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

——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

美国“9·11”事件发生两年半后，西班牙又发生“3·11”恐怖袭击事件。“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局势依然动荡。伊拉克什叶派仍在与美军激烈交战，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首都相继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事件。一场从北美蔓延到欧、亚、非地区的全球性非对称战争似已拉开帷幕。伊拉克战争不仅未给美国带来安全，反而使国际反恐形势更加复杂而严峻。人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安全困境，获得“可持续安全”。

一、“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同经济增长一样，安全也是有其“极限”的。超过这个看不见的“极限”，就会发生“安全异化”现象，即出现旨在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的理想、措施、投入等，反而造成新的不安全或安全环境恶化，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化”所下的定义是：“1.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2.哲学上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所谓“安全异化”，是笔者引用哲学中“异化”这一术语来揭示人们获取安全的能力或努力反而威胁或损害自身安全利益的矛盾现象。只有深刻认识“安全异化”现象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才能理解“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人们之所以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质上是发现并承认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异化”现象，并力图解决人类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与能源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维系发展与环境的协调性。

当前，巴以冲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都出现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血的事实证明，盲目依靠增强或使用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反而可能引发更多、更强烈的反抗，从而使本国变得更不安全。即使某一方可凭借军事优势获得一时的安全，也难保持久而稳定的安全，甚至会造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使各国为可持续发展付出的巨大努力付诸东流。人类将继续面对一种极其荒唐和不公平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众多国家在虔诚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甚至要忍受限制自身发展之苦；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却既不受限制地享用能源资源，又任意发动战争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如果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现实威胁，对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势必大为下降。因此，当人们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需要树立“可持续安全”这样一种科学安全观，并以此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普世性理念。联合国不仅应当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且需要研究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迄今，人们往往把争取持久和平作为最神圣的安全目标。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世人：和平绝不等于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它们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交叉概念。和平是安全的基本要求，但并不等于在和平条件下就必然安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既无和平可言更无安全可言。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人类的“可持续安全”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威胁迅速上升，有些还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这就使和平条件下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凸显。如何实现“可持续安全”，是摆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谋求“可持续安全”与争取持久和平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安全”概念超出了争取持久和平这一传统安全理念的框架，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是谋求摆脱安全战略困境的一种全方位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军事领域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一般是指军事领域以外对公共安全、国家综合安全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或威胁的安全领域及相关问题。它涉及经济、金融、能源、资源、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包括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问题，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可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转化等特点。

情况显示，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不仅可能来自敌对国家，也会来自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主体以及跨国生态环境问题。例如，据2004年2月22日英国《观察家报》报道，五角大楼在向布什总统递交的一份绝密报告中警告指出，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会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应当立即引起重视”。报告预测，今后20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胜过恐怖主义。届时，因气候变暖、全球海平面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将锐减，并因此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冲突甚至核战争威胁，成百上千万人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死亡。其实，上述内容毫无“绝密”可言，美国学者早就发出过类似警告：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克林顿政府也曾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布什政府上台后拒绝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表明，美国在这方面明显倒退。

面对现实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安全威胁，人类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走一条“可持续安全”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目标，从根本上避免“安全异化”现象的蔓延，捍卫世界人民的基本人权。

二、“安全异化”——美国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困惑

在国际安全领域，“安全异化”现象在20世纪已经相当严重，现在又有所发展。大量研究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及实践关系密切。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其突出特点是“迷信军事实力的作用，相信和重视军事手段解决其遇到的问题，包括非军事的问题”。美国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之间的战争、军备竞赛，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还会对包括本国在内的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1991年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石油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因石油燃烧而排放的有毒气体，导致海湾地区民众死亡率升高了10%。1992年科威特就有大约1000人死于大气污染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另外，美军在伊拉克南部地区投下了大量贫铀弹，致使这一地区白血病等恶性癌症以及其他疑难病症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6倍。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在南联盟投掷的贫铀穿甲弹爆炸后，放射性物质不仅导致污染地区肿瘤、心血管及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居民的遗传机能，如引起造血障碍、生育能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等病症。炼油厂被炸后，多瑙河上出现了长15公里、宽400多米的石油污染带，对动植物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这对当地甚至欧洲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2001年阿富汗战争使原本已贫瘠荒芜的阿富汗再度饱受战争摧残。全国绿地植被面积进一步缩小。美军对山区使用的钻地重磅炸弹，成为引发当地地震的诱因。自然和资源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水源危机、物种消失、森林减少、土地沙化乃是战争的必然结果。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据有关专家称，战争造成的油井大火把污染物抛向空中，并随风力扩散到世界各地，不仅会使中东地区的环境恶化，而且还会造成全球性大气污染。石油燃烧对生态环境乃至人体健康都会造成极大危害。

