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我又搬到了外公那里。

“怎么啦，小土匪？”他用手敲着桌子迎接我，“好了，现在我不会养你了，让外婆养你吧！”

“好吧，我来养，”外婆说道，“你以为这是多难的事吧。”

“那你养好了！”外公叫了一声，但马上就平静下来，向我解释，“我和她完全分家了，如今我们各顾各……”

外婆坐在窗户下，飞快地织着花边，织棒快乐地敲打着，插满铜针的枕头在春天的阳光下如同金色刺猬般闪着光。外婆本人像铜铸的一般，——一点都没变！而外公更干瘪了，一脸皱纹，他那棕红色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平静沉着的架势变成了急急忙忙，一双绿眼睛疑神疑鬼地四处张望。外婆用嘲笑的语气跟我讲起她和外公分家的情形：他把所有的锅盘碗盏、瓦罐瓦盆都给了她，并说道：

“这是你的，别再找我要什么了！”

然后，他拿走了她所有的旧衣服、什物、狐皮大衣，拿去卖了七百卢布，把钱贷给自己的教子——一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生利息。他完全得了贪婪病并丢掉了羞耻心：他开始遍访老相识、从前手工艺行会里的老同事、富裕的商人，向他们大倒苦水，说被孩子们弄破产了，希望他们能接济一下，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尊敬，大肆敛财，全是大票子啊。外公拿着票子在外婆鼻子下晃着，自吹自擂，像逗孩子一样逗她：

“看见了吧，蠢货？人家连百分之一都不会给你！”

他把收集来的钱贷给他的新朋友——个子细长、秃顶、镇上都叫他“马鞭”的毛皮匠，和他的妹妹——小铺子的老板娘，一个红脸蛋的、褐色眼睛的、像糖浆那样又软又甜的壮妇。

家里的一切都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天由外婆出钱买菜做午饭，另一天就该外公买食物和面包，但是外公的那天吃得总是很差劲。外婆买来的是好肉，可他尽拿来肝脏、肺、肚子等下水。茶和糖也是分开保存的，只是放在一个茶壶里煮，外公不放心地说道：

“等等，你放了多少？”

他倒了些茶叶到手掌上，仔细数了数，说：

“你放的茶叶比我的细碎，那我该放得少些，我的茶叶要大一些，茶汤更浓一些。”

他十分留意外婆给他倒的茶和给自己倒的是不是一样的浓度，留意她喝的茶水是不是跟他一样的分量。

“喝最后一杯，好吗？”倒完全部茶水之前，外婆问道。

外公往茶壶里看了看，说：

“嗯，好吧，最后一杯！”

甚至连圣像前长明灯的灯油也是各买各的，——这就是共同劳动了半辈子的结果！

看着外公的这些鬼把戏，我是哭笑不得，而外婆只是觉得好笑。

“你别在意！”外婆安慰我，“嗯，怎么回事呢？老头子越老越糊涂！他都八十岁了，——也就是倒退了八十岁啊！就让他糊涂去吧，看谁吃亏？我来挣你我两人的面包钱，谁怕谁啊！”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逢节日，一大早，我就拿个口袋走街串巷去收牛骨头、碎布、纸片、钉子。一普特碎布和纸片在收破烂的商人那里可以卖到二十戈比，烂铁也是这个价，一普特骨头可卖十戈比、八戈比。平时我一放学就弄这些，每个星期六卖掉各种旧货可以得到三十、五十戈比，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挣得更多。外婆拿到我的钱，急忙塞进裙子口袋，垂下眼睛夸我：

“要好好谢谢你，我的心肝！咱们养活不了自己吗，就我俩？了不起啊！”

有一次，我偷偷看到，她把我挣的五戈比握在手上看着，默默地哭泣，一滴浊泪挂在她那浮石般的大鼻孔鼻子上。

比收破烂更赚钱的是在奥卡河岸上的木材仓库或是佩斯基岛（赶集的时候，人们在岛上快速搭建临时棚屋买卖铁器）上偷劈柴和薄木板。集市散后，临时棚屋被拆掉，但是木杆、薄木板，码成堆放在佩斯基岛上，一直要到来年春汛。一块好的薄木板，小市民业主可以出到十戈比，一天可以拖个两三块。但必须是在坏天气下，大风雪或下雨把看守人赶跑，迫使他们躲起来的时候，才能得手。

