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的春风将我带入了经济学界

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一般都把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里程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77年，改革之风已经吹起，其中有两件事值得称道：一个是中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另一个是恢复高考制度。正是这后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7年我国恢复“文革”中停止了十余年的高考制度，这一年我25岁，这个年龄按常规讲，应该是早已大学毕业的年龄，而我却要参加高考，这也是中国“文革”这种扭曲的历史所带来的奇特现象。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虽然迟到，但却是极为有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人生机遇。这个机遇对于改变我的人生来说，其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不算过。当然，机遇终归只是机遇，能否抓住，则要看自己的努力了。我记得当时为了高考，我几乎用上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因为当时还有工作任务，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复习。每天几乎都是凌晨1点多才上床休息，5点准时起床复习，到8点上班时，自己已经复习3个小时了。从高考报名到参加高考，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我竟然将高中的数学、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课程认真复习了一遍，而且满怀信心地参加了高考。由于实在太累了，高考一结束，我昏睡了几天后身体才逐渐恢复过来。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说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正能量、那么大的冲劲，特有的历史现象，只能在像我们这样经历过奇特历史时期的人身上发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考生众多、招生名额又极其有限的残酷竞争下，我竟然考取了西北大学这样的历史名校，成了当时人们所说的历史的“幸运儿”。我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所选择的专业是哲学和历史，并不是经济学，是招生委员会将我分到了经济学专业，所以进入经济学界属于“误打误撞”。但就是这个误打误撞到的经济学专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个专业对我的人生价值在后来的几十年人生中充分地凸显了出来。因为，在此后的1978年，我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种伟大的对中国后来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也使经济学这个古老的学科竟然成为“显学”，它使经济学工作者被推到了激烈变革的社会经济实践的第一线，被带入社会最具有活力、最具挑战性，但却又最易成功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也就是带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和“聚光灯”之下。因此，我又成了幸运儿中的幸运儿：经济学成就了我的幸福人生，我的人生成为经济学的人生。

考入大学后，我从有关方面获悉，我们这个班是当时高考成绩非常高的一个群体。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这个班确实是人才济济，像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张维迎，以及著名企业家冯伦等人，都在我们这个班，毕业后同学们都事业有成，没有辜负历史所提供的难得机遇。

我记得刚入学时，我们确实对知识表现得如饥似渴，学习的积极性极为高涨，上课时速记，下课时认真整理和补充笔记，每天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教室与图书馆，很少有休闲与娱乐，用当时的流行语来形容，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要将损失的青春夺回来。

但很遗憾的是，入学半年之后，我就遇到了两个苦恼的问题：一个是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经济学的教学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教学体系及内容都没有实质性变化，而且讲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仍然是讨论原有的那些“教条”，几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创新，再加之大学所教的经济学基本知识我早已自学过，就连当时经济学作为经典的《资本论》我也早已通读过，坐在教室里听自己已掌握的东西实在难受；另一个是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因为当时规定只有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学员才能带工资上学，而我的工龄还差3个月才能带工资，所以我只能拿每月15元的补贴，生活无法维持，25岁的人了，也不能再向家里伸手，而且家里也很穷。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而且当时规定在校读大学的未毕业的学生也可以报考，以同等学力报考。因此，我决定背水一战，报考研究生，而且报考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的研究生。大学刚上了几个月就要考研，确实对于我是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当时同班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你如果考不上咋办？多丢人呀！”当时真是压力大呀！为了考研，我几乎没有了节假日与星期天，每天都是12点多教室熄灯后才离开教室回宿舍，早上5点左右又要爬起来学习。当时压力最大的是英语，因为过去底子薄，又要在很短的时间学完当时规定的大学本科的英语教材，确实压力很大。我们班的冯伦同学（曾为万通董事长、著名企业家与企业界的思想家）英语很好，他成了我求教的对象。我曾经多次在周日去冯伦家求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后在考试中终于胜出，其中英语考了78分，据当时招生办的老师讲，我各科总分在当时的陕西文科考生中排名第一。我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如愿以偿，考取了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的研究生。

