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庚款兴学

1900年（庚子年）因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胁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面对国家积弱、列强欺凌的现状，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积极推动中国青年一代出国学习新的思想与科学技术，以求强国安民。早在1872—1875年，清政府在洋务派主持下，就曾先后分四批派出120名12岁幼童赴美留学，其中就有后来积极促成“退款兴学”的驻美公使梁诚（原名梁丕旭）。进入20世纪后，在清末新政的鼓励下，出国求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选择留学英、美、法等国家，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拙，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改为留学日本。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很大程度上出于实现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与维护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扩大在中国青年一代中的影响力。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针对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现实情况，于1904年年底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减免部分拳乱赔款，资助清国留学美国》的建议书，并得到了美国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在美国政界高层的支持下，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向海约翰提出“赔款核减”。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提出：“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2］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中正式提出：“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2］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议案，授权总统退款。

美国从庚子赔款中共分得白银32939055两，于1909年起开始分期退还部分赔款，以在中国建立选派与培养学生赴美留学的教育系统。清政府外务部庆亲王照会美国驻华使馆公使柔克义：“（自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前四年每年遣送100人至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50人赴美留学，一直至该项退赔款用毕为止。”1909年9月，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第一批留美学生，共录取47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1908年10月28日，清政府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签署《派遣游美学生规程（草案）》，其中规定外务部负责创办一所“留美培训学校”，即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1924年年底，美国政府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对美赔款全数退还。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充作兴办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虽然出自不同的目的，从长远效果而言，庚子赔款的很大一部分对于我国近代大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成立于1911年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被普遍认为是清华大学的起点。1909年，清宣统皇帝批准外务部、学部提出的《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确定了“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3］。并且，同意将内务部所经管的荒废已有时日的清华园旧址约450亩，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这一时期的校园东、南以万泉河为界，西至古月堂，北至今明斋前道路一侧（见图1-12）。其后，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一是因为园内悬咸丰帝御笔“清华园”匾额，更名以示敬重；二是由于学校培养的学生仅一部分赴美留学，原名称有以偏概全之嫌。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1912年10月17日，更名为清华学校）。

早期的清华规划与建筑设计作品中，美国大学校园规划与设计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趋势源自清华学堂诞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其从教育目标、内容与方式，无不借鉴美国的体制与经验，采用西洋风格的建筑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与当时效仿西方模式改造与治理中国的大的社会氛围相呼应。时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邀请来自纽约的，顺泰洋行的埃米尔·斐士（Emil Sigmund Fischer）来承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建筑。虽然已无法考证清华学学堂早期建筑是何人设计，是否是斐士本人的作品，但其设计大都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而以西方建筑为范本。例如采用二层砖木结构，立面为青砖、红瓦、法国“孟莎顶”的折衷风格的清华学堂设计与建筑质量非常高，一直是清华校园建筑的代表作品（见图1-13）。

周怡春任校长后，向外交部呈文提议将清华学校办成完全大学。并力主建设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大学”，认为“在建筑设计上完全采用中国式的风格，将会带来大量的制约与局限”，“建造一个使用西方技术和西式风格的房屋，比建造一个现代版中式风格的房屋在经济上合理得多”。［4］1913年，清华学校购清华园西侧近春园与长春园东南隅，面积480亩。1914年，周怡春聘请同样具有耶鲁大学教育背景的墨菲（Henry K. Murphy）及其合伙人丹纳（Richard H. Dana）来主持新的校园规划，并设计新校园的主要建筑。虽然此时雅礼大学已经完成设计，但墨菲所倡导的“适应性建筑”并未在清华校园规划中体现。清华1914年校园规划与单体建筑设计，无不表现出了明显的美式校园的特征（见图1-14、图1-15）。这版规划将校园分为西侧的综合大学部分与东侧的留美预备学校部分。留美预备学校部分的规划是在原有清华学校校园基础上的完善。由于保留了工字厅建筑群的中式建筑，并由斐士建造了很多西洋风格的建筑，这一部分的规划结构并非十分清晰，建筑风格也难以统一。墨菲的设计希望采用一条新的校园景观轴线将校园不同部分从空间上统一起来，形成明确的校园中心。新的规划以新建大礼堂为轴线与空间景观的核心，两侧布置建筑，围合出中央广场空间。这一部分的规划明显地体现出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代表的“草陌式”校园规划结构的影响。由于原有建筑与空间的制约，两侧的建筑无法完全对称，但这种结果反而避免了完全对称常造成的过于严肃的效果。西侧在新并购地块上规划的综合大学，则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做起。校园由明确的轴线控制。以中央岛与湖区为中心，沿湖四周设置教学建筑。纵横向轴线相交于湖心岛中央的图书馆。这一规划采用了纵横几乎对等的轴线来控制校园空间结构，中央由集中式建筑来控制整个空间氛围，强调向心性与空间的围合，校园前部又采用两座对称的建筑来强化纵轴线的层次感。这一规划结构与单一线性的美式校园有所区别。由于各方面原因，西侧的校园基本没有建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近代清华校园就是以大礼堂来组织空间轴线的留美预备学校部分，一个典型的美式校园空间。

