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千秋沉萃 辉光独采
一个时代的历史，既立足于地理气候、科技水平、生产工具等客观基础，也取决于历史人物与社会大众的自主选择和主体发挥，并受到传统体制及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人的主体活动是历史最精彩生动的部分，尽管要受制于客观的历史条件，但每个时代的主体，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主体常有巨大的自主选择空间，有时主体的选择、人为的言行，甚至可以成为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古代，在人的主体活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帝王及其大臣的言行，虽是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但是这一内部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常常处于中心地位，是社会矛盾的主导方面。而作为君臣之间信息沟通的主渠道——诏策与奏疏，也就成为见证和理解每一时代历史变迁及文化特征的基本资料。商鞅帮秦孝公制定的“变法之令”，即是早期的诏策，不仅是秦统一六国的战略方针，由此衍生创立的郡县制，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两千余年的基本体制。数百年后，淳于越向秦始皇进谏，通过师法古人而求长治久安，丞相李斯反其道而行之，上书请求没收民间除医药卜筮种树以外的诗、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商鞅、李斯的奏疏及秦孝公、秦始皇的诏策从此奠定了中国政制的法家色彩，为中国社会植入了尚法的基因。及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上书，中国又确立起“尚法尊儒”、“阳儒阴法”的文化结构，形成独具特色而又特别稳固的社会传统，“‘尊儒’”与‘尚法’相结合，骨子里将君王驭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这些法家的办法作为根本的手段，用儒术加以缘饰”。
重要的君王诏策与大臣奏疏不仅奠定了中国的基本制度与文化根基，而且决策和指导了中国古代的重大军事征战。秦末刘邦与项羽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之争，刘邦所以最终以弱胜强并建立汉王朝，可从刘邦诏策及大臣奏疏中找到基本答案。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后听从张良等人的建议，不慕阿房宫的豪华，出城退居霸上，废除秦朝苛法，并与当地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由此大得民心。刘邦军队所以能战无不克，还与刘邦采纳萧何的用人奏疏密切相关。萧何告诉刘邦，韩信之才，举世无双：“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刘邦听从萧何的建议，选择良日，斋戒、设坛、破格破礼拜韩信为大将，以至“一军皆惊”。后来刘邦总结得天下的原因时，认为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是支持自己获胜的三杰之一。
汉代的军事诏策与奏疏不仅是记录与理解汉代重大军事斗争最重要的文献，而且是后人了解中国制度变迁的重要信息源。兵制是古今中外不可或缺的制度，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现当代史学著作均忽略了兵制，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主编的中国史名著里找不到专门的兵制篇章，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及吕思勉《中国制度史》虽有专门的兵制研讨，却流传不广，影响甚微。唯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专设“兵制”篇目，详细考证和论述了魏晋至隋唐期间府兵制的兴衰，并简约地指出：“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最新由白寿彝主编的皇皇巨著《中国通史》也终于有了“兵制”章目，但兵制的历代演变仍语焉不详。中国历史上，兵制问题常与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理解兵制演化便成为深度解读历史变迁的关键之一。如唐代中叶唐玄宗与宰相张说废止了府兵制，代之以募兵制，不久以后便形成内轻外重、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兵力结构，终致爆发盛唐衰落的安史之乱。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兵制问题，中国史学界似未足够重视与关注，对于府兵制早期萌芽的追溯，府兵制与曹魏屯田制及汉代徙民实边、汉代屯田的关系，至今未有深入的专门研究。令人欣慰的是，本专著的研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汉代诏策与奏疏是深刻理解汉代盛衰起伏的关键文献，也向人们提示，隋唐府兵制可以追溯到汉代屯田制。可以说在吕思勉先生肯定晁错《守边劝农疏》积极意义后，本书是接续吕先生兵农合一制度研究成果的重要文献，值得当代有志开拓汉史研究与兵制研究新境界的学者关注与参考。
汉代军事诏策与奏疏研究的价值，不仅是历史的与理论的，同时也是当代的与现实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与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二者熔铸入中国当代先进文化，是决定中国国家命运与文化前途的创新工作，而这一工作的理论基础需要博通古今中西的优秀学者来奠定。由于受百年反传统思潮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优劣的准确判断与合理取舍，在学理层面已异常艰难，何况还有实践层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但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陈寅恪先生早在1933年已从学理层面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以笔者之见，本书作者研究的君王诏策与大臣奏疏，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最重要的部分，它们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最集中的反映，是一个时代治理优劣的“晴雨表”，是一个时代未来走向的“风向标”，也是一个时代社会风气与价值观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课题，而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建设，除了学习世界先进治理理念及方法外，必须向传统学习，其中包括新传统（革命时代）与旧传统（古代）。而数千年深厚的古老传统文化可供广泛而深入的挖掘，并可创造性转化为当代的治理智慧。当今流行的孔子学院、成语文字听写及百家讲坛中，唯有部分百家讲坛可堪承担这一艰巨的时代使命。而本书展示的诏策及奏疏研究，则为撷取中国优秀传统治理经验开辟了径直而深入的渠道，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必将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直接相关与易于借鉴的历史经验或教训。特别是对于吸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历史教训，对于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的制度文化创新，具有切实可行的建设性启示。