研究生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自由地阅读，听老师讲的课程实际并不多，因而可以整天待在图书馆中研读一些经典著作。回想起来，当时阅读的“三论”对我影响甚大，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个是凯恩斯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时读完这“三论”后，我认识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最主要问题是选择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发展；二是西方现代经济体制是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被称为市场经济国家；三是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按照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被称为计划经济国家。后来我根据这些认识，并结合当时中国经济效益低下且结构失衡的现实，写出了硕士论文，其核心内容是认为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具有僵化和缺乏活力的缺陷，因而中国经济体制要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在改革中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要将市场调节及市场机制看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计划与市场似乎更多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并不是划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不过，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的官方思想是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而市场经济则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属性，再加之我国当时的宪法明确提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而消灭市场经济，因而此硕士论文答辩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第一次答辩虽然很纠结地获得了通过，但要求我对论文作较大修改，尤其是不能抹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属性。虽然可以重视市场调节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但绝不能否定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计划经济为主而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只对小商品及小流通有作用，只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根据这种要求，我只好对论文作了些无奈的和违心的修改，转向重点是探讨市场调节如何发挥辅助作用，偏重于探讨市场调节的具体路径，而较少触及那些非常敏感的意识形态较强但实际上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后来修改的论文被认可，并如期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但我内心世界则感到很痛苦，没有一点点喜悦感和成就感。由此可见，我国过去在经济学研究上的过多的意识形态干预，既不利于新的研究成果的形成，也浪费了巨大的社会劳动与资源。40年后的今天，虽然全党都已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共识，并依此建立整个经济体制，但是不是更早一些有这种共识更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有利于中国梦的早日实现？从这一点上讲，学术自由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仅关乎学术的进步，更关乎整个社会的进步。实践证明，只有学术自由，才能有创新，才能有经济的繁荣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西北大学上研究生期间，有两件事回想起来比较遗憾。

一件是关于外语的问题。我考西北大学研究生时，外语是英语，但上研究生之后，因为西北大学与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学有合作协议，学校让我将外语改为日语，说这样可以去日本学习。这样的结果等于丢掉了英语，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人实际很难同时熟练掌握两门外语，尤其是我考研究生时英语是突击出来的，基础并不扎实，属于“哑巴”英语，一放下不学，就等于丢掉了。当然，有些天才人物是可以掌握多种外语的，但像我这样的一般人不行。后来我在学习日语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日语学习为我后来多次去日本学习及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我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时也是将日语作为外语的语种而参加外语考试的，但是日语终归是一个小语种，而且日本经济学也是从欧美国家引进的，属于“外来品”“二手货”，因而丢掉英语后来为我进行国际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的学术发展。

另一件事是，当时我国虽然已经宣布改革开放，但仅仅是停留在清算“文革”的问题上，偏向于纠正“左”的政治路线，经济理论变革和经济改革还并未真正开始。尤其是当时经济学界的主要社会思潮是，认为“文革”及“四人帮”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经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所以应该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资本论》的学习，要逐段逐字地认真学习。与此同时，经济学界还把近现代西方经济的各种流派都当作异端邪说，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在这种大背景下，远离首都北京及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开放前沿并处于偏远西北的省立大学，就显得更加保守和因循守旧，研究生的课程就要求只能围绕《资本论》学习，真是做到了逐段逐字地死记硬背，考试题竟然是要求学生回答对《资本论》中的某些段落的理解。大家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是要消灭商品交易和市场的，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当然更谈不到承认民营经济的问题，这与中国后来的改革基本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将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都当作异端邪说的条件下，就阻碍了我们对近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实在虚度了不少光阴。如果当时能打开经济学的国际视野，我后来可能还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因此，后来我成为研究生导师，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求学生围着自己的某些学术观点打转转，而是更希望他们有国际视野和超前的知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