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有一次，星期六的清早，我到彼得罗芙娜的菜园子抓灰雀，抓了很久，但这些红胸脯的目空一切的鸟儿就是不落到网里。它们搔首弄姿，在银白色的雪面冰壳上悠闲地走来走去，飞到暖暖和和地穿着一层霜的灌木枝上，而且还在上面摇晃，就像盛开的鲜花在摇曳，撒下些淡青色的雪花。这个场景很漂亮，就算打猎失败也不会让人感到懊恼；我不是个打猎迷，我对打猎过程的喜爱胜过结果。我喜欢看小鸟儿是怎么生活的，喜欢琢磨它们。

一个人坐在雪地边缘是很享受的事，可以在严寒日子里通透的寂静中聆听鸟儿唧唧的叫声。远处某个地方，三套车的小铃铛，俄国冬季忧郁的云雀，唱着歌儿，飞走了……

我在雪地上冷得打战，感觉耳朵都冻坏了。我收起鸟网和鸟笼子，翻过院墙到外公的花园里，走回家了。朝街的大门开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农夫从院子里牵出三匹马来，马身上套着一个带篷的大雪橇，冒着热气，农夫开心地打着口哨。我的心顿时抖动了一下。

“送谁来的啊？”

他转过脸，手搭凉棚望着我，跳上驾驶座，说道：

“神父！”

哦，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如果是神父，那多半是来找房客的。

“嘿，小鸡们！”农夫打着口哨叫了一声，用缰绳打着马儿，寂静中充满了欢乐。三匹马猛地一起奔向田野，我目送着他们，关上了大门。但当我进到空荡荡的厨房，隔壁房间传来母亲那铿锵的声音，她那清晰的话语：

“现在怎么办？要杀死我吗？”

我还没有脱掉衣服，就扔掉鸟笼子，跳到过道里，撞见了外公。他一把抓住我的肩头，凶神恶煞地盯着我的脸，费劲地咽下什么东西，沙哑着说道：

“你妈来了，去吧！等等……”他把我摇晃得差点没站稳，一把把我推到房门前，“进去，进去吧……”

我一头撞到钉满毡子和油布的门上，又冷又激动，双手颤抖着摸索了老半天才找到门把手，终于悄悄打开了房门。我站在门槛上，双眼模糊。

“瞧，他来啦，”母亲说道，“天啊，长这么大了！怎么啦，认不出来啦？瞧你们给他穿的，耳朵都白了！妈妈，快拿些鹅油来……”

她站在屋子中央，向我俯下身，脱掉我身上的衣服，把我像皮球一样转；她那魁梧的身躯裹着一件乡下人穿的那种宽大而暖和柔软的红色长外套，一排黑色扣子从肩头一直钉到下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衣服。

我觉得她的脸比过去要小要白些，眼睛变大了，眼窝更深陷了，头发变得更金黄了。她一边给我脱着衣服，一边把衣服扔到门槛前，她那马林果红的嘴唇厌恶地撇着，不断发出命令的声音：

“干吗不说话？高兴啦？哼，多脏的衬衣啊……”

然后，她用鹅油给我擦耳朵，本来有点疼，但她身上散发出的诱人气味减轻了疼痛。我依偎着她，看着她的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穿过她的声音，我听到外婆那低沉的不开心的声音：

“他都变成野人了，没人管得了，连外公的话都不听……哎，瓦利娅啊，瓦利娅……”

“哎，别老诉苦了，妈妈，会好起来的！”

跟母亲比较起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渺小、可怜和老旧。我也觉得自己老了，像外公那样。她用那强壮的膝盖夹着我，用沉重而温暖的手抚摸我，说道：

“该剪头发了，该上学了。想读书吗？”

“我已经读过了。”

“还需要再去读些书。呵呵，你长得多结实，啊？”

她一边逗我玩，一边发出浑厚的暖暖的笑声。

外公进来了，沉着脸，头发直竖，眼睛发红，母亲用手把我推到一边，大声问道：

“怎么样，爸爸？要我走吗？”

他站在窗前，用手指甲抠窗户上的冰凌，沉默了很久，周围的一切都抓紧了，令人觉得恐怖。每到这样的紧张时刻，我全身都长出了眼睛、耳朵，胸口也奇怪地扩大了，弄得我真想大叫一声。

“列克谢，滚出去！”外公声音低沉地说道。

“为什么？”母亲又把我拉到跟前，问道。

“你哪儿也别去，我不准……”

母亲站起来，像一朵红云般飘到屋子那边，站在外公背后。

“爸爸，您听我说……”

他转过脸来，尖声叫了一声：

“闭嘴！”