我们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结成一伙：独自要饭的摩尔多瓦女人的十岁儿子山卡·维亚希尔，这是个可爱、温柔、总是乐呵呵的小孩；没有父母的科斯特罗马，他头发蓬乱，骨瘦如柴，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他后来在十三岁因为偷了一对鸽子被送到少年犯教养院，在那里上吊自杀了；哈比，十二岁的大力士，天真而善良；扁鼻子雅兹，看坟人和掘墓人的儿子，一个像鱼一样沉默寡言患有癫痫病的八九岁男孩；年龄最大的是寡妇裁缝格丽莎·丘尔卡的儿子，他理性、公正、酷爱拳击。这些全是来自同一条街的孩子。

偷盗在镇上已经不算犯罪，已经习以为常，对半饱的小市民来说，这差不多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一个半月的集市没法满足一年的吃喝，甚至很多有身份的业主都去“河上捞外快”——捞洪水冲来的劈柴和原木，用小木筏运零星的货物，但主要的营生是从驳船上偷东西，一般就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手脚不干净”，顺手拿走那些放得不稳当的东西。每逢节假日，大人就夸耀自己的战果，小孩子就听着，学习着。

春天，集市开市前忙碌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小镇街道上到处都是醉醺醺的工匠、车夫和各种行当的工人，镇上的小孩就去摸这些人的荷包，这已经是一种合法的手艺，他们就当着大人的面放肆地干着这个勾当。

他们从木匠那里偷工具，从客运马车夫那里偷扳手，从货车车夫那里偷轮轴、大车轴的衬铁，——这些事我们这帮人都不干；丘尔卡有次坚决地说：

“我不去偷，妈妈不允许。”

“我可不敢去偷！”哈比说道。

科斯特罗马对小偷深恶痛绝，“小偷”这个词他发音特别重，当看见别的小孩偷抢醉汉的时候，他会赶散他们，若是成功抓到一个小孩，他会痛打他一顿。这个大眼睛忧郁的男孩把自己想象成大人，他走起路来很特别，晃晃悠悠的，像个装卸工，说话尽量用沉闷的粗嗓门，整个人显得拿腔拿调、装神弄鬼、老成持重。维亚希尔相信偷窃是罪孽。

但是从佩斯基岛上拖走薄木板和木杆子算不上罪孽，我们谁也不怕做这个，我们想出了一整套办法，让我们能轻松搞定这件事。晚上，趁着月黑风高，维亚希尔和雅兹沿着泡胀的潮湿冰面穿过河湾前往佩斯基岛，——他们旁若无人地走着，尽量吸引看守的注意，而我们四个人散开来，依次摸过去。被维亚希尔和雅兹惊动了的看守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两个。我们在事先就约定的木材堆旁集合，选好自己要拖走的东西，趁飞毛腿般的同伴逗得那个看守追他们的工夫，我们就往回赶。我们每人都有根绳子，绳子末端有个弯成钩状的大钉子；我们用它钩住薄木板或者木杆子，在雪地和冰面上拖着走，——看守几乎从没发现过我们，就算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我们把拖来的东西卖掉，把收入分作六份，每位兄弟能拿到五戈比，有时是七戈比。

这些钱完全可以满足一天的温饱，但是维亚希尔如果不能带给他母亲四两或者半瓶伏特加酒，他就会挨她的打。科斯特罗马把钱攒起来，希望能养上鸽子。丘尔卡的母亲有病，他要尽可能多挣些钱。哈比也在攒钱，打算去他出生的那座城市（把他从那座城市带出来的舅舅来到尼日尼后不久就淹死了）。哈比忘了那座城的名称，只记得是在卡马河畔，离伏尔加河不远。

这座城市莫名地让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逗着这个斜眼的鞑靼小孩，唱道：

卡马河上有座城，

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手够不到，

脚板也走不到！

起初哈比还生我们的气，但是有次维亚希尔柔声细语地（跟他的绰号很相称）[112]说：

“你怎么啦？跟同伴还生气？”

鞑靼小孩不好意思了，自己也唱起“卡马河上有座城”来。

比起偷薄木板，我们还是更喜欢收集破布和骨头。春天，雪化了后，或是大雨把荒凉的集市铺装的街道冲洗干净后，捡破烂特别有趣。集市上，总可以在水沟里收集到不少钉子和碎铁块，我们还常捡到钱、铜币和银币，但为了不让看摊的撵走我们或是夺走我们的口袋，我们得给他们两戈比，或是给他们鞠躬作揖老半天。总的来说，钱挣得可不容易，但我们相处融洽，虽说有时也要争吵一番，——印象中我们之间没打过一次架。

