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相的崛起标志着文人政治的异化

在两宋的一百三十余位宰相中，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四人任职时间最长，均在十四年以上。蔡京创设“应奉局”，大兴“花石纲”，为满足徽宗的享乐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他在任相期间，徽宗轻而易举地三次将他罢免，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则不同，他们不仅精于权谋，长期把持朝政，而且能控制皇帝的意志，甚至擅自废立皇太子，这种情势是整个北宋时期所未有的。

秦桧，江宁府人。徽宗政和间进士及第，曾任太学学正。靖康元年（1126），金兵进攻开封，要求南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宋廷派秦桧和程璃为代表同金人谈判。秦桧在谈判中表现出强硬姿态，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徽宗、钦宗被俘后，金人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命他负责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御史马伸等人上书反对，要求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也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但数十名官员先后签名，加之马伸“固请”，秦桧无奈，只得签名。因在上书者中秦桧官职较高，于是在靖康二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名，将他及妻王氏一并捉去。被俘北上后，秦桧暗中投靠金人，几经周折，逐渐成为金太宗之弟完颜挞懒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挞懒率军进攻楚州，秦桧与王氏随军南下，投奔了南宋在涟水军的水寨，十一月航海到达南宋当时的行在越州。

秦桧南归后，马上向高宗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主张。这一条规的核心内容是，将原籍在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女真人归金国。建炎元年九月，金帅完颜希尹授交南宋的国书中就提及这一要求。建炎三年二月金人占领扬州时又曾声言过，当时“金人揭榜于扬州市，西北人愿还者听之，去者万余人”。由于南宋将领和军队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士组成，如果按照“北人归北”主张办，就等于是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统治。高宗觉得这个投降路线太过露骨，未采纳。

秦桧还带回了完颜挞懒议和的意愿。高宗大喜过望，说秦桧的回归使自己“又得一佳士也”。时人有指出，秦桧可能是金人派来的奸细，但高宗迫切需要主和派，对他格外信任，一路擢拔，三个月后拜其为参知政事，旋即擢为右相，虽然一年后被罢免，但很快又起用。绍兴八年（1138）十月，赵鼎罢相出朝后，秦桧独居相位，而且一干就是十七年。

建立南宋以后，高宗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高宗专意乞和，则是在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在媾和方面，秦桧成了金人的代理人。《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金朝张通古来使，议和紧锣密鼓地进行。张浚在永州五次上疏，反对和议。岳飞认为和议“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在鄂州加紧军事训练，以备不虞。绍兴九年（1139），高宗不顾张浚、岳飞、韩世忠、胡铨等人的激烈反对，令秦桧等宰执大臣代替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正式与金议和。和约规定：金朝送还伪齐旧地，南宋向金称臣，岁贡银绢共五十万匹两。

但金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矛盾激化，不久发生政变，主和派完颜宗磬、挞懒被杀。主战派重新上台后，随即于次年进攻南宋，占领刚刚让出的河南、陕西地并挥军南下。宋军在三个战场防御、反击。川陕方面，吴璘部阻挡住金将撒离喝的攻势。东路方面，韩世忠与张俊部小有胜绩。中部方面，岳飞、刘锜部与完颜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刘锜部在顺昌之战中取胜，岳飞军取得郾城大捷，进抵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纷纷响应，宋军形势一派大好。高宗、秦桧为向金朝求和，连下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枢密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岳飞在“中兴四将”中资历最浅，功勋最著，抗金最坚决，性格最耿直，为高宗和秦桧所忌。岳飞被害前，辞官在家的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何罪，秦桧无耻地答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岳飞被害后，家属流放岭南，被株连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于狱中，相反，凡跟着秦桧陷害岳飞的，都各有升迁。为控制言路，秦桧将自己亲信安插到台谏，使之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带性条款，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确保了秦桧的政治地位。秦桧“挟虏势以要君”，总揽大权，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残酷打击赵鼎、李光、胡铨等反对自己的人。而朝廷生杀之权，“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据说后来高宗上朝时，裤腿里都要暗藏一把匕首，以防秦桧加害。