“对了，我不许你对我喊叫。”母亲轻轻说道。

外婆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出一个指头吓唬她：

“瓦尔瓦拉！”

外公坐到椅子上，嘀咕着：

“等等，我是谁？啊？这还得了？”

忽然，他声音变得不是自己声音似的咆哮起来：

“你丢了我的脸，瓦利卡[85]！……”

“走开！”外婆命令我。我闷闷不乐地来到厨房，爬到炕炉上，听了很久。隔壁房里一会儿大家一起发言，互相打断对方说话，一会儿又沉默不语，仿佛一瞬间都睡着了。他们在谈母亲生的小孩，后来送给什么人了，搞不懂外公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母亲生小孩前没问过他呢，还是因为她没把小孩带来给他看？

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厨房，头发乱蓬蓬的，一脸猪肝色，疲倦。外婆跟在后头，一边用上衣的下摆擦着脸颊上的眼泪。外公坐到板凳上，双手撑着凳子，弯下腰，打着冷战，咬着灰色的嘴唇。外婆在他面前跪下来，轻轻地，但热烈地说：

“孩子他爸，看在基督的分上，饶了她吧，饶了她吧！不说我们这样的寻常人家，就是那些商人、老爷，谁没这样的事情？这个女人，你看看，多好啊！饶了她吧，反正大家都是教徒……”

外公往墙上一靠，看着她的脸，冷笑着，哽咽着唠叨起来：

“是啊，那是当然！不是吗？你谁不饶啊？你什么人都饶恕，哎呀，你们这些人啊……”

他向她俯下身去，扶着她的肩膀，摇晃着，语速很快地耳语道：

“上帝怕是对谁都不会宽恕，对不？半截身体都入黄土了，却还要受惩罚，没有安宁，没有欢乐，都不会有了！你得记住我的话！我们还得去讨饭，讨饭到死！”

外婆握住他的双手，坐在他身边，轻轻地、静静地微笑着。

“没什么大不了的！讨饭有什么可怕的，瞧把你吓得！讨饭就讨饭呗。你就坐在家里，我去讨饭，别担心，人家会给我吃的，我们会吃得饱饱的！你别乱想！”

他忽然笑起来，像只山羊似的转动脖子，一把搂住外婆的脖子，靠近她，他那身材小巧而憔悴，抽泣着说：

“哎呀，傻瓜，你这个幸福的傻瓜，我最后的亲人！你这傻瓜对一切都不怜惜，你什么都不懂！你想想：我跟你两个不是为他们干活儿，为他们遭罪作孽吗？哎，现在哪怕，哪怕有那么一点……”

此时，我再也忍不住热泪，从炕炉上跳下来，号啕大哭着朝他们扑过去。这是喜悦的泪水，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谈得这么好，也是悲哀的泪水，为他们感到难过，也因为母亲来了，还因为他们平等地接纳我，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哭泣。他们俩拥抱了我，把我抱得紧紧的，眼泪一滴滴地流下来，外公对着我的眼睛和耳朵悄悄说：

“嘿，淘气鬼，你也在这里！这下妈妈回来了，你要跟她在一起了，外公，这凶恶的老鬼就该一边去了，是吧？外婆嘛，又纵容又溺爱，也不要了吧？哎，你们这些人啊……”

他两手一摊，分开了我和外婆，站起来，大声而气愤地说：

“大家都走，都老想着离开，散伙了……对了，快叫她来！要快点……”

外婆从厨房出去了，他低下头，对着角落说：

“至善的主啊，你看，你看到了吧？”

他用拳头猛捶胸口。我不喜欢他这样，他跟上帝说话，就像在自吹自擂，这令我很不爽。

母亲来了，她的红衣裳把厨房映得更加明亮。她坐在桌边的长凳上，外公和外婆分别坐在两边，她那宽大的衣服袖口搭在他们的肩头上，她安静而认真地讲述着什么，而他们俩则默默地听她讲，没有打断她。现在他们俩变成了小孩，而她仿佛成了他们的母亲。

我激动得累过头了，在高板床上沉沉睡去。

晚上，两个老人穿上节日的盛装去做晚祷告，外公穿着行会会长的制服、浣熊皮大衣和撒裤脚的裤子，外婆快活地向他眨眨眼，对母亲说：

“你瞧你爸爸这身，像只干净整洁的小山羊！”

母亲开心地笑起来。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母亲的时候，她坐到沙发上，蜷缩起双腿，用一只手掌在旁边一拍，说道：

“过来！嘿，你过得怎么样，不好，对吧？跟我一样对吧？”

“不知道。”

“外公打你？”

“现在已经不怎么打了。”

“是吗？告诉我，想要什么，啊？”