维亚希尔算是我们的和事佬，他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说些特别的话；话虽简单，但常让我们吃惊和尴尬。他说出这些话自己也觉得吃惊。雅兹的放肆并没使他生气，也没吓着他，他安详而消极地对待一切粗俗的行为——都予以令人信服的驳斥。

“这还有必要吗？”他问道，然后我们清晰地看出——确实没必要！

他称呼自己的母亲“我的摩尔多瓦女人”，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昨天我的摩尔多瓦女人又喝得烂醉回家！”他高兴地说道，一双金黄色的圆眼睛里闪着光，“她砰地把门推开，坐在门槛上唱啊，唱啊，像只母鸡！”

喜欢较真的丘尔卡问道：

“唱的什么呢？”

维亚希尔用手掌拍着膝盖，尖声尖气地模仿母亲唱歌：

嘿，咚——咚咚——

年轻牧人拿着拐杖把窗敲，

我们就往街上跑！

牧人鲍里加，

在晚霞中，

吹起芦笛——

村里的一切都已安静！

他知道很多这样高亢的歌曲并能很熟练地放声高唱。

“是啊，”他继续说，“她就这样在门槛上睡着了，屋子里冷死了，我浑身发抖，差点没冻死，想拖她进来——力气又不够。今天早上就跟她说：‘你干吗醉成这样？’她说：‘没事，你忍忍，我反正快死了！’”

丘尔卡认真地确认：

“她快死了，全身都浮肿了。”

“你可怜她吗？”我问。

“怎么不可怜她呢？”维亚希尔吃惊地说道，“她好歹还是我的好妈妈……”

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个摩尔多瓦女人随手就可以把维亚希尔打一顿，但相信她是个好人；甚至，遇到不走运的日子，丘尔卡建议：

“我们大家一人一戈比，给维亚希尔妈妈买酒喝，不然她会揍他的！”

我们这伙人中有两个识字的——丘尔卡和我；维亚希尔很羡慕我们，他揪着自己老鼠一样的尖耳朵，轻言细语地说：

“等我埋了摩尔多瓦女人，我也去上学，我向老师深鞠躬，希望他们能收留我。学成之后，我去求大主教雇我当园丁，要不就直接去找沙皇本人！……”

春天里，摩尔多瓦女人跟一个募捐修寺院的老头一起，还有一瓶伏特加酒，被倒下来的劈柴垛压在下面；人们把这个女人送到医院，大方的丘尔卡对维亚希尔说：

“来我家住吧，我妈妈教你识字。……”

过了不久，维亚希尔仰着头，读招牌：

“品食杂货店……”

丘尔卡纠正他说：

“食品杂货店，怪物！”

“我看到了，可是把‘母字’念反了。”

“字母！”

“这些字母都在跳，——它们很高兴念叨它们吧！”

他对树木、草丛的痴迷令我们大家又好笑又吃惊。

小镇散布在沙地中，缺少植物，只是在某些地方，在院子附近零零星星有些白柳、歪歪扭扭的接骨树丛，一些灰色的干枯的草茎胆怯地藏在院墙下面；若是我们中有谁坐到小草上——维亚希尔准会气愤地唠叨：

“喂，干吗要糟蹋草啊？坐一边去，坐到沙地上，你们坐哪里不都一样吗？”

当着他的面，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弄断白柳的枝丫，摘下接骨树开花的枝条或者砍下奥卡河畔柳树林的树枝。他总是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吃惊状：

“你们干吗什么都要破坏啊，真是活见鬼！”

大伙儿因为他的吃惊而感到羞愧。

每逢星期六，我们都要搞一次快乐的游戏，这个要准备一周时间，要把街上的破草鞋收集起来，堆到僻静的角落。星期六，当成群结队的鞑靼装卸工从西伯利亚码头[113]回家的时候，我们在十字路口占好阵地，开始向他们扔破草鞋。起初，这激怒了他们，他们追着我们跑，嘴里怒骂着，但很快，他们自己也沉迷到这个游戏中，明白什么在等着他们了，也全部装备了破草鞋来到“战场”。不仅如此，他们还窥探到我们藏军火的地方，不止一次把我们偷个精光，我们向他们抱怨：

“这，还算什么游戏啊！”