1914年的清华校园，不但在规划层面上，单体设计上也体现了典型的西方建筑特征。建筑由美国建筑师设计；聘请美国工程师雷恩与庚款留美的建筑师庄俊为驻校建筑师；建筑功能以美式校园为标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书院等教育建筑群；建筑造型设计借鉴了“文艺复兴”风格，并以美国大学校园建筑为范本；材料与设备很多直接进口；甚至根据欧美最新的防火规范来进行设计。这一时期建成的清华“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见图1-16）、图书馆和体育馆（见图1-17），与同为墨菲与丹纳主持设计的雅礼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校园建筑有很大的风格差异。选择西式建筑风格，自然有建筑学层面的原因。例如，建筑师认为西式建筑对于空间的利用更为充分，而且，新的规划轴线一侧已经有了斐士所建的西式建筑，更容易获得统一。学校方面也一厢情愿地认为，西式建筑经济性会更好些，虽然这些建筑的实际造价远超预期。或许，中国传统建筑平面的灵活性确实不足，但对于校园建筑而言，这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很多成功的大学校园建筑都采用了简单的矩形平面。大屋顶下的空间通过一定的设计，也可以加以合理的利用。建筑师墨菲与丹纳也并非对中式建筑不了解，同期建成的雅礼大学校园，就很好地运用了中式建筑的风格。清华1914年校园规划到建筑全面借鉴美式大学的做法，究其根本原因，应当是整个学校存在的历史特殊性所决定，它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所建的，采用美式教育体系，由经验丰富的美国建筑师设计，为适应美式大学校园生活做准备而建设的校园。

四大建筑中，最能体现美式校园特征的建筑，应该就是1917—1921年建成的大礼堂了（见图1-18）。这座建筑，采用了典型的“rotunda”形制，标示了轴线的位置，并成为校园中的视觉景观中心。建筑基本没有掺杂任何中国元素，采用了原型可以追溯到罗马万神庙的立面构图方式，立面严格按照三段式构图，外形比例端庄，红砖墙面点缀白色石材制作的古典柱式与线脚，赋予建筑宏伟的整体感又不失细节。其余三座建筑基本保持了同样的设计风格，立面由集中式转为水平展开的构图，多采用四坡顶、清水砖墙与花岗岩勒脚的三段式构图。立面拱券的组合更为自由，细部处理一定程度上进行简化，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现代建筑的特点。在细部处理上，亦可以看出建筑师娴熟的西方古典建筑设计技巧。例如，出挑的檐部由于处于视线比较集中的位置而加以精心处理。大礼堂门廊采用爱奥尼克柱式，以体现其儒雅之美，而体育馆则采用多立克柱式来体现其阳刚之气。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校长，隶属教育部，不再是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自此，留美求学的高潮逐渐回落，甚至暂停，庚款更多应用于学校的发展，校园建设也转由学成归国的中国建筑师来完成。天津基泰工程司的杨廷宝先生主持了1930年的清华校园规划（见图1-19），这是清华建校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校园建设。