我不想谈外公，于是开始讲这间房里住过的那个很好的人，大家都不喜欢他，外公不想把房子租给他。母亲看来对这事不感兴趣，她说道：

“啊，还有什么？”

我说起那三个小孩，说到那个上校把我从院子里赶出来，——母亲紧紧抱着我：

“这些废话……”

她不吭声了，微微皱起眉头，一边看着地板，一边摇头。我问道：

“为什么外公要生你的气啊？”

“我对不起他。”

“那你就该把小孩给他带回来……”

她身子往后一仰，皱起眉头，咬着嘴唇，抱紧了我，哈哈大笑起来。

“哎，你这个怪人！你呀，别说这些，听见没？闭嘴，想都别想！”

她轻声而严厉地说了很久，我没懂她说的什么。然后她站起来走来走去，手指头敲着下巴，浓眉毛跳动着。

桌上点着一支油蜡烛，淌着油，映在空镜子里，肮脏的影子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墙角圣像前的长明灯放出微光，结冰的窗户闪着银白色的月光。母亲往四周看看，像是在光光的墙壁和天花板上找什么。

“你什么时候睡觉？”

“稍微等一会儿。”

“也是，你白天睡了的。”她想起来了，然后叹口气。

我问：

“你要走吗？”

“去哪里？”她惊讶地反问，捧起我的头，久久地看着我的脸，一直看到我眼里噙满泪水。

“你怎么啦？”

“脖子疼。”

其实心也在疼，我很快就明白她不会在这房子住下去了，她要走了。

“你会像你父亲的，”她说道，一边把脚垫毯子踢到一边，“外婆跟你说起过他吗？”

“嗯。”

“她非常喜欢马克西姆，非常！他也喜欢你外婆……”

“我知道。”

母亲看着蜡烛，皱着眉头，把它吹灭，说道：

“这样好点！”

确实，这样要亮堂、清爽一些了，那些肮脏的黑影子也不闹腾了，地板上洒下淡蓝色的光斑，金色的光芒在窗玻璃上闪耀。

“你在什么地方待过？”我问。

仿佛是在回忆早已忘记的事情，她说出了好几个城市，像一只鹰一样在房间里盘旋。

“这件衣服从哪里弄来的？”

“自己缝的。我什么都自己做。”

令人高兴的是她谁都不像，但让人感到难过的是她很少说话，如果你不问她，她就一直沉默不语。

后来她又过来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我们相互依偎着一言不发，直到那两位神情庄重、和蔼的老人带着满身的蜡烛和神香味道回来。

晚餐像过节一样丰盛而循规蹈矩，大家在桌边很少说话，小心翼翼，仿佛怕惊醒了谁的敏感梦境。

不久，母亲开始兴致勃勃地教我“正规”语文：她给我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国语》，我花了几天工夫就学会了读“正规”文字，但是母亲要我马上背诵诗句，从此就开始了我俩的相互煎熬。

有一首诗是这样的：

宽广的路啊，笔直的路，

你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不算小的空地……

斧头和铁铲没把你整平，

柔软的你遍布马蹄印和尘土的痕迹。[86]

我把простора（空地）读成простого（普通），把ровняли（整平）读成рубили（砍伐），把копыту（马蹄，语法上是第三格）读成копыта（马蹄，语法上是第二格）。

“嘿，好好想想，”母亲开导我，“什么простого？怪人！простора，懂吗？”

我懂了，但还是要读成простого，连我自己都吃惊。

她气得说我无可救药、不开窍。这话很难听，我一心一意努力背这些该死的诗，在心里念的时候没出一点差错，可一朗读，就出错。我恨这些难以捉摸的诗句，心里一横，就故意读错，把音节一样的词荒谬地排成一行。我很喜欢看到这些神奇的诗行变得毫无意义。

可是这样的把戏也不是白玩的。有一次，顺利完成功课后，母亲问我到底把诗背熟没有，我不由自主地嘟囔起来：

路、双角、奶渣、不贵，

马蹄、神父、水槽……[87]

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晚了。母亲手撑着桌子，站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说道，完全吓傻了。

“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

“什么，就这样？”

“好笑呗。”

“去墙角。”

“干吗？”

她轻声但恶狠狠地重复道：

“去墙角！”

“去哪个墙角？”

她没回答，直直地盯着我的脸，看得我心里发毛，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墙角圣像下有个小圆桌子，上面有一个花瓶，装着散发着香气的干花干草，在前墙角，立着一个盖着地毯的箱子，后墙角放着一张床，第四个墙角没有了，门框子直接挨着墙壁了。