于是，他们就把草鞋分我们一半，又开始战斗。通常他们会在一片开阔地摆好阵势，而我们，尖叫一声，就一边围着他们狂奔，一边扔草鞋。要是我们谁在奔跑中被恰好扔到脚下的草鞋绊得头钻进了沙堆，他们也会号叫、豪放地哈哈大笑。

游戏热火朝天地持续了很久，有时一直到天黑，周围聚集了不少小市民，他们从角落往外张望，为了体面，免不了要唠叨几句。漫天飞舞着灰色的满是尘土的草鞋，黑压压的如一群乌鸦，要是我们中有谁被狠狠地击中，那人首先感到的是满足，而不是委屈和疼痛。

鞑靼人的兴头并不在我们之下。战斗结束后，我们常跟他们一起到行会去，他们请我们吃甜马肉，喝一种特别的蔬菜汤，晚饭后就着奶油核桃甜点喝浓浓的砖茶。我们喜欢这些大块头，他们像是挑选出来的大力士，他们身上有种儿童般的、浅显易懂的东西，——他们的善良、始终如一的纯真和他们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态度特别让我吃惊。

他们所有人都笑得那么开心，笑得噎出了眼泪。他们中有个卡西莫夫人，一个塌鼻子，是个如童话里所讲的那般有力气的男子汉：有一次他把一个重达二十七普特的大钟大老远地从驳船上搬到岸上。他笑着，号叫着：

“呜，呜！空话都是扯淡，胡扯只能挣小钱，金币都是扯淡！”

有一次，他把维亚希尔放在手掌上，把他举得老高，说道：

“瞧你住的地方，天上啊！”

天气糟糕的日子里，我们在雅兹家里聚会，就在他父亲看守坟地的小屋子里。他父亲骨头都已经扭曲，长胳膊，一身都很脏。在他那小脑袋上，在那黑黢黢的脸上密布着些肮脏的头发；他的脑袋像一朵枯萎了的牛蒡花，又长又细的脖子就是花茎。他甜蜜地眯缝着发黄的眼睛快人快语地嘟囔着：

“上帝保佑，我可别失眠啊！啊哈！”

我们买来三钱茶、四两糖、几块面包，还得给雅兹的父亲买四两伏特加酒。丘尔卡严厉地命令他：

“贱男人，快把茶炊放上来！”

那男人，微笑着，把铁茶炊放上桌，我们在等待茶的时候，讨论起自己的事情，他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

“注意，后天是特鲁索夫家四旬祭[114]，会有一场盛宴，——他们那里，有你们要找的骨头！”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有厨娘在收集。”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道。

维亚希尔望着窗外的坟场，带着幻觉说：

“我们不久后就要到森林里去了，真爽啊！”

雅兹总是沉默着，用那悲伤的眼睛仔细打量着大家，一声不吭地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玩具——从垃圾坑里淘来的木头士兵、缺腿的马、碎铜块、扣子。

他父亲往桌子上摆上各种各样的茶杯碗盏，放上茶炊。科斯特罗马坐下来倒茶。雅兹的父亲喝完他自己的那杯酒，爬到炕炉子上，伸长脖子，用猫头鹰般的眼睛看着我们，嘴里唠叨着：

“哎呀，你们这帮该死的，——好像都不小了吧，啊？哦，小偷们，但愿上帝别让我失眠！”

维亚希尔对他说：

“我们根本不是小偷！”

“哦，那是小毛贼……”

如果雅兹父亲令我们讨厌，丘尔卡就会气愤地大声呵斥他：

“住口，贱男人！”

这个男人一开始列举谁家有人快要病死了，我、维亚希尔和丘尔卡就会非常不爽，他如数家珍般地说着这些，看到我们不喜欢听他的，他就故意挑逗我们。

“啊哈，害怕了吧，小鬼们？呵呵！有个胖子马上要死了，他怕是要腐烂很久吧！”

大伙儿叫他打住，可他还在喋喋不休：

“反正你们都得死，垃圾坑里是活不长的！”

“好吧，那就死吧，”维亚希尔说，“我们死后去做天使……”

“你——你们？”雅兹父亲惊得差点背过气去，“这个……你们？要去当天使？”