秦桧执政期间是两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南宋初年军民的抗敌锐气，丧失殆尽。绍兴二十年正月，殿前司武官施全在秦桧上朝途中谋刺未遂，面对秦桧的亲自审问，施全大义凛然地说：全天下都要去杀金人，只有你不肯，我就要杀你。秦桧大怒，将施全处以极刑。秦桧自此心惊胆战，凡出门都要以五十武士执长梃护卫。秦桧又命令特务人员“察事卒”数百名整天在街市上巡察，听到有人议论自己，就逮捕处死。秦桧还唯恐人们引起对岳飞的怀念，采纳一个党羽的建议，把带有岳字的地名全都改掉。如岳州改为纯州，岳阳军改为华容军等。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病死，高宗赐谥号“忠献”。秦桧死后，高宗令其子秦熺退闲，其孙秦埙、秦堪免官。秦桧一生作恶多端，死后群情激愤。高宗被迫恢复了一些被秦桧迫害诬陷的官员的名誉，但又担心引起金的不满。次年三月，高宗采万俟卨、汤思退等人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自觉担当了秦桧的保护伞。

史弥远，明州鄞县人，孝宗朝右相史浩之子。开禧元年（1205）任司封郎中。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受到重用，到开禧三年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远权位迅速升迁，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

开禧三年，韩侂胄北伐受挫，威望下降，史弥远与杨皇后伪造了御批密旨，与钱象祖等合谋杀害了韩侂胄。

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拜右相，军政大权由杨后、史弥远操纵。嘉定元年（1208），他们遵照金朝的要求，将韩侂胄的棺椁打开，割下头颅装在盒子里送去，屈辱地签订“嘉定和议”。史弥远专权后，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受到清洗。名臣叶适被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罪被革职。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被恢复。

史弥远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引起皇子赵竑的不满，史弥远有所觉察，图谋废掉赵竑。史弥远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宗室子弟赵贵诚，以便将来替代赵竑。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竑，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竑不听。真德秀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竑老师的职位。赵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显孤立。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步伐。同年闰八月，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逼迫杨皇后同意，伪造宁宗遗诏，帮助平民出身的理宗即位。

理宗即位后不久，赵竑赐第湖州，被赶出了京师。湖州人潘壬、潘丙兄弟及堂兄潘甫等人感愤史弥远擅自废立皇子，与山东红袄军李全联络，准备拥立赵竑为帝。结果到了约定日期，不见李全一兵一卒。潘壬等人遂组织起盐贩、太湖渔民乘夜进入湖州城，拥立赵竑。赵竑知道事难成，一面派人向朝廷告变，一面率领州兵追捕潘壬等人。事变很快平息，史弥远乘机派秦天锡逼赵竑自杀，并杀害了赵竑的幼子。

理宗和史弥远为平息朝野内外对杀害赵竑父子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追赠赵竑为少师。不久，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竑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赵竑鸣不平，指责理宗处理此事不当。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为赵竑鸣冤叫屈的人士被贬离朝。

理宗毫无根基，亲政之初，完全看史弥远脸色行事，史弥远又独相九年。史弥远两朝擅权达二十五年之久，权倾内外，对内广布爪牙，控制言路，打击政敌，对金屈服妥协。

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起用理学派人士，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奸臣面目。史弥远一直得到宁宗、理宗的信用，绍定六年（1233）病死后，被追封卫王，谥“忠献”。由于史弥远的倡导，他死后不久，理学被确定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元代理学人士对他心怀感激之情，没有把他列入《宋史·奸臣传》。但理宗赠给他的谥号为“忠献”，与秦桧的谥号一致，不免令人产生联想。

后人评价，比起韩侂胄，史弥远为害更烈，韩侂胄专政，“天下之势，如人少壮而得疾，其疗之也易为功”；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天下之势，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也难为功”。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折腾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势已不可逆转。

南宋最后的一位权臣贾似道同样胆大妄为。蒙古军第二次攻宋时，忽必烈围困鄂州，理宗以贾似道为右相兼枢密使，派他屯兵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见蒙古铁骑骁勇，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本不想议和，但因蒙哥汗在四川合州钓鱼城下被火炮击伤后死去，他为赶回蒙古争夺汗位，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议和条件，率军北撤。