“我不知道你要干吗。”我说道，已经不打算搞懂她了。

她坐下来，沉默了一阵，擦了擦额头和脸颊，然后问道：

“外公叫你站过墙角吗？”

“什么时候？”

“就平时，随便什么时候！”她大喊一声，用手掌在桌子上拍了两下。

“不，不记得了。”

“你知道‘站墙角’是一种处罚吧？”

“不知道，为什么是处罚呢？”

她叹口气。

“哎，过来！”

我走过去，问她：

“你为什么吼我？”

“你为什么故意把诗念错？”

我尽可能向她解释，说我一闭上眼睛，就记住了那些印出来的诗句，但是只要一念出声，就变成其他单词了。

“你不会是装的吧？”

我想回答说“不”，但转念一想：“或许，我就是在装呢？”于是，忽然，我淡定地念完了那首诗，念得完全正确。这让我很惊讶，也弄得我很尴尬。

我感觉我的脸一下子肿胀起来，耳朵充血，变得沉重，脑袋也令人难受地嗡嗡作响，我站在母亲面前，羞得面红耳赤。透过泪水我看到她脸色难过得发青，紧紧抿着嘴唇，眉头紧锁。

“这是怎么回事？”她声音都变了，“就是说，你是装的了？”

“我不知道，我不想……”

“你这人真不好对付。”她低下头说道，“去吧！”

她开始要我背更多的诗，可我的记忆力对这些整齐诗行的领悟却越来越差。想给这些诗句换个说法，换个意思，给它们配上另外一些词汇的难以遏制的愿望在越来越强烈地滋长。要办到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不难，——不需要的词汇蜂拥而来，很快就会和那些必要的书面语混在一起。常常是一整句我都看不明白，不管我怎么努力掌握它，但就是老记不住它。有首凄苦的诗，好像是维亚泽姆斯基[88]公爵的，给我带来很多烦恼：

或早或晚的时辰，

众多的老人和孤寡，

以基督的名义在呼救。

第三行：

人们挎着饭袋在窗下走过[89]，

我特意把这句漏掉，母亲怒不可遏，把我的“功绩”告诉了外公，他恶狠狠地说：

“他是调皮，但记性还不错，祈祷词比我还记得牢。他撒谎，他的记性像石头，一旦刻上，那就牢固得很！你给我狠狠抽他！”

外婆也揭发我：

“童话记得住，歌曲记得住，而歌曲不就是诗歌吗？”

这些都说得对，我觉得自己确实有过失，可只要一读起诗来，另一些单词就不知从什么地方自己出现了，就像蟑螂一样成群爬出来，也组成了诗行：

在我家的大门口，

许多的老人和孤儿，

边走边哀号边乞讨，

讨来的给了彼得罗芙娜，

卖给她喂奶牛，

然后在山沟里喝伏特加酒。

晚上，我和外婆睡在高板床上，不耐烦地反复给她背诵书本上的和我自己杜撰的诗句。有时她会哈哈大笑，但更多时候是责备我：

“这个，你知道的，你会的！不要嘲笑乞丐，上帝与他们同在！基督曾经也当过乞丐，凡是圣人也都当过……”

我嘟囔着：

乞丐我不爱，

外公也不爱，

那该怎么办？

主啊，饶恕我！

外公老是在找碴儿，

就要给我一顿饱揍……

“你说的什么啊，烂掉你的舌头！”外婆生气了，“要是外公听见你这些话会怎么样？”

“随便他怎么样！”

“你淘气，惹你母亲生气得不到任何好处！没你她也不会那么难受。”外婆沉思着亲切地劝导我。

“她为什么难受？”

“闭嘴吧！你不会懂……”

“我知道，外公对她……”

“给我闭嘴！”

我感觉日子过得不爽，体会到一种近乎绝望的感情，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想掩饰它，我满不在乎，调皮捣蛋。母亲的功课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难懂，我很轻松就搞定了算术，但现在还不会写，还完全搞不懂语法。更主要是我感到很压抑，——我感到和看到了母亲在外公家里过得很痛苦。她越来越愁眉苦脸，她用陌生人的眼光看所有人，在往花园开着的窗户旁默不作声地坐很久，似乎整个人都憔悴了。刚到那几天她还是那么鲜活，而现在眼睛下面有了眼晕，好几天不梳头，衣服皱巴巴的，上衣也不扣扣子，形象邋遢。这让我很生气，她应该永远都漂亮，严厉，打扮得清清爽爽，比谁都优秀！

上课的时候，她那深陷的眼睛越过我望着墙壁、窗户，用疲惫的声音问我问题，却忘记答案，越来越爱发火生气，嚷嚷——这很让人憋屈，母亲应当比所有人都公正，就像童话里说的那样。

