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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做人，正道直行，有误立改

上封信提到棘手的军饷问题，这时开始找到一线眉目。世事多因忙里错。战事瞬息万变，我们逐渐看到，谨慎如左宗棠，也不是“每事对”。这两封信就是自我纠正做过的两件错事。

一、不欠“不成正果”之人人情

第一封信，左宗棠因为湖南省巡抚衙门对口设立了东征局，每年专门给楚军划拨一批军饷，刚出山时骆秉章划给他一笔，现在不意陡生变故。

变故因官场频繁换帅引起。左宗棠离开湖南后，骆秉章几乎同时被朝廷调往四川担任总督。1860年9月（咸丰十年八月），新任湖南巡抚改任翟诰，仍按骆秉章的既定“协饷”方案办，但到1861年4月（咸丰十一年二月），又改任毛鸿宾。毛鸿宾与左宗棠既非同门，又非故旧，即使与骆秉章，中间也隔了一位翟诰，论人论情，都扯不上关系。他对骆秉章设置的东征局拨款显然有意见，毕竟战事在江西，湖南永久性驰援，凭什么？于是他便下令停拨。

楚军断饷，弄得左宗棠一下手足无措了，连家庭每年二百两白银的生活费都拨不出来。情急之下，他向自己熟悉的好友，湖南巡抚幕僚黄冕（南坡）求借，以救家急。

左宗棠一生有个特点，凡做过的事，他要再想一想。想了一夜，他发现不对劲，后悔求助黄南坡。原因是，作为谋士朋友，黄南坡以前给自己出过不少点子，左宗棠信任他，但按他说的去做，结果“每事错”，吃了不少苦头。这次东征局斩断拨饷，黄南坡事前也误判过。左宗棠认为，老是误导自己的朋友，虽然不是存心使坏，但识见有限，成不了大器，不宜深交。要他周济家庭，欠他一个人情，以后他有事求上门来，自己不好拒绝，若是违心帮他，反而坏事。与其这样，不如趁早断绝，做泛泛之交，两不相欠。

战事得意，钱袋落空，左宗棠带楚军以来第一次陷入全面“经济危机”。他应急的处理方法，一方面是要儿子跟黄南坡撒谎，称家用不差钱；一方面则找女婿陶桄，要他挪二百两白银解急。

二、“以正化邪”，杜绝后患

第二封信说到的李金旸，前面几封信也曾提及。此人原是湖南地方的游民，啸聚一帮无业游民，占山为王。左宗棠担心他在湖南闹事，因为这种人放到地方，很可能成为一害，便决定“以正化邪”，邀他组织500士兵，作为楚军后营。

李金旸沐猴而冠，率部队气势汹汹从湖南开进江西前线，图战场立功。不想他与随同荆轲前往刺杀秦王的秦舞阳差不多，在地方上虽气势强横，但上了战场却不禁打，一遇太平军就全军覆没，自己也做了俘虏。这种人本来就是地方流氓习性难改，叛敌变节比脱衣服还快。

左宗棠闻知后气不打一处来，知道自己又用错人了。

用错人的代价是严重的。最近一段时间，左宗棠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太平军借李金旸的旗号冒充楚军，骗开城门，便抓紧给各营将官写信，告知李金旸已经投敌叛变的事实。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疑惑，用李金旸这种地方不良武装，与楚军“尚严”、下战场还开除不合格将士的做法，岂不是前后矛盾？其实不然。李金旸部不是嫡系，何况，放在地方也是一害。将其收编也只是左宗棠在资金严重短缺时的权宜之计，他本意是想通过战场检验李金旸，战后合则纳入旗下，不合再解散这个占山为王的黑社会组织，一石二鸟。这也是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幕僚期间遣散浏阳“征义堂”的经验。

这次经验失灵，主要原因是战乱临时指派造成的，与左宗棠的用人眼光和治军方法，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

三、顾全大局，遵守规矩

让左宗棠感到安慰的是，全国整体战局此时已朝着有利于官军的方向发展。但正是这种刚刚逆转白热化的胶着状态，导致两军争夺尤其剧烈。

左宗棠选择豁出去。他说：“章门西路事势再紧，我拟率全军赴之，但不知涤公以为何如耳。”这句话应了曾国藩在宿松大营“高峰论坛”后的判断：“渠尚肯顾大局”。左宗棠不是任性胡来的人，他虽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但一旦付诸行动，还是会考虑全局，首先请示湘军名义上的最高总指挥曾国藩，等候他的指示。这种请示虽然也就批个“同意”了事，但作用不可小看。这也是曾国藩始终信任左宗棠的原因。左宗棠首先必须在政治上过了曾国藩这一关，才能不断得到朝廷的奖赏与提拔。这也是强部下与弱领导的正确相处之道。

由此可以看出左宗棠处事灵活的一面。左宗棠自称“孤踪特立”，一则他过于看重名节，近似洁癖；二则他过于刚直，不愿违心给别人点赞。事实上，他办起事来并不特立独行。用现代话说，他始终是个政治上的明白人，是个守政治规矩的领导干部。

对于能力与眼光不如自己的上级，平时纠正他与当面教训他是一回事，但真正面临重大决策，尊重与遵行却是不打折扣的。虽然，左宗棠隐约预感到，曾国藩凭良心与热血为国尽忠，而才能欠缺，很可能也是个“不成正果”之人，但目前并不妨碍他努力配合曾国藩尽心尽力打好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