军备竞赛也具有同样巨大的危害。“冷战”期间美苏制造了大量核弹头和核潜艇，现在有些又要销毁。军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滥用，对不可再生能源造成的浪费和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恶劣影响，绝不亚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损害，既不利于“可持续安全”，也有损于可持续发展。

核能的和平利用可以造福于人类，而核战争、核扩散、核泄漏则将对人类安全及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核灾难。未来的危险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核扩散。极端势力或国际恐怖组织获取核武器，搞核恐怖活动。二是美国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性。美国已提出用新一代小型核武器补充核武库，瞄准那些“好斗的小国”；在反恐战争的新时代加快研制新式核武器，使其有能力摧毁深埋地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参议院已放宽在内华达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的限制。随着美国核弹头向小型化、实战化方向发展，未来战争将对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造成更大破坏。

第二，一国谋求所谓“绝对安全”的结果可能物极必反，增加对其他国家安全的威胁，从而引发军备竞赛或国际安全形势紧张，使本国陷入难以自拔的“高成本、低安全”的安全困境。

美国的进攻性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为确保安全都将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通过获得比敌手更强大的实力来寻求安全。但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实际上“国家的战略策略越接近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安全困境的问题就越突出”。要使和平与安全长期延续，仅靠增强本国或盟国的军事力量是难以做到的。盲目依靠增强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反而可能更不安全，或陷入一种“高成本、低安全”的战略困境。

事实证明，企图通过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及加强军事同盟作战能力，对别国形成遏制力或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还可能造成本国安全成本上升而安全系数下降的局面。所谓国家安全成本，是指某一国家用于维护国家安全所投入的军事支出等各项国家安全支出的总和。国家安全系数则包括国家总体安全状态和持续的时间以及国民的安全感。即便庞大的军事力量能使某一国增加安全感，但同时可能增加别国的不安全感，引起别国的戒备或对抗，反过来削弱本国的安全感。超强的军事实力和对这种实力的过度自信，反而可能成为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它尤其无助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甚至会制造出更多麻烦，造成本国安全水平的下降。

炫耀绝对军事优势并不等于获得实际安全优势。目前，美国正陷入一种罕见的“高成本、低安全”的困境，一种国家安全成本不断升高而国民安全感不断下降的怪圈。据预测，2010年之前美国国防费用可能突破5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然而，美国并未因此而得到相应的安全。美国投入巨资建立的核武库和导弹防御系统，不仅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能为力，甚至可能沦为遇袭的目标。如果真正从维护美国人安全的角度考虑，无论在美国境内或境外其实是同等重要的。而如今，美国人在伊拉克已成为活靶子；从南亚到北非，一个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事件多发地带正在形成；世界各地针对美国的恐怖势力“消而不灭”。这些很难令美国人民相信反恐战争使他们更加安全了。

事实证明，以反恐为名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即便可以凭借高科技武器迅速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也难以获得自身的“可持续安全”，甚至使本国更不安全。战争虽然可以摧毁一国的政权，但一旦在民众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弱者对付强者的手段必然是自杀性的、血腥的。在力量对比极度失衡的情况下，以暴易暴引发的恐怖袭击将有增无减。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实际上只是入侵别国的战略，而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反恐战略。反恐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否则，任何军事打击都将适得其反。伊拉克战争一年多来，美国在当地付出惨重代价，激起伊斯兰世界民众的反美情绪可能影响几代人。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2003年10月16日的备忘录中哀叹：“我们是赢得还是输掉了全球反恐战争？”战争的“成本效益比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花费的金钱以数十亿计，而恐怖分子的开支只有数百万美元”。“联军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胜利，但进展将是漫长和艰难的。”对美国来说，更麻烦的问题在于伊拉克战争的性质一直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质疑。美英联军以反恐和清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这场战争，但至今既未发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之间有何联系，也未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在这种背景下，被占领国家人民反抗占领军的行为与恐怖主义究竟如何区分？美国及其盟国长期驻军伊拉克是否合法？美国及其盟国的民众再度发起反战示威游行，要求从伊拉克撤军，或许便是一种回答。