有时我问她：

“你和我们在一起感觉不好吧？”

她很生气地回答：

“做你自己的事。”

我还发现，外公在准备一件让外婆和母亲害怕的事。他常常把自己锁在母亲的房间里，在那里唉声叹气、尖声叫喊，就像那个让我讨厌的歪身子牧人尼卡诺尔的木笛。有一次这样谈话的时候，母亲冲着全屋子的人大叫：

“不，这个办不到！”

门啪地一关，外公咆哮起来。

这件事是在一个傍晚。外婆坐在厨房桌子旁，一边给外公缝补衬衣，一边喃喃自语。门响了一声，外婆侧耳倾听，说：

“天啊，她去找房客了！”

外公忽地闪进厨房来，跑到外婆跟前，照着她的脑袋就是一下，一边甩着碰疼了的手，一边嘶叫：

“不该说的就别说，老妖怪！”

“你这个老蠢货！”外婆平静地说道，整了整被打歪了的头巾，“好吧，我不说，你的那些歪点子，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她……”

他向她扑过去，拳头雨点一般落在外婆那大脑袋上。外婆不躲避，也不推开他，只是说：

“打、打，蠢货！好，让你打！”

我从高板床上向他们扔枕头、被子，从炕炉上扔皮靴，可是狂怒的外公完全不理会这些，外婆倒在地板上，他用脚踢她的头，最后，他被绊倒了，弄倒了盛着水的水桶。他跳起来，啐着唾沫，打着响鼻，凶狠地环视四周，跑回自己住的阁楼上去了。外婆爬起来，呻吟着坐到长凳子上，开始整理弄乱了的头发。我从高板床上跳下来，她气愤地对我说：

“把枕头什么的都捡起来放到炕炉上去！你也想得出来，扔枕头！这关你什么事？那个老魔鬼，发一通脾气，蠢货！”

她忽然哎呀一声，皱起眉头，低下头来叫我：

“快看看，这里怎么这么疼啊？”

我拨开她那沉甸甸的头发一看，原来是一枚发针深深插进了她的头皮，我拔出发针，找到了另一个，我的手指发麻：

“我还是叫母亲来吧，我害怕！”

她摆摆手：

“你怎么啦？我会叫她的！谢天谢地，幸亏她没看到没听到这一切，你还要去叫，滚一边去！”

她开始用那织花边的灵巧手指插进浓密的黑头发里翻动。我壮着胆子，帮她从头皮里取出另外两枚戳弯了的粗发针。

“疼吗？”

“没事，我明天去给澡堂生火，冲洗一下，就好了。”

然后，她亲切地对我说：

“你呀，亲爱的，别对你妈说他打我，好吗？就算没这个事，他们两个彼此已经够恨的了。你不会说吧？”

“不会。”

“那就记好了！来，把这些都收拾好。我的脸蛋没被打破吧？嗯，好啦，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

“你呀，真是个圣徒，那么折磨你，可你还满不在乎！”

“说什么蠢话？圣徒……这里找到了！”

她唠叨了半天，在地上爬来爬去，我坐在炕炉台阶上，想着怎样替外婆报仇。

我头一次看到他当着我的面这样可恶又恐怖地揍外婆。就在我面前，在昏暗中，他的脸烧得通红，棕红色的头发飘扬着。我心里的屈辱在沸腾，可我恼火自己想不出个合适的报复计划。

但两天后，不知为什么事，我到阁楼上去找他，看到他坐在地板上，面前是一个打开了的小箱子，他正在整理里面的文稿，椅子上放着他喜欢的十二圣徒像——十二页厚厚的灰色纸张，每张纸上按照每个月的日子分成方格，每个方格里是那个日子的所有圣像。外公很爱惜这些圣像，只是偶尔特别满意我的时候才让我看这些圣像。而我总是带着一种特别的感觉观赏这些排列得一个挨一个的可爱小灰人儿。我知道其中一些圣徒的传记，比如吉里克和乌利塔，苦难女圣徒瓦尔瓦拉、潘特雷蒙和其他许多人。我特别喜欢圣人阿列克谢那些忧伤的传记和关于他的那些美妙的诗，外婆常常动情地给我念这些诗。常常，当看了几百号这样的人后，你会暗自欣慰：原来苦命人总是有的。

而现在我打算剪碎这些圣像，于是，当外公走到小窗子前读一张带有老鹰标记的蓝色纸张的时候，我抓了几张纸，飞快跑下去，从外婆桌子里拿出剪刀，爬到高板床上，动手剪掉圣像头。我剪掉一排圣像头后，开始怜惜这些圣像了，于是就沿着分成方格子的线条来剪，但还没来得及剪掉第二排时，外公出现了。他站到炕炉台阶上，问：