他哈哈大笑，然后又开始挑逗，讲起死人的各种蛊惑事。

但是有时这个人又忽然用压低了的声音，流水潺潺般地讲某件怪事：

“听说过没，孩子们，等等！前天埋了个女人，孩子们，我知道这个女人一些事，——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他挺喜欢谈女人，而且总是讲得很肮脏，他的讲述中有某种抱怨的、疑问的东西，他像是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思考，所以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他不会讲话，讲得没什么条理，常常插进一些问题来打断自己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述会在记忆中留下一些让人无法平静的零星残片：

“大伙儿问她：‘谁放的火？’——‘我放的！’——‘蠢货，怎么回事，你那晚上没在家，在医院躺着呢！’——‘是我放的火！’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哎哟，上帝保佑我别失眠……”

他知道几乎每个被他埋到那个裸露的荒凉坟场沙土里的小镇居民的身世，他就像给我们打开了每家每户的门，我们走进去，看到人们是怎样在生活，感受到某种严肃的庄重的东西。他似乎能讲一晚上，一直到天亮，但是，看守小屋子的窗户刚一发黑，黄昏来临的时候，丘尔卡从桌边站起来：

“我要回家，妈妈会担心的。谁跟我一起？”

大家都走了。雅兹送我们到围墙那里，关上门，把他那瘦骨嶙峋的黑脸蛋贴到栅栏上，幽幽地说：

“再见！”

我们也对着他喊：“再见！”我们总觉得把他留在坟地有点怪怪的。科斯特罗马有次回头看了看，说：

“瞧吧，我们明早一醒来，而他——可能已经死了。”

“雅兹比所有人过得都糟糕。”丘尔卡常常这样说。维亚希尔总是反驳他：“我们过得都不算差……”

在学校里，我又遇到了困难，同学们嘲笑我，说我是收破烂的、讨饭的。有一次，一场争吵之后，他们给老师报告，说我身上有股垃圾坑的味道，不能和我坐在一起。我还记得，我是怎样深受其害的，每次被别人吐槽之后我是如何艰难地走向学校。但这种“罪名”纯属无中生有：我每天早上使劲洗澡，去学校从不穿那件我收破烂时穿的衣服。

后来我终于通过三年级结业考试，学校奖励给我一本《福音书》、一本硬书皮的克雷洛夫《寓言集》、一本没有硬书皮的书名看不懂的小书《法达·摩尔加那[115]》，还给了我一张奖状。当我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时，外公非常高兴，非常感动，宣布这些东西必须珍藏起来，锁到自己的柜子里。外婆躺着病了好几天了，她没钱，外公唉声叹气，尖声叫喊：

“你们把我喝光吃尽，只剩骨头了，哎哟，你们这些人啊……”

我把书拿到铺子里卖了五十五戈比，把钱交给外婆，奖状涂抹了一些题字，才交给外公。他把那张纸珍藏起来，并没打开，所以没发现我的恶作剧。

脱离学校后，我又开始混迹街头。现在可真不错，——正值春光明媚，能挣不少钱。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伙人一早就去田野、去松树林里，很晚才疲惫而愉快地回到镇上，互相之间关系更加亲近了。

但是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继父被解雇了，他又消失了，母亲和小弟弟尼古拉搬到外公那里，叫我担负起保姆的职责，——外婆到城里去了，住在一个富商家里帮人绣棺罩[116]。

沉默而瘦削的母亲，勉强移动着脚步，用恐惧的眼神看着一切。小弟弟患有淋巴肺结核，脚踝上有溃疡，身体虚弱得无法大声哭泣，饿的时候，只会颤抖着呻吟，吃饱了就打盹，打盹的时候似乎在奇怪地出长气，小猫似的打着呼噜。

外公仔细地触摸他，说道：

“是该给他吃好点，那我的饲料就不够你们大家吃了……”

母亲坐在屋角床头上，声音嘶哑地叹口气：

“他只需要吃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合在一起就多了……”

他挥了一下手，对我说：

“得把尼古拉放到露天晒太阳，埋到沙土里……”

我用口袋拖来一些干净的沙土，堆在窗户下阳光晒得暖暖的地方，按照外公的指示，把弟弟埋到脖颈。小家伙很高兴坐在沙土里，那双非同寻常的眼睛（没有眼白，只有围着一层小光圈的淡蓝色瞳仁）对我眯缝着、闪着光芒。

我立刻就贴近了小弟弟，我觉得，我的所思所想他都懂。我挨着他躺在窗户下的沙堆里，外公那刺耳的叫声从窗户传来：

“死并没什么了不起，你得学会活下去！”

