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安全问题的发展与国际安全合作
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研讨会，与各界朋友相聚一堂，共同探讨怎样认识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个重要的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和挑战。这反映出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体上已从以往局部的、潜在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现实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是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妥善应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人说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因此，我非常赞同这次会议就如何看待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什么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二是什么是大安全观念，三是什么是新安全观。
一、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广受关注的概念的出现，是在“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但实际上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是全新的事物，而是古已有之。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涉及领土、主权、政权等方面的传统安全问题。直至“9·11”事件发生后，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这一问题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将非传统安全问题看作本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
关于非传统安全威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看法，但各种不同的解释、看法也存在许多共性。依据我国政府发表的文件，并参考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我认为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可以考虑做出以下界定：
传统安全威胁是指对各国生存安全特别是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等核心利益构成的威胁，包括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尤其是军事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以及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等方面的安全威胁，甚至部分空间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有一些新的特征：一是跨国性。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以各国疆界为主的地理空间，范围不限定在一个国家或国家与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跨国性。无论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跨国犯罪，还是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疫病传播，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国家或简单地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而会影响到所在地区甚至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二是扩散性。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最近，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不仅引起美国股市大跌、房地产市场低迷，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三是多样性。传统安全主要是军事、政治、外交安全，核心是军事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这些范畴。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使其较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复杂，仅靠单一手段难以有效治理。四是突发性。传统安全威胁从萌芽、酝酿、激化到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往往会通过矛盾不断积聚、性质逐渐演变的渐进过程，并表现出许多征兆。而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缺少明显的征兆，经常会突如其来地迅速爆发。据有关资料，1990年以来全球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到近年来的“疯牛病”、“非典”、禽流感等，当人们意识到其严重性时，已经造成很大危害。此外，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网络安全、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往往不是来自某个国家，而更可能由非国家行为体如某些组织甚至个人所造成，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恐怖主义。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弧形地带”是国际恐怖活动的“重灾区”，特别是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恐怖势力活动猖獗，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高发地区。据统计，2007年1—11月全球共发生恐怖事件790余起，造成6000余人死亡、12100余人受伤，与2006年相较同比分别增加34%、32%和25%。其中伤亡100人以上的重大恶性恐怖事件31起，较2006年同期增加35%。与此同时，恐怖袭击活动呈现出高技术化趋势。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使用了“沙林”毒气，2006年英国“8·10”未遂炸机案中恐怖分子使用的是液体炸药。恐怖手段与CBRNE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放射性物质、核武器、烈性炸药）的结合，使国际社会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恐怖威胁。
在国际恐怖主义依然猖獗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仍然是涉及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安全威胁。但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不可忽视。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是“东突”恐怖势力，“东伊运”、“东解”、“东突信息中心”等恐怖组织不断策划对我实施破坏活动。此外，我在国外的机构、人员遭受袭击的次数逐渐增多。今年截至11月，共发生我国公民在海外遭受恐怖袭击事件11起，造成13人死亡、11人受伤。
中国政府反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西方国家以反恐为名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在反恐问题上，我国与西方国家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首先，对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关系认识有区别。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反对用恐怖主义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反对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去反对恐怖主义。其次，对恐怖主义的根源分析有区别。西方国家有些人将恐怖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伊斯兰宗教或伊斯兰文明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我们反对将反恐扩大化，反对任意将恐怖主义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某种文明挂钩，反对加剧民族矛盾、宗教仇恨、文明冲突和各国人民之间的隔阂。第三，对恐怖组织的界定有区别。2003年12月15日，我国公安部公布了第一批认定的4个“东突”恐怖组织和11名“东突”恐怖分子名单。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于2002年被联合国和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但是，美国没有承认其他3个组织是恐怖组织。这说明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在恐怖组织及人员的界定上在搞双重标准。
二、关于大安全观念
刚才我们讲到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原来主要把安全看作是以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政权稳定为核心利益的传统安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显现，也成为各国维护国家安全时面临的突出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安全内涵的发展演变。
如果从横向的、综合的角度来看，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已是覆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金融、能源、环境、粮食、水资源、公共卫生甚至部分空间等诸多领域的安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大安全观念，全面、综合地看待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
从今年情况看，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比较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下面，我就以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谈谈我们应该如何以大安全观念来重视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
首先，经济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当前我国经济安全面临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在国内，存在经济增速过快、房地产市场过热、物价上涨压力增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等问题。今年11月21日，温总理在出访新加坡期间说，当前他最关心的是住房、股市、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经济安全问题。从国际上看，我们面临对海外市场依存度越来越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世界经济波动等风险。特别是金融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金融市场发展不够成熟，未来几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如果国际上发生新一轮金融危机，我国金融安全将面临严峻考验。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数万亿美元之巨的流动资本，其中一部分资本正通过各种途径涌入我国，给我国金融监管带来挑战。今年我国股市大幅起落，其中不乏来自国际“热钱”的推波助澜。此外，西方国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联手对中国施压，也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压力。
其次，能源安全问题较为严峻。今年全球油价继续高位波动，11月2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达到每桶99.29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有关大国间围绕能源产地和通道的争夺更加复杂。就我国而言，2006年我国石油进口量高达16287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47%。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石油（包括原油和成品油）已达9959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在能源进口渠道多源化、能源运输通道安全、能源战略储备等方面，我国仍面临不少挑战。能源安全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三，气候变化问题逐渐突出。今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欧盟、八国集团等国际机制内连续提出气候变化议题。发达国家凭恃经济优势和技术实力，在“气候外交”中占据有利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趋于强硬，压力日趋增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将气候问题“政治化”，对发达国家利用气候变化问题干涉其内政、阻滞其发展的意图高度警惕。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环境和经济领域，成为当前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的焦点议题之一。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先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条约，颁发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政策文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胡主席在今年9月出席APEC会议期间，系统地阐明了我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和主张，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等四项主张。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全面、系统、务实的合作建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和支持。
三、关于新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为此，在国内要以大安全观念为指导，加强综合应对；在国际上，只有抛弃“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树立新安全观，才能应对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的国际安全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1999年3月26日，江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内涵，首次指出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其内容已从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领域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公共卫生以及其他新发展的诸多领域。它要求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甚至部分空间安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安全观既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又将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结合起来；既保持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予以充分的关注。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一种共同安全观。由于当今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度加深，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在应对安全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合作愿望。因此，各国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通过战略合作以争取共同安全；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求同存异，通过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解决有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总之，这种新的安全观是强调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安全。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一种合作安全观。许多传统安全威胁问题已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单靠一个国家的资源和力量难以有效解决。因此，只有通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建立起合作与信任的模式，才能有效地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带来的共同挑战。新安全观反对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而是主张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通过合作谋求安全。新安全观的合作还具有包容性，不仅要与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的国家进行合作，也包括与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的国家进行合作，还包括与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合作。兼容并蓄，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发展。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在内涵上体现了综合安全的观念，在目标上寻求共同安全，在手段上主张以合作促安全，是符合当前国际发展潮流、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安全观。在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始终坚持通过维护国际安全来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和平环境，又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来促进国际安全和人类的进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