“谁让你拿圣像图的？”

看到木板上撒满了方纸片，他抓起一把，靠近脸，扔掉，又抓起一把，他的下颚骨歪斜了，胡子跳动起来，他剧烈地喘息着，把纸片都吹到了地板上。

“你干的什么啊？”他终于大叫一声，抓住我的脚就拉起来。我腾空打了个转，外婆一下接住我，外公挥拳捶她和我，尖声叫起来：

“我要打死你们！”

母亲来了，我躲到炕炉旁的角落，她遮住我，边说边抓住、推开外公在她面前挥舞的手：

“干吗瞎胡闹？清醒些吧！……”

外公一下落到窗户下的长凳子上，号叫着：

“杀死你们！所有这些跟我对着干的人，啊，啊……”

“您可真不害臊？”母亲的声音很浑厚，“您就一直装蒜吗？”

外公喊叫着，脚踢打着长凳，胡子滑稽地朝着天花板，双眼紧闭着。我也觉得他在母亲面前很丢脸，他确实在装蒜，所以才闭着眼睛。

“我给你把这些纸片粘到白棉布上，这样会更好更结实。”母亲说着，一边打量着那些碎片和纸张，“您看，全揉坏了，压扁了，散开了……”

她和他讲话，就像上课时跟我讲话，不知所云。外公忽然站起来，熟练地整理好衬衣、马甲，咳了一下，说道：

“现在就开始贴，我给你剩下的纸页……”

走到门口，他在门槛旁转过头来，一个手指勾起来指着我说：

“他该挨揍！”

“那是当然，”母亲附和着，一边俯下身子靠近我，“你干吗要这样做？”

“我，故意的。要是他打外婆，我就把他胡子扯下来……”

外婆脱下扯破了的短上衣，摇着头说道：

“不是保证不说的吗？”

她往地板啐了一口痰：

“要让你舌头发肿，让你没法动它，没法转它！”

母亲看了她一眼，在厨房里走了走，然后又来到我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的她？”

“你呀，瓦尔瓦拉，真不害臊，还问这个，这关你什么事？”外婆生气地说道。

母亲拥抱了她。

“哎呀，妈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妈……”

“好妈妈啊！快走开……”

她们互相看了一眼，就不吭声了，散开了。外公在过道里来回走动。

母亲刚来的日子就和一个女房客——一个军人的妻子交上了朋友，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到前屋去，别特连格家族的人们——那些漂亮的太太和军官也到那里去。外公对此十分不爽，在厨房里坐着吃晚饭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拿起勺子威胁，气鼓鼓地唠叨：

“该死的，又聚在一起了！从现在到早上就别想睡觉！”

不久，他要求房客们把房子腾出来，他们搬走后，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大车各式家具，摆放到前屋里，用一个大挂锁把门锁上：

“我们不需要房客了，以后的客人我亲自接待！”

于是，每逢节日，客人们就来了。常来的有外婆的妹妹马特连娜·伊万诺夫娜，一个大鼻子的爱叫嚷的洗衣女工，她穿一件条纹绸衣，头戴金色头巾。同她一起来的是两个儿子：瓦西里——一个绘图员，长头发，善良、快乐，一身灰色衣服；一身五彩斑斓的维克多，天生一个马头，狭窄的脸上满是雀斑。还在过道里，他就一边脱掉套鞋，一边像彼得鲁什卡那样尖声尖气地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让我吃惊不小，吓了一跳。

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来了，还带来一个独眼秃顶的钟表匠，这个钟表匠穿一件黑色长礼服，安静，像个修道士。他总是坐在角落，往一侧歪着头，微笑着，用一根手指戳进剃得溜光的双重下巴，古怪地撑着头。他的脸有些发黑，他那只独眼看所有人都是那么地仔细。这个人很少说话，老是重复那句话：

“别折腾了，反正都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忽然想起很早以前的一件事。那时我们还住在新街，有一天，大门外响起沉闷而恐惧的鼓声，一辆又高又黑的大车被士兵和人们簇拥着驶过从监狱通向广场的街道。车上长条凳上坐着一个瘦小身材、戴着圆毡帽和镣铐的人，他胸前挂着一个黑牌子，上面写着很大的白色的字。他低垂着头，像在读题字，整个身子都在摇晃，镣铐发出了声响。