第三，美国在国际上以武力推行“民主”，已造成国际关系领域极不民主的“民主异化”现象。

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主张，为维护美国的安全，要用武力改变“无赖国家”的政权，实现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在全球推行“民主”，但却面临许多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困境。

（1）尽管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毫无秩序和规则，《联合国宪章》等战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存在即说明这一点。无视甚至践踏这些原则，以武力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不能不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世界超级大国在要求别国国内实行“民主”的同时，自己却在国际上搞超级独裁。

（2）美国宣扬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国家领导人直接选举，但在伊拉克政治重建过程中又不得不竭力避免直接选举。因为伊拉克人口中60%以上是什叶派穆斯林，一旦实行直选，很可能出现一个对美不利的什叶派伊拉克政权。很显然，如果让美国选择是在伊拉克谋求形式上实现美式“民主”，还是建立一个亲美政权，美国将选择后者。

（3）美国标榜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给中东带来“民主、自由与人权”，而美军的虐囚事件则激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厌恶。尽管布什总统为此道歉，但美军的丑陋暴行无疑增加了世人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质疑。很显然，美国为榨取情报而采取的虐囚手段，与它宣扬的尊重人权的价值观是自相矛盾的。

（4）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获得部分盟国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包括美国在内，各国人民掀起反战浪潮，并可能引发政府更迭。以“导弹加民主”推翻别国政府的政府，终将在“反战加民主”的浪潮中被本国人民所唾弃。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在“3·11”爆炸事件后的选举中惨败，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一旦反战民意化为选战选票，是否会形成美国及其盟国更换政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值得关注。

三、探索新的安全之路——建构“可持续安全战略”

上述分析表明，21世纪初“安全异化”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决策的必然结果。

即便西方的民主制度相对封建专制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对所谓“落后的独裁国家”发动战争，仍然不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样会产生“安全异化”，而且暴力的作用力越大，带来暴力的反作用力也会越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归根结底是伴随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是主权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外部暴力可以强加的。在21世纪，人类需要“可持续安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安全，国际社会应该确立并认同“可持续安全”的普世性共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安全范式。最关键的是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要更新战略观念，将无与伦比的战略能量运用到正确的方向，而不是相反。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范式，笔者仅在此就“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出一些基本思路供探讨：

——从本质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是谋求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可以长期持续确保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绝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战略问题。其基本特点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从目标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就是要保持和平与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一是要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保持世界和平，二是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长期加强双边及多边国际合作。“可持续安全战略”追求的就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争取使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维护人类安全。

——从理念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以人为本，注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它要求不得用战争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核扩散与军备竞赛，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

——从内容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所采取的措施应具有预防性、综合性和协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上述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在社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以利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联合国应发挥重要作用。

——从途径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国家间实行非暴力的多边主义。50年前诞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8年前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都体现了这种“国家间非暴力多边主义”的精神；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都实践了这种“国家间非暴力多边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体现亚洲特色的安全模式，它不赞成单边或多边武力解决国际争端。

——从格局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是建立在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基础之上的。21世纪头20年，世界格局将是一极多元结构，即美国“一超”与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的“一极多元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合作的可能性，而推行单边主义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

——从范围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国家之间恪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前提。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关切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全球安全。

——从根本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就好似一部双轮车的两个轮子，缺少哪一个，都会变成独轮车而不稳定，甚至难以前行。为争取“可持续安全”，作为发达国家，应高度重视解决南北问题，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从而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美国应大幅削减军费，要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那样，限制或禁止“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而将节省下的资金用于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这将有助于消除国际冲突产生的根源，减少有关国家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方面付出的成本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