二行，或一行者，第二种即自第二页第一行起。”

宋抚州刊本《周易》十卷，书眉上批有“图章排六号，应否占二行地位，主排工友酌之”。“图章用五号、新五号、六号，就字之大小配合用之，如五号嫌大，全用亦可。”有的印章由于占位多出一行，张批“第三印可用六号字”。

元刊本《书集传》六卷，张批“木记各行文内不用直线”。

在内容上，张先生也有改动。如影宋钞本《春秋繁露》十七卷，书眉上张元济批“原稿有误，经鹤亭为之指正改定，此稿惟末节未用鹤亭之言。张元济30/8/23”。（按：鹤亭，为冒广生）冒与张于1898年结识于北京，知交多年，相知有素，时冒氏校订诸子，于《春秋繁露》已考定为从宋本出，今日当推第一本。《春秋繁露》的另一部明刊本，张氏又批注云：“要大改。以下抽去一页，随后补发。约留两面地位，可以够用。张元济38/11/14。”

汲古阁刊本《说文解字》十五卷，张批云：“提书看过，方能作定。”此乃针对《书录》第一句“吴县雷浚重刊顾广圻《说文辨疑叙》”而写。

宋刊元明递修本《宋书》一百卷，有“有嘉靖十年补版”“此页何以不排，诧异之至。张元济38/12/13”。

明嘉靖刊本《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十卷，张批有：“应移入史部。”“排在《皇明开国功臣略》后。”“此移。集部第八册移来，故彼册缺去。”

明嘉靖刊本《水经注》四十卷，又一部明嘉靖重钞《大典》本。此篇书录，张元济重拟并补充四百字，可见后来之定本。

明刊本《洛阳伽蓝记》五卷，张元济添加“察其版刻，当在明代嘉隆之际，原缺卷二第四、第九、第十八等叶，均钞补，昔毛斧季获见是刻，即已言之，世间藏本，无不皆然，盖残佚久矣”。

金刊本《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张批有“附字，用五号排在旁边”。附字为“附本草衍义”。“应查已（以）前排成各页，以归一律。张元济38/12/12。”

明钞本《鹤山渠阳读书杂钞附经外杂钞》不分卷，张批有“附用五号排在旁边，附字或旁或中，应照以前排成者一律。张元济38/12/12”。

明嘉靖钞本《永乐大典》，张批有“卷之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四，凡八卷，为上声八贿韵中水字之《水经注》半部，已移入史部，余均不全本，仍列入子部。如下。王雨楼先生。张元济38/11/21”。（按：王雨楼，为商务印书馆排字印刷部门的主管人）

除张先生外，又有佚名者以行书朱笔作批注，如明刊本《沈隐侯集》四卷，佚名批“与张溥刊本编次不同，所收文字视张本少十余首，然亦有为张本所无者”。佚名改为“前有万历乙酉云间张之象序，此已佚。沈氏昆季先刻《谢康乐集》，继刻此集。其后新安程荣据是本复刻，编次悉同，惟析四卷为五卷。闽漳张燮、太仓张溥、滇南阮元声递有刻本，所收文字，略有增益，然亦有诸本所无者”。

又如蒙古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批有：“目录后书名款式应查明。”“要排得合式，请工友及校对诸君费些心。”“打字人怎么程度低到如此？可叹！”

实际上，三四十年代“商务”出版的各种线装本字体多是整齐划一，《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孤本元明杂剧》等大书即是如此。别小看《书录》的排印本，从版框、行线到字形的拼接、粗细宽窄、再到刷印墨色的浓淡，这种繁琐细微的工作，有人或以为无足轻重，但张先生却是严肃认真，于此也可见一斑。

《书录》初稿在1937年的5月张先生审阅完成后，一直存放箧中，这之后的四十年代初期，被利用过一次，那是因为顾廷龙和潘景郑为编《明代版本图录》，需向各私人收藏家及某些单位商借明代刊本以备摄影，涵芬楼烬余书也在借摄之列。如1940年1月4日，顾廷龙专访张先生，托借烬余书五种。1941年10月3日，张先生在《明代版本图录》原稿上改正数条后，并还之顾廷龙。是日，张又有信致顾，云：“涵芬楼藏书洪武本却有数种，建文本已不见，想毁去矣。永乐、宣德本亦间有数种可用。《烬余书录》如需阅，候示检呈。”（《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第1172页）

次日，张先生又致顾廷龙信，除见假《书录》书稿，又云：“《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十册呈上，乞察阅。馆藏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原在平地室中，近因潮汛高涨，已移楼上。因逼窄，只能将书箧层累，且转折亦无余地，故取书较难。异日借影，如其本适在下层，恐难从速，合先陈明。顾廷龙认为可借摄之本甚多，并托潘景郑先选一过。”（《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第1172页）

在顾廷龙1941年10月5日的日记中，也有“阅《涵芬楼烬余书录》”。10月6日，又有“阅《书录》，选出二十种，拟借来摄影”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