母亲告诉钟表匠：“那是我儿子。”——我吓得后退，想避开他，把两只手藏起来。

“别费神了。”他说道，整个嘴巴可怕地扭到右耳根。他抓住我的腰带，拉到面前，轻快地把我转个圈，然后放开，夸赞道：“不错，这小孩还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皮圈椅很大，可以躺在里面，外公老是夸赞它，说这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无聊地欢笑，那个钟表匠的脸如何古怪而可疑地变化着。他那油腻、液态的脸在融化、漂流。他一笑，肥厚的嘴唇就移到了右腮，那个小鼻子也在滑动，就像盘子里的饺子。两只招风耳在奇怪地移动，时而跟那只好眼睛上的眉毛一起抬起，时而集中到两颊的颧骨上。看来，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用两只耳朵像两只手掌一样来捂住鼻子。有时，他叹口气，伸出像捣杵一样又长又黑的舌头来，灵活地画个正圆形，舔舔那个厚厚的油腻腻的嘴唇。所有这一切并不滑稽，只是让人惊讶，使得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们喝着掺有朗姆酒的茶，这酒有股烧焦的葱皮味道。喝外婆酿的果子酒，黄黄的，像黄金，黑黑的，像焦油，绿绿的；吃浓烈的酸牛奶、罂粟籽奶油蜂糖饼，大伙儿流着汗，喘着气，直夸外婆能干。吃饱喝足后，人们满面红光，挺着肚子，一本正经地坐到各自的椅子上，懒洋洋地请雅科夫舅舅弹首曲子。

他向吉他俯下身弹奏，伴着音乐令人厌烦地唱起来：

哎，日子就是要痛快，

要闹得满城喧嚣，

这一切都得向

喀山太太说清楚。

我感觉这是一首很忧郁的歌，外婆说：

“你呀，雅沙，弹个别的吧，那种真正的歌曲。莫特莉娅，你还记得从前唱的那些曲子吧？”

洗衣女工理了理窸窣作响的衣服，兴奋地说：

“太太，现在不流行了……”

舅舅眯缝着眼睛望着外婆，好像她坐在老远的地方，仍然固执地弹唱着那些不快乐的让人腻烦的歌曲。

外公悄悄地跟钟表匠谈话，用手指比画着什么给他示意。钟表匠抬起眉头，往母亲这边看了看，点了点头，那张油腻的脸不可捉摸地变幻着。

母亲一直坐在谢尔盖耶夫兄弟[90]之间，轻声而严肃地跟瓦西里交谈，他叹息着说：

“是啊，这事得好好想想……”

维克多腻人地笑着，一双脚搓着，忽然尖声尖气地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大伙儿都不吭声了，惊讶地看着他，洗衣女工郑重其事地解释道：

“这是他从戏班子弄来的，那里就这么唱的……”

记得这种沉闷无聊的晚会搞过两三次。后来，一个星期天白天，刚做完晚祷，钟表匠来了。我坐在母亲的房间，帮她用小玻璃珠子穿上开了线的刺绣。忽然，门一下拉开一条缝，外婆伸进来她那恐惧的脸，又忽然消失了，高声抛下一句：

“瓦利娅，他来了！”

母亲一动不动，也没颤抖，门又开了，外公站在门槛上，威严地说：

“穿上衣服，瓦尔瓦拉，走！”

母亲没站起来，也没看他，问：

“去哪里？”

“走吧，上帝保佑！别闹，他是个老实人，在自己行当里可是一把好手，阿列克谢会有一个好父亲……”

外公说话分外庄重，老在用手掌抚摸自己的两肋，肘部弯到背后，打着哆嗦，就好像手想伸出去，而他正竭力按住它们似的。

母亲淡定地打断他的话：

“我跟你说，这绝对不可能……”

外公上前一步靠近她，伸出双手，像个瞎子似的，弯下身子，头发直竖，声音沙哑地说道：

“走！否则我要牵你去！牵着你的辫子……”

“牵走？”母亲站起来问道，脸一下子煞白，眼睛变窄了，她飞快地扯下身上的上衣、裙子，只剩下衬衣，然后走到外公面前：

“牵吧！”

外公龇着牙，握着拳头威胁她：

“瓦尔瓦拉，穿上衣服！”

母亲用手拨开他，抓住门把手，说：

“好，我们走吧！”

“我要诅咒你。”外公小声说。

“我不怕你诅咒，怎么样？”

她打开门，外公抓住她的衬衣下摆，跪下去，悄声说：

“瓦尔瓦拉，你这魔鬼，你要毁掉自己！别去丢脸……”

他可怜地悄声埋怨起来：

“老妈子，孩子他妈啊……”

外婆已经挥舞着双手挡住了母亲的去路，像个母鸡似的把母亲赶进门来，咬牙切齿地唠叨：

“瓦利卡，傻丫头，你怎么啦？回去吧，你这不害臊的！”

