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病因学、诊断学、方剂学以及不少临床医学相继问世，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病因证候学的探索、古医籍的整理和注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理论其中，东汉《伤寒杂病论》为中医临床证治奠基性著作，隋代《诸病源候论》为我国第一部证候学专著。这个时代，病源证候，证方归类以及五脏分证等方面渐趋系统化、条理化、专科化，促进了中医治疗肿瘤系统理论的发展。

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在充分吸收《黄帝内经》、《难经》等论著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撰著《伤寒杂病论》，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成为中医学临床证治的奠基之作。

该书将经络学说、脏腑理论等与临床实践相结合，首创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法方药辨治体系。该书创造性地联系具体脉证，将其贯穿到临床辨证论治的全过程中，对各种病证从病因病机、辨证立法、处方用药进行了论述，建立了一整套临床证治原则，使后学者有理法可循，有方药可依。

《伤寒论》中主要论述外感病的辨证治疗及传变规律，但其中所记载的许多变症、坏症的临床表现与恶性肿瘤症状相类似；《金匮要略》中所记各种杂病，与恶性肿瘤临床表现更为相似。仲景所创制大量行之有效的方剂，至今在肿瘤临床中广为应用。如《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中射干麻黄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皂荚丸、麦门冬汤等用于肺癌。《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论述四饮：“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与恶性肿瘤所致胸水、腹水、肢体水肿类似，苓桂术甘汤、十枣汤、大小青龙汤、小半夏汤、五苓散更是肿瘤临床常用有效方剂。在《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认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同时，第一次明确提供了几首治疗肿瘤的有效方剂。如在《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中，指出疟久不解“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在《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中指出“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张仲景提出“四季脾王不受邪”，“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阐述胃气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说明了胃气与疾病发生的密切性。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肿瘤是消耗性疾病，常可致恶病质，从而降低机体的抵抗力，加速疾病的进展和死亡，这也恰好反映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思想。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的观点也提示我们，在肿瘤治疗过程中，不能只盯着肿瘤大小而忽略整个身体状况，应该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完成对肿瘤的治疗。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云：“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其中的“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类似现代胆囊癌、胰腺癌等的临床表现。《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云：“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 虫丸主之。”其描述和肿瘤的恶病质极为类似，提出了治疗大法应该缓中补虚。

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载古医书近300种，论疾病，以脏腑为核心，为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病因、证候学的专书。作者在《黄帝内经》理论的指导下，对内、外、妇、儿等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证候均作了具体阐述。

该书对肿瘤的病因及证候的论述也极为详细，并把肿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对类似肿瘤的病证也有很多论述。如把噎食分为气、忧、食、劳、思五种；对乳岩的描述则是“乳中结聚成核，微强不甚大，硬若石状”；对肝积的描述则更为相似，“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身无膏泽，喜转筋，爪甲枯黑，春瘥秋剧，色青也”，“胁下满痛而身发黄，名为癖黄”“肝气壅盛，胁下结块，腹内引痛，大小便赤涩，饮食减少”，这与肝癌的一些证候基本一致。

在《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积聚候》中，多强调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或饮食不节、寒温不调：“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腑脏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腑脏之气所为也。腑者阳也，脏者阴也。阳浮而动，阴沉而伏。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始发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聚者阳气，六腑所成，故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有常处。诸脏受邪，初未能为积聚，留滞不去，乃成积聚。”

对五脏积分别详细描述其症状及发展预后：“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 疟，连岁月不已……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脾之积，名曰否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热，喘嗽，发肺痈……肾之积，名曰贲 。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 贲走之状，上下无时，久不愈令人喘逆，骨萎少气。”（《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积聚候》）可以看出，积聚日久不愈，会出现四肢不收、黄疸、喘逆、骨萎少气等症状。

巢元方对病机的认识也有所侧重，如论述大肠癌的早期表现，“凡痢，口里生疮，则肠间亦有疮也。所以知者，犹如伤寒热病，胃烂身则发疮也。此由挟热痢，脏虚热气内结，则疮生肠间，热气上冲，则疮生口里，然肠间、口里生疮，皆胃之虚热也”（《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下痢口中及肠内生疮候》），“谷道、肛门，大肠之候也。大肠虚热，其气热结肛门，故令生疮”（《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谷道生疮候》），提示大肠癌的病机为脏虚热气内结

