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朝圣团

阿兰·佩雷菲特的《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记载：1856年美国舰船到日本，美国人惊异地看到，“美国舰艇和舰艇上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日本人系统研究的对象，所有物品都吸引着他们：他们从未见过的机器零件，不曾熟悉的布匹。日本官员们参观了舰艇的每个角落，审视船上的所有设备，他们并不满足于观看，还做了笔记，画了草图”。

佩雷菲特评论说：“西方投向日本的目光与另一个目光相遇：这是希望的目光、好奇的目光、准备接受教育的目光，尤其是对日本社会能力充满信心和吸收别人经验的目光。”许多人认为，日本人是善于模仿的，这种模仿是竞争性的模仿、创造性的模仿、有选择的模仿。“日本人没有模仿所有的体制，也没有全盘照搬一种体制。吸引他们的是这种体制是否有助于他们取得成功。”“日本对于西方供给他们的各种模式的比较优势特别敏锐。因此，他们没有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模式，而是根据他们从不同社会中借鉴的新颖特点，构建本国现代社会的图景。”

日本的这一优点，值得我们效法。柏杨先生赞曰：“日本人吸收外国文化，吸收的是精华。——注意一件事情，当八世纪他们‘大化革新’，全盘接受中国文化时，事无巨细，照单全收，却扬弃了中国人最自豪的科举制度，这真是绝顶聪明，使他们免去了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出来的‘官场’浩劫。”这是他们善于模仿的又一表现。相比之下，“中国人吸收外国文化，吸收的只是洋大人身上的汗珠，用舌头舔那么一舔，就心花怒放，傲视群伦”。怎不叫人哀叹！

我们也在朝圣似的向往西方，但与日本人不同，与当年彼得大帝不同，与唐三藏不同。

朝圣团

许多学者、官员频繁出入国境，名义上是出国考察，实则大抵以公费旅游观光为第一要务，没有多少人像日本人对美国舰艇那样，精细观察和了解对方的制度，以便进行竞争性、创造性模仿。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前往西方世界的“朝圣团”，国际机场送往迎来，热闹非凡。他们前往的总是那些旅游热点城市，去的老是那么几个本国“朝圣团”常去的机构，问的常是一拨又一拨本国“朝圣团员”问了不知多少次的重复问题，诸如诉讼法学术“朝圣团”问来问去不过就（总）是那些老掉牙的问题，什么（对方的）证据开示制度啦、沉默权啦，因为重复多了早已经成为ABC的浅薄问题。问过之后，大功告成，回来便算是出国考察完毕交差了账，但对西方走马观花一番之后，对被考察者的文化精髓仍然懵懵懂懂，对于中国真正该学什么照样茫然无知，这样的考察对于中国的制度革新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令人满腹狐疑。

其实，现在资讯发达，交流方式很多，早已不是唐三藏时代，不到西土跑一趟也能得到真经。我们对于外国制度的了解，不一定都要玉趾亲践欧陆英岛，眉梢亲沾日风美雨。将国外的著作拿来，真的下点功夫，那收获比一干人奔波泰晤士河边、自由神脚下要大得多。实际上，在西方走马观花得到的点滴斑驳印象，在各大图书馆、学术机构的资料室一查就有，而且内容更准确、翔实，何苦让那些昂贵的图书资料暗地生尘而不屈尊一阅？

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出国考察，哪些需要实地考察，应当仔细斟酌，以重实效。我们的许多考察项目，根本没有实地考察的必要。例如，连“不能剽窃”之类的学术规范也要到美国哈佛大学取经，就实在令人不知该苦笑、冷嘲还是怒骂。

柏杨写过一本小说，名为《古国怪遇记》，便是讽刺这类朝圣现象，里面写的那个乌合之众的“朝圣团”，夸张得可笑，但读罢举目，看书中描写的那类“朝圣团”正摩肩接踵、奔波于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