她把她推进房里，挂上门钩，然后向外公俯下身子，一只手把他提起来，另一只手吓唬他：

“喂，你这老鬼，太不懂事！”

她把他放到沙发上，他像个破布玩偶一样扑通一声摔下去，不肯张开嘴巴，摇着头。外婆对着母亲嚷嚷：

“穿上啊，你！”

母亲从地板上捡起衣服，说：

“我不会去他那里，听见了吗？”

外婆一把把我从沙发上推下来：

“去舀一瓢水来，要快！”

她轻声说着，几乎是在耳语，平静而威严，我跑进过道，前屋子传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声，母亲在屋子里粗着嗓门叫嚷：

“我明天就走！”

我走进厨房，坐在窗边，恍若梦里。

外公呻吟着抽泣着，外婆唠叨着，随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片可怕的寂静。我忽然想起叫我来做什么，我舀了一铜瓢水，走到过道。那个钟表匠从前屋出来，低着头，一只手一边抚弄着皮帽子，一边嘎嘎地清着嗓子。外婆双手捂着肚子，朝着他的背鞠躬，轻轻说道：

“您是知道的，强扭的瓜不甜……”

他在台阶门槛那里绊了一下，一下跳到院子里，外婆画着十字，浑身打战，哭笑不得。

“你怎么啦？”我跑过去，问道。

她一把夺过铜瓢，水泼洒到我双脚上，喝道：

“你到哪里舀水去了？关门！”

她到母亲房间去了。我又回到厨房，听她们唉声叹气、唠唠叨叨，就像在搬一件重物。

天气晴朗，冬日的光线穿过两个结冰的窗玻璃斜射进来，已经准备好开中饭的桌子上有锡质餐具和两个细长颈玻璃瓶，一个装着棕红色格瓦斯，一个装着外公爱喝的泡着郭公草和金丝桃的深绿色伏特加，都在暗淡地发着光。透过窗户上融化的地方，可以看见房顶上亮得刺眼的积雪，围墙柱子和椋鸟窝上的银色圆顶闪着光。在窗框上，在透射着阳光的笼子里，我的小鸟儿在嬉戏：驯养的黄雀活泼地叽叽喳喳叫着，红腹灰雀发出吱吱声，金翅雀在引吭高歌。但这个快乐、银色的晴朗日子并不令人高兴，不需要这样的日子，一切都不必了。我想把鸟儿放掉，就去把鸟笼子拿下来。外婆跑进来，双手拍着两肋，一边跑向炕炉，一边骂：

“这些个该死的，就晓得让你受罪！你啊，阿库琳娜，一个老傻瓜……”

她从炕炉里掏出一个烤饼，用一根指头弹了弹外壳，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

“瞧，烤焦了！这就是你烤的！你干吗瞪着大眼，你是枭吗？把你们全当破罐子打得稀烂。”

她噘着嘴哭了，来回翻着那个烤饼，用手指头去敲打外壳，大滴大滴的眼泪伤心地啪嗒啪嗒落在上面。

外公和母亲一起进了厨房。外婆把烤饼往桌子上一扔，弄得碟子给震得跳了起来。

“瞧这，都是因为你们，没底没盖的！”

母亲快乐而平静，拥抱了她，劝她别伤心。外公无精打采，疲惫地坐到桌旁，把餐巾缠到脖子上，念叨着，浮肿的眼睛被阳光照得眯缝起来：

“好啦，没关系！都吃过好饼子的。上帝是吝啬的，他用几分钟就偿付了几年的时光……他不认利息。坐吧，瓦利娅……好啦！”

他好像神志不清，吃饭的时候老在讲上帝，讲有罪的亚哈[91]，讲做父亲的沉重命运，外婆气愤地打断他：

“吃你的饭，你呀！”

母亲开着玩笑，明亮的眼睛闪着光。

“怎么样，刚才吓坏了吧？”她推了我一下，问道。

不啊，刚才我并没被吓到，倒是现在我感觉不爽、疑惑。

他们像过节一样地吃，令人疲倦地长时间地胡吃海喝，仿佛这些不是半小时前还互相叫嚷、要动手打架、泪流满面、号啕大哭的那些人。似乎令人怀疑他们所作所为是认真的，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就哭起来的啊。他们的眼泪、叫嚷，所有的相互折磨，常常是瞬间爆发，又很快熄灭，我都已经习以为常：这些已经越来越不能刺激我，越来越不能打动我的心了。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俄国人总是喜欢拿生活中穷困潦倒的痛苦来消遣、戏弄，就跟孩子似的，少有因为不幸福而感到不好意思。

在无休止的寻常日子里，痛苦就是节日，火灾就是消遣；平淡无奇的脸上，伤疤就是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