母亲咳个不停……

小孩腾出两只小手，向我伸过来，摇晃着白色的小脑袋；他的头发稀疏，很白，小脸蛋显得老成、聪明。

如果有母鸡、猫走近我们，科利亚[117]就一直盯着它们看，然后看看我，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弄得我很尴尬：小弟弟是不是已经看出我跟他在一起很无聊，想扔下他跑到街上去。

院子不大，狭窄、杂草丛生，从大门起是鳟鱼皮搭的棚子、柴火棚和地窖，然后这排棚屋转了个弯，尽头是个澡堂。房顶上满是小船的碎片、劈柴、木板、打湿了的碎木块——所有这些都是小市民们涨大水的时候和流冰期从奥卡河里打捞上来的。整个院子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各种木材。这些被水浸泡过的木材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散发着腐烂的味道。

旁边是一个小牲口屠宰场，几乎每天早上，那里都有小牛哞哞的叫声和绵羊的咩咩。血腥味异常浓厚，以至于有时我觉得这气味就像一张透明的鲜红的网在满是尘埃的空气中飘荡。

被斧背在两角之间打蒙了的牲畜叫唤的时候，科利亚眯缝起眼睛，鼓起嘴唇，应该是想模仿叫声，但是只吹起了空气：

“呋——呋……”

中午，外公从窗户伸出头来，吼道：

“吃午饭！”

他把小孩抱在自己膝盖上，亲自喂他，——他把土豆和面包嚼碎，用弯曲的指头送到科利亚的小嘴里，弄脏了他的薄嘴唇和尖下巴。喂了一点点，外公掀起孩子的小衬衫，用指头戳戳他鼓起的小肚皮，大声自言自语：

“还吃不？要不再吃点？”

从靠近门的黑暗角落传来母亲的声音：

“你不是看到他伸手要吃的吗！”

“小孩子不懂事，还不知道该吃多少……”

他又塞了一块嚼碎的食物到科利亚嘴里。看着他这样喂孩子，我羞愧得心痛，我喉咙下面堵得慌，有些作呕。

“好了！”外公最后说，“嗯，抱给你母亲吧。”

我接过科利亚，他呻吟着要到桌子上去。母亲迎着我站起来，嘶哑着喉咙，伸出干瘪无肉的双手，她那细长的身子，就像完全拆掉了枝条的云杉。

她完全变成哑巴了，很少用那开水一般的声音吐出一个字，她整天就静静地躺在角落里等死。她其实只剩半条命了，这点，当然，我感觉到了，也已经清楚了，而且外公也非常频繁地、不厌其烦地说起死亡，特别是在每个夜晚，当外面夜色降临，窗户里飘进来温暖的熟羊皮般的浓厚腐烂味道的时候。

外公的床放在前屋角落里，几乎就在圣像下面，他头朝着圣像和小窗户躺着，在黑暗中久久地嘀咕：

“这不，死期来临了。我们有何颜面以对上帝？我们该说些什么？要说还是忙了一辈子，做了点什么……到头来有什么出息？……”

我睡在炕炉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感觉较短，我把脚伸到炕炉下面，那里的蟑螂老是啄它们。这个角落让我看到不少幸灾乐祸的事情：外公做饭的时候，炉叉和火钩端头常常打破窗户玻璃。这很好笑，也很奇怪：他这么聪明的人，竟然没想到把炉叉截取一段。

有一次，罐子里的什么东西快熬过头了，他慌乱起来，用炉叉猛地一拉，炉叉打落掉窗框的一个横木、两片玻璃，碰翻并打碎了炉前台子上的罐子。这让老头子很伤心，他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就开始哭起来。

“天啊，天啊……”

白天，他出去了，我用面包刀把炉叉截掉了四分之三，但外公一看到我的工作成果就咆哮起来：

“你这该死的，该用锯子锯开，用锯子！锯下来的那段可以做擀面杖，可以卖掉，你这鬼东西！”

他挥舞着双手跑进过道，母亲说道：

“你别瞎掺和……”

母亲在八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去世了[118]。继父从外地刚回来，就又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差事。外婆和科利亚已经搬到他那里，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套干净的公寓里，这几天母亲也要搬过去。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上，她轻声对我说，声音比平时清晰而轻松：

“去找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叫他来一趟！”

她在床上稍稍抬起身子，一只手扶着墙壁，补充道：

“快跑啊！”