景定元年（1260）四月，左相吴潜遭贾似道排挤罢相，贾似道大权独揽。他隐瞒私订和约之事，吹嘘自己取得“鄂州退敌大捷”。理宗听信了他的谎话。贾似道将吴潜一贬再贬，在武将中实行所谓“打算法”，借核实军费开销之名，夹带自己立威诸将、排斥异己的私货。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等被他逼死。潼川府路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刘整与其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有隙，因害怕被“打算法”报复，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敌，四川形势急转直下。

贾似道还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等手段从民间搜刮财富，连年滥印纸币，使物价飞涨，工商业、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南宋国力迅速衰微。

景定五年（1264），理宗病死，度宗即位。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假意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恐吓度宗。度宗不知所措，八次派人到绍兴迎请，拜贾似道为太师。贾似道每次上朝行臣子之礼后，度宗都要对他回拜，称为“师臣”，不敢直呼其名。咸淳三年，度宗拜贾似道为平章军国事，三日一朝，位在宰相之上。咸淳六年，允许其十日一朝，每日由书吏把三省文书抱到贾似道在西湖边上的葛岭私第，由他的门客处理，贾似道则纵情声色。

咸淳四年七月，史馆检阅黄震上书指出，国家面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四弊，被度宗连贬三级。之后，朝中难闻正直声音。

贾似道专权十七年之久，由于忽必烈北归争夺汗位，处理内部事务，这本该是南宋恢复力量、抓紧进行战争准备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度宗的昏庸软弱和贾似道的醉生梦死，南宋实际上是坐等灭亡。

咸淳四年，忽必烈发动第三次侵宋战争，派军进围襄阳和樊城。边关告急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贾似道一律不报。咸淳九年正月，樊城被攻破。二月，襄阳主将吕文焕献城出降。

咸淳十年七月，度宗去世，四岁的恭帝即位，谢太后垂帘听政。元军大举南下，鄂州失陷，长江沿线全面崩溃。德祐元年（1275）初，贾似道率十三万大军迎战，在丁家洲之战中大败。朝臣纷纷要求诛杀贾似道，谢太后只罢去其职，贬为循州安置，抄没其家。后贾似道在流贬途中被押解官郑虎臣在漳州木棉庵处死。

权相的养成，或是由于权相本人善于权谋，又遇到了昏庸无能、易于掌控的君主，或是由于时势的需要。

史弥远与贾似道属于前者。史弥远与杨太后合谋杀害韩侂胄、废立皇子，显示出超强的权谋，加之遇到昏庸无能宁宗，以及他扶立的理宗，专政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贾似道当权时，南宋始终处于战时或严重战争威胁之下，他的个人权力达到顶峰之时，正是南宋的灭亡之秋。

秦桧属于后者，他之所以成为权相，关键是迎合了高宗投降、求和的需要。自从秦桧南归，高宗便从“且守且和”转变为一意求降，秦桧当政后，宋廷的投降主义路线就从未动摇，秦桧死后，高宗仍奉其为圭臬。

更深层的因素是南宋王朝对文人政治体制的破坏。宋初，为加强集权，太祖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分割相权，以中书、枢密院分掌政府、军事大权，号称“二府”，使之相互牵制。庆历年间，因对西夏用兵，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并兼枢密使，这是宋代宰相第一次兼领兵政，但只是临时性安排。高宗时，宰相张浚兼枢密使，这也是为应付战争局面的临时行为。但宁宗开禧以后，由于兵警时起，“宰臣兼使，遂为永制”，宰相权力较之北宋有很大的扩展。

此外，自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加“平章军国事”之后，“平章军国事”成为此后南宋权臣必加的头衔，史弥远、贾似道都加此衔而专权，不加此头衔的宰相，竟成了“平章军国事”的僚属，军政大权日益集中于权臣一人之手，皇权不振、权臣递相专权局面越发难以遏制，成为南宋败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