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何物最大
太祖曾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众人都认为赵普会回答说“皇帝最大”。但赵普却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最大。
真宗时曾遣使持诏书见宰相李沆，拟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于理有违，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并让使者传话说：你只说我李沆认为不可！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驸马都尉石宝吉求为使相，真宗征求意见。李沆以为，石宝吉无攻战之功，只是倚仗自己是皇亲国戚，明确表示反对。数日后，真宗再问，李沆坚持如初，真宗只得作罢。
仁宗是北宋诸帝中最能取听意见的一位，他曾在宫内做道场，赐群僧紫罗各一匹，特别嘱咐群僧说：来日出东华门，要把紫罗放到怀中，不要让人看见，不然的话怕台谏上章议论。
四川有个读书人，献了一首诗给成都太守，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的诗句，成都太守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认为是反诗，将老秀才五花大绑，送京师治罪。哪知仁宗平淡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做。随后任命这个老秀才当了个司户参军的小官儿。
仁宗无子，死后传位于养子英宗赵曙。英宗继位后，对亲生父母恪守孝道，冷落了养母曹太后，曹太后非常生气，对仁宗旧臣富弼等人哭诉。富弼拜见英宗时说，当年仁宗选择你为继承人，是因为你有孝心，而如今你当了皇帝，对太后却不闻不问、礼孝皆无，这不是前后不一吗？富弼说完后，觉得不解气，竟举起上朝用的笏板，指着英宗的床榻说：“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竟弯下腰连声说，不敢。
熙宁间，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论变法事宜。他与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之间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就不要更张了，以免失去人心。神宗说：对于士大夫而言，变法不是让人高兴的事，但对老百姓来说有什么不好呢？文彦博立即回敬道：皇帝陛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与百姓治天下。
元丰间因陕西用兵失利，神宗下令处死一名负责粮草的灌运官。第二天朝会上，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批斩，今日可否执行？蔡确回答说：臣正打算回奏此事。神宗问：有何疑问？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未杀过士大夫，臣等不希望从陛下开始。神宗想了想说：那就刺面发配吧。不料门下侍郎章惇说：这样还不如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大怒道：朕难道快意的事都做不得一件？章惇答道：如此快意，不做也好。神宗没了脾气，只得免去灌运官死罪。
宋初，太祖赵匡胤确立右文抑武治国方略，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使北宋的士大夫政治发展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从军国大事到皇帝的私人生活，从外朝到宫闱，从太子到皇后、嫔妃的废立，从官员的奖惩到生杀，北宋宰执大臣以及台谏官都可对皇帝进行公开批评，其尖锐程度令人吃惊。
当然，士大夫敢于提意见，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皇帝是个明白人，有肚量，肯纳谏。
孔子曾告诫子贡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朋友之间尚且如此，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提意见，这可是闹着玩的？
《韩非子·说难》说，臣下向君主进言，搞不好就要掉脑袋，他并且列举了七种掉脑袋的情形：无意说破君主内心秘密者；察知君主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猜测到君主内心谋划而有泄密之嫌者；君主恩遇不厚而进言奏效者；借礼义以揭发君主过失者；谋略得当君主想独占其功而参与其谋者；要求君主做其不愿做之事者。韩非子的总结绝非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血淋淋的历史教训。
皇帝们能否勇于纳谏，除了皇帝个人修养、胸襟的因素外，关键还要看皇权稳不稳固。通常，为上者只有在觉得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时，才听得见不同意见，这是一般的情理。南宋叶适就认为，宋代至少北宋前期，天下无女宠、无宦官、无外戚、无权臣、无奸臣之害。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北宋不乏勇于纳谏之君。
仁宗以勇于纳谏著称，对言官表现出特别的尊重、理解和宽容。但正是这位开明的皇帝，因恼恨台谏官苦谏他废后，下诏说：从今往后，谏官、御史进谏必须通过秘密奏疏，不得相互串通，骇动中外。他又针对台谏官反对张尧佐担任四使下诏说：自今台谏官上殿先要向中书申请取旨。这样，台谏官“非时入对”，即随时向皇帝上奏、提意见的权力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司马光的话更直截了当。元祐初，司马光推荐老臣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指责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替他辩护说：文彦博不过是一个老书生，富贵已极，还能求什么？他就是当了宰相，皇帝一旦想罢他，只要召来一个学士，起草一份文件，他就变成个匹夫了。
宋代最重要的士大夫当然是宰相。汉唐时，宰相权力极大。太祖建国后，实行“二府三司”制，分化、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宰相职权一分为三，中央行政权归属“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设宰相，以参知政事为副相。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太祖在一次朝会中还撤去宰相范质、王溥的座椅，取消了汉唐以来宰相与皇帝“坐而论道”的待遇。
北宋相权虽有所削弱，但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却呈现上升的态势。宋代规定，政令的形成要经过以下几道程序：先由皇帝与宰执大臣“平章”即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再将草稿交由给事中审议，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画可”即批准公布之后，台谏及有关官员有权论列。
宋代最重要的士大夫还包括负责监察的台谏官员。中国古代很早便有谏诤的传统，设台谏制度，任台谏官员，专门负责批评政府和皇帝。秦汉时，台谏制初步定型，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针对政府和百官的御史监察系统；二是针对皇帝的谏官（言官）系统。唐代时，谏官属门下省，是宰相的下属。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单独商量工作，旁人不得参加，但门下省的谏官例外，他们可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由谏官来讲。谏官讲得对固然好，讲得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他们职位较低，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可使宰相避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形成了一种有回旋余地的政治艺术。
宋初仿唐设谏官，如谏议大夫、司谏、正言。那时谏官多出外任职，用以监督藩镇。真宗天禧元年（1017），开始设专职谏官六人，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专任谏职，不兼领其他职务，三年内不得差出，并诏谏院为独立机构。谏官以及台官（御史）不再由宰相任用，而是由皇帝亲擢。本来设谏官，用意在纠绳天子，对皇帝才称“谏”。现在，谏院脱离门下省，成了独立机构，谏官又由皇帝亲擢，这样一来，谏官的主要职责就不再是纠绳天子，而是转而纠绳宰相，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趋于激烈。
谏官人选受到宋代皇帝前所未有的重视，地位越来越重要。仁宗时，谏官每天都可随两府大臣上朝向皇帝进谏，后来还允许“非时入对”“风闻奏事”，即谏官随时都可向皇帝提意见，还可根据传闻中得到的材料弹劾大臣，而不必追究真实与否，也不必书告事人的姓名。
宋代著名谏官很多，如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禹偁、包拯、苏辙、刘安世等。宋代谏官大都敢谏、善谏，谏诤的热情有时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神宗时，张舜民做谏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时任伯雨做谏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范仲淹在《灵乌赋》中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算得上是对谏官使命最深刻的诠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