我感觉她在微笑，某种新颖的东西在她眼睛里闪着光。继父正在做日祷，外婆打发我去一个犹太女人开的小店里买烟，碰巧没有现成的碎烟，只好等着女老板把烟叶捣碎，然后带回来给外婆。

当我回到外公那里时，母亲坐在桌子旁边，穿着丁香花色的衣服，头梳得很漂亮，跟从前一样庄重。

“你感觉好些了吧？”我不知怎的怯生生地问道。

她用令人毛骨悚然地目光看着我，说：

“过来！去哪里溜达了，啊？”

还没等到我回答，她就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握住由锯子改的又长又柔软的刀，抡起来用刀面狠狠打了我几下，——刀从她手上滑落。

“捡起来，给我……”

我捡起刀，扔到桌子上，母亲一把推开我；我坐到炕炉台阶上，恐惧地盯着她。

她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慢慢移动到自己那个角落，躺到床上，开始用手帕擦脸上的汗水。她的一只手不那么准确地移动着，有两次从脸旁落到枕头上，顺带用手帕擦了擦枕头。

“给我水……”

我从桶里舀了一碗水，她费劲地抬起头，抿了一口，用冰冷的手把我的手推开，重重地叹口气。然后看了一眼角落里的圣像，转眼看看我，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苦笑，然后长长的睫毛就慢慢落下盖住了眼睛。

她的两个胳膊肘紧紧夹着两肋，双手手指无力地动弹着，摸到胸口，往喉管靠近。她的脸上浮动着暗影，然后渗入脸深处，拉紧了蜡黄的皮肤，鼻子变得更尖了。她惊讶地张开嘴，但是听不到呼吸。

我一动不动地端着碗在母亲床前站了许久，看着她的脸慢慢僵硬、变灰。

外公进来了，我告诉他：

“母亲死了……”

他往床上瞟了一眼。

“你胡说些什么啊？”

他走到炕炉前取烤饼，把炉门盖和烤盘弄得很响。我看着他，知道母亲已经死了，期待他能明白这一切。

继父来了，穿着帆布夹克、戴着白色的制服帽。他无声地拿起椅子，放到母亲床前，忽然把椅子往地板上一抛，像铜喇叭似的大叫起来：

“她死了，你们瞧……”

外公瞪大双眼，手拿炉门盖，瞎子似的踉踉跄跄地悄悄离开炉子。

当人们向母亲的棺木撒干沙土时，外婆像个瞎子似的向坟地里某处走去，撞到一个十字架上，撞破了脸。雅兹的父亲把她带到自己的看守小屋，在她洗脸的时候，他悄悄跟我说了些安慰的话：

“哎，你呀——上帝保佑我可别失眠，你想怎么样，啊？这世道就是这样……我说得对吧，外婆？无论穷富，大家都得进坟墓，是吧，外婆？”

他瞄了一眼窗户，忽然从看守小屋冲了出去，但马上就和维亚希尔一起回来了，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你看，”他说着，递给我一个折断了的马刺，“瞧瞧，多好的东西啊！这是我和维亚希尔送你的。你瞧这小轮子，啊？准是哥萨克骑兵戴上又丢掉的……我向维亚希尔买下这小玩意儿，给了两戈比……”

“你胡说些什么！”维亚希尔轻声但生气地说道。雅兹父亲躲到我身后，向他挤挤眼，说道：“维亚希尔嘛，对啊？确实厉害！对，不是我，是他把这个送给你，他……”

外婆洗好脸，用头巾包上有些浮肿的、发青的脸，叫我回家，我拒绝了，我知道他们在丧宴上要喝伏特加酒，或许，还会吵架。米哈伊尔舅舅还在教堂的时候就叹着气对雅科夫说：

“今天我们喝一杯吧，啊？”

维亚希尔竭力逗我笑：他把马刺挂在下巴上，用舌头去弄那个小轮。雅兹父亲故意放声大笑，高声叫道：

“瞧啊，你瞧，他在干什么！”当他看到这一切都不能让我快乐时，就严肃地说：“喂，醒醒吧！我们大家都会死的，连鸟儿都得死。我给你母亲坟墓铺上草皮，好吗？我们现在就去地里，你、维亚希尔、我、我的桑卡一起，我们割下草皮，然后铺到坟上——这事再好不过了！”

这事还不错，我们就去了地里。

母亲下葬几天后，外公对我说：

“嘿，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去吧……”

于是我去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