有关癥瘕的论述则强调“由寒温失节，致腑脏之气虚弱，而食饮不消……若积引岁月，人即柴瘦，腹转大，遂致死”（《诸病源候论·癥瘕病诸候·癥候》），说明其发病主要因脏腑之气虚弱，同时与外界寒温失节有关，发展到晚期，则体重下降，柴瘦腹大致死。

“七疝者，厥疝、癥疝、寒疝、气疝、盘疝、胕疝、狼疝，此名七疝也……凡七疝皆由血气虚弱，饮食寒温不调之所生。”（《诸病源候论·疝病诸候·七疝候》此论疝气，包括睾丸肿瘤及附睾肿瘤的临床表现，其病机内因主要是血气虚弱。“血气衰少，腑脏虚弱，故令风冷之气独盛于内，其冷气久积不散，所以谓之久寒积冷也。其病，令人羸瘦，不能饮食，久久不瘥，更触犯寒气，乃变成积聚，吐利而呕逆也。”（《诸病源候论·否嗝病诸候·久寒积冷候》）也说明了肿瘤“血气衰少，腑脏虚弱”可引起肿瘤，同时，肿瘤可令人体消瘦，不能饮食，甚则出现吐利呃逆。“荣卫俱虚，其血气不足，停水积饮，在胃脘则脏冷脏冷则脾不磨，脾不磨则宿谷不化，其气逆而成胃反也。则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心下牢，大如杯，往往寒热，甚者食已即吐。”（《诸病源候论·脾胃病诸候·胃反候》）颇似胃癌的临床表现，呕吐是晚期症状。“夫体虚受风热湿毒之气，则生疮。痒痛焮肿，多汁壮热，谓之恶疮而湿毒气盛，体外虚内热，其疮渐增，经久不瘥，为久恶疮。”（《诸病源候论·疮病诸候·久恶疮候》）论久恶疮的成因为体虚受风热湿毒邪气而成。

“产妇血气伤损，腑脏虚弱，为风冷所乘，搏于脏腑，与气血相结，故成积聚也……产后而有瘕者，由脏虚，余血不尽，为风冷所乘，血则凝结，而成癥也。癖病之状，胁下弦急刺痛是也……产后脏虚，为风冷搏于停饮，结聚故成癖也。”（《诸病源候论·妇人产后病诸候下》）此论产后积聚、瘕、癖的病因皆为产后失养，血气损，脏腑虚，同时为风冷所乘而致。积聚、瘕、癖皆是体内肿块，与女性生殖器官肿瘤类似。

同时，《诸病源候论》专列《虚劳病诸候》，以五劳（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瘦劳）、六极（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七伤（脾伤、肝伤、肾伤、肺伤、心伤、形伤、志伤）来概括虚证的病因，归类虚证证候，以五脏为主，分述各种虚证之候，分门别类，使之更具条理化、系统化，为后世对恶性肿瘤晚期姑息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和用药指导。

唐代孙思邈著《千金方》，在治癥瘕积聚中汇集了许多方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较多虫类药，如蜈蚣、蜥蜴、 虫、斑蝥、蜣螂等，为后世用虫类药物治疗瘕瘕积聚及癌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此外，《千金方》还有五瘿七瘤之说。所谓五瘿，即石瘿、气瘿、劳瘿、土瘿和忧瘿。所谓七瘤，即肉瘤、骨瘤、脂瘤、石瘤、脓瘤、血瘤、息肉等，但缺乏具体的论述。《外台秘要》也收集了不少防治方药。当时所论瘿瘤，包括了现在的甲状腺癌、地方性甲状腺肿等。另外，孙思邈也告诫“凡肉瘤勿治，治则杀人，慎之”。说明其对肿瘤的恶性程度也有所认识。

虚损证治方药按五脏归类，系统地作了论述。如论肝劳曰：“肝劳虚寒，关格劳涩，闭塞不通，毛悴色夭。”用猪膏酒方。论脾劳曰：“脾虚寒劳损，气胀噫满，食不下。”用通噫消食膏酒方。论肺劳曰：“肺劳虚寒，心腹冷，气逆游上，胸胁气满，从胸达背痛，忧气往来，呕逆，饮食即吐，虚乏不足。”用半夏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