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处于治理体系的中心，而诏策与奏疏则是治理能力优劣的集中反映。本书的研究向人们展示出汉代诏策、奏疏的生动面貌与独特地位：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文笔雄健典雅。这是中国诏策与奏疏走向成熟定型的时代，为后世君臣的交流与互动确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汉代的诏策奏疏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如何审时度势吸取外来先进文化与传统优秀文化的典范。汉代吸取秦代唯法至上、独尊法术的治理方式，在早期试行了休养生息、谦和守成的“黄老之治”，造成了文景之治的一度繁荣，但是董仲舒看出了其中蕴藏的与高度中央集权相悖的文化危机，汉武帝采纳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尚法尊儒”并稳定2000年之久的文化格局与治理方式。其次，汉代的诏策奏疏可为中国当代边患的“战”、“和”互补战略提供启示。本书所列的汉代诏策与奏疏向人们清楚地显示了汉代应对匈奴及南越边患的两手策略，其征战诏策以汉武帝最多，不少诏策义正词严，道出了反抗侵略的微言大义，如《欲伐匈奴诏》：“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益封卫青》诏：“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在征讨打击之外，也有不少涉及和亲、礼待、防守等和平方式的诏策奏疏，如汉宣帝的《以客礼待单于诏》：“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而诸侯王及大臣这方面的奏疏更多，如淮南王刘安的《上书谏伐南越》，韩安国的《匈奴和亲议》，董仲舒的《论御匈奴》，主父偃的《上书谏伐匈奴》，等等。这些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借鉴。
汉代军事诏策奏疏中最启人深思的部分，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在治理不当使国家面临危机时自我批判的罪己诏，以及洞明世事、敢于担当的大臣的诤言谏语。在封建帝王专制的特殊体制下，君王贤明与否成为国家治理好坏的关键，但贤明的君王不可多得，于是制约君王的制度设计与文化观念应运而生。文化观念上便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神秘理论，这既是向天下宣告君王的天然合法性不容挑战，同时又使臣下可以天降灾象的理由规劝君王改正错失。制约君王的制度则是大臣可在奏疏中以诤言谏语劝阻君王，后来又有谏官的设置、封驳制的实行，等等。总体而言，汉唐处于中国封建时代上升时期，在尚法尊儒的文化结构中，儒家还有相对的独立性，儒家支撑的道统尚可与法家政统勉强抗衡，大臣的诤言谏语乃至犯颜直谏的情形相对较多，而君王对儒家正气亦常有顾忌。极端的案例是早期的唐太宗，他清醒地认识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因而重用魏征等直臣，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次唐太宗欲巡幸南山，整装待发，却又突然中止了行动。魏征问其何故，唐太宗答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而。”又一次，唐太宗得一佳鹞，置于臂上，“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但是，君臣关系在唐代中叶以后逐渐变化，及至宋代理学兴盛，新儒家与法家合流，权力结构严重倾斜，直谏的诤臣便难得一见。这一封建社会主导性关系的失衡，必然累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积极向上的活力严重受挫，改革创新的动力几被扼杀，加上外族侵犯接踵而至，从明清开始中华民族每况愈下，直至陷于深谷之中。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回顾汉唐盛世的治理智慧，也不能不努力将其优秀的制度文化创造性转化为当代的治理智慧。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的许多深入探讨，为这一历史使命和时代课题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如本书对汉武帝的评价。在充分肯定汉武帝征战匈奴基本解除了西北农业区的边患、开辟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促进中原文化、科技在边地传播等贡献后，书中还高度评价了汉武帝对所犯过失自我批判、重拾民心的《轮台诏》，指出汉武帝具有罪己的智慧和胸襟：“在轮台罪己诏中，武帝亲自承认伐大宛和几次对匈战争的失败与其军事策略的失误有关，对霸气十足的一代帝王来说，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他稳定军心的高明之处。深刻自责‘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又是他抚恤百姓之辞，自责之后深切表达出对百姓的歉意，并提出安民的措施：‘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对于几十年来饱经战乱的将士和百姓而言，是莫大的安慰。罪己诏颁发之后，武帝开始实行‘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政策。罪己诏的颁发和富民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武帝一朝多年征伐所带来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堪称稳定军心、抚恤百姓的成功典型。”
据上所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不仅在于征战匈奴、沟通西域、崇尚儒学，而且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向臣下公布罪己诏。汉武帝虽不能称内圣外王的理想君王，却也不失为大胆作为、敢于担当、不惜罪己的一代雄主。可惜的是，后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不仅未能使古代君王在外王与内圣两方面臻于完善，而且在内圣的约束与引导方面愈益削弱，到宋代理学兴起，封建帝王终于走上绝对专制主义的道路。以苏轼之明智与超脱，在宋代理学的文化氛围下，所写的《贾谊论》一文，对于汉文帝拒绝贾谊削弱诸侯势力的奏疏而酿成内乱的过失，不加以责备，反而批评贾谊的雅量与方法，指责其不善于利用汉文帝：“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明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纵然是一代文化巨星，也难以超越时代的局限与文化的桎梏，苏轼对贾谊的指责，在韩愈《争臣论》偏向君王的基调上又进一步强化君王的绝对支配地位，本已只能勉强抗衡政统的道统，从此对政局走向的影响力更加式微。
以上散见即是由《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研究》一书启发而来。该书议论精彩，考据翔实，文笔典雅，赋予了冷僻的诏策奏疏以清晰的哲理逻辑与鲜活的时代生命，本人粗略的解读未及原书之万一，读者与行家必能从中体会更多的历史理性与现实启迪。谨以七绝一首表达我对作者王娜及大作的敬意：
大汉风云世代闻，
千秋沉萃待拂尘。
寒窗红袖十年冷，
诏奏独窥照古今。
我与王娜博士本不相识，学界一位朋友向我推荐大作并嘱写序。为这样的文史专著作序，我不免心中惶恐，但相信朋友的眼力，此书必有其独特的价值，遂遵嘱作序，作序的过程也就成为我学习的过程。拙序或欠义理文采，但读者确可从著作中获益良多。
2016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