新的规划在现有校园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并对原西区校园重新进行了设计。这一规划将校园新旧部分通过轴线与道路规划结合为一个整体。新区改变了原规划围合式布局，代之以由纵向轴线控制的半围合式布局，教育建筑围合的空间中央为博物馆。南北向轴线经博物馆、生物馆结束于化学馆。这一格局较原设计蕴含了更多沿纵向轴线不断展开空间序列的韵味，与中国传统教育建筑纵深递进组织空间的方法更加接近。而中央广场采用的几何道路与水系的设计，又可以看到西方园林设计方法的影响。气象台、图书馆扩建与生物馆是本次规划完成的主要建筑。杨先生对既有的校园空间文脉表现出谦恭与尊重，其图书馆扩建设计，以及1991年关肇邺先生设计的新馆，成为建筑群体持续发展的典范作品。生物馆的立面设计则表现出了明显的折衷主义特征（见图1-20、图1-21）。建筑整体采用了古典主义的构图与比例，纵横三段式的构图明确，建筑不再采用坡顶，而是强调竖线条的韵律感。入口处做精心装饰，既可看到简化了的装饰派艺术（Art Deco）风格的线条与装饰图案，又可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符号明显的影响。这与杨先生文化积淀与其设计思想的特点不无契合，也基本符合校方“各种建筑之外表样式以简朴坚实庄严为原则”［5］的要求。杨廷宝1930年规划，除生物馆外，原岛屿区的规划基本未能实现，这其中有种种非建筑层面的原因，也是很多校园规划的通病。正如杨廷宝先生所说的，“清华的规划常常是因主持人而异，不同时期，不同主张，结果建乱了，那是很糟糕的”。［6］

1931—1936年，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始参与清华校园的建设，开始了清华校园建设的新的高峰时期。沈理源先生设计的化学馆和杨廷宝先生设计的生物馆是1930年规划中西区拟建且建成了的两栋教学建筑。化学馆采用了和生物馆近似的立面构图方式，弱化了竖向的三段式构图，而强化了竖线条在立面构图中的作用，尤其是入口部分贯通立面的竖线条与檐部装饰花饰，都表现出很强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特征（见图1-22）。据称此建筑模仿康奈尔大学化学馆建造。沈理源先生留学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深受古典主义建筑艺术的浸染，尤其是他设计的很多银行建筑，都采用了古典主义的风格，这一建筑可以视为其建筑艺术由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从其设计的化学馆、（原）机械工程馆与（原）机电工程馆的比较中不难看出（见图1-23），沈先生在校园建筑立面处理上，在古典建筑艺术及其他多种艺术风格的选择与折衷做出了很多尝试，化学馆应为其中的成功典范。

经过这数次大的建设，确立了清华大学近代校园的基本面貌。总体而言，近代清华校园规划与建筑基本上采用了“拿来主义”态度，积极吸收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筑与规划的设计思想，并将传统建筑部分合理地组织在同一个校园空间体系内，这也是今天清华所具有的独特的校园风貌所存在的基础。

虽然美国以庚款兴办留美预备学校的影响非常大，但在华首创退款兴学的却是英国政府。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向西方各国政府提议指出：庚子事变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兴办教育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事件发生。1901年，英政府从庚款中拨出五十万两白银，拟在山西设立中西大学堂，以培养留学人才。后因山西巡抚岑春煊正在筹建山西大学堂，故将两校合并为一校，称山西大学堂，发展成为清末所创立的三所官办近代大学之一。拟建中的中西大学堂则作为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主持，原拟办的山西大学堂为中学专斋。因此，可以说英政府退款兴学对山西大学堂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1902年，山西大学堂于侯家巷购地二百余亩建设新校区，由西斋总教士敦崇礼负责动工兴建校舍，1904年落成。山西大学堂新建校舍规模宏大，布局整齐。设计礼堂的西斋教习新常富曾赞美其“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这张关于山西大学堂早期面貌的总平面（见图1-24），据考应绘于1931—1935年间，此时虽已更名山西大学，但本图应可以基本反映出建校时的校园格局。从空间构图而言，此校园略显平淡，建筑如行列式般排列，空间的开合与建筑之间的呼应似乎考虑得不多。“中西结合”可以说是此校园最大的特征。山西大学堂中西两专斋教学相对独立，规划上分区明确，西面为中学专斋，东面为西学专斋，中央为公用建筑。既有新建的当时全省唯一无大梁和支柱的新建筑“礼堂”，也有红墙黄瓦的“大成殿”（后拆除），殿前高台可以同时容纳五六百人举行跪拜孔子的仪式。中学与西学两区建筑依据不同的教学取向而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中学专斋部分多数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形式，青砖灰瓦，体现了很多书院建筑群的特点，甚至保留了木牌坊作为校门。西学专斋区与校园公共建筑设计则主要采用了当时带有明显西方建筑特征的新式风格。这一中西混搭的校园格局，无疑是办学之初，中西文化教育共存并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教学方式在校园空间上的反映。1917年山西大学校时期建造的工科教学大楼，是整个校园的标志性建筑（见图1-25）。建筑采用了横向五段式与纵向三段式的构图，具有明显的古典建筑特征，而其突出的尖塔又体现出学院哥特风格建筑设计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