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之痼疾

今之致憾于新文学者，徒见其冗沓鄙俚，生吞活剥，以及各种扭扭捏捏之丑态已耳。此其文体之不美，初于读者无大害，读之而茫然莫辨，昏然思睡。斯不终卷而置之可也，夫何足深辩。其遗害人心，流毒无穷，使一般青年读之，如饮狂酲，如中恶魔，暴戾恣睢，颓丧潦倒。驱之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能止者。厥维其内含之情思，所谓浪漫主义者是，充其说，行将率天下而禽兽、而蛮獠、而相率以就死地。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文体之不足以载之达之，余犹以为幸也。国人于此，曾鲜有加遗一矢者。癣疥之患易见，腹心之疾堪虞。作者不敏，愿效负弩先驱之劳，忧世君子，曷兴乎来。

浪漫主义，自古有之，纵情恣欲，是其特色。禽兽蛮獠，皆最彻底之浪漫主义实行者。其后由禽兽蛮獠，进而文明人，积累世之经验，鉴前车之覆辙，知纵情恣欲之害之不可胜言。于是有道德以化之，有礼教以约之，有政法以裁之。日久而玩生，病愈而痛忘，禽兽蛮獠之潜伏性，时复蠢蠢思动。丁世丧乱，邪说暴行有作。于是最古之浪漫本能，一变其面目，而为崭新之浪漫主义。其在印度，有顺世外道一派；在中土，有《列子·杨朱篇》一派。然皆不盛。其泛滥溃决，竟至不可收拾者。厥惟近世卢梭一派，假自由平等之名，行纵情恣欲之实。不逞之徒，靡然风从。其流近且波及于中国，诛之不可胜诛。姑就耳目所及，摘其一二，以示国人。

浪漫派以纵情恣欲为至善，故否认人格之修养，否认一切是非善恶之标准。但凭一时感情之冲动，以定其行为，而美其名曰受良心之驱策。苟一时感情冲动以为可者，即当毫无顾忌悍然为之。如：

商务印书馆东方文库《近代戏剧家论》七十六页：大凡倾向于个人主义的人，大都是崇拜权力的。而邓南遮(D'Annnnzio)喜权力更甚。他在荣辉内表见的中心思想，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像斯铁纳(Max Stirner)所说的，我惟当达到我自己的鹄的，什么法律，什么习惯，统统可以不管他。

虽杀人放火，弑父淫妹，亦不为过。如：

东方文库《近代俄国文学家论》二十五页：《罪与罚》是使陀斯妥以夫斯基(Dostoevski)享大名的第一部著作。这不但是他生平的杰作，而且是世界文学中稀有的大著。主人公拉斯戈尔尼谷甫(Raskolnikov)是代表俄国式的非常自尊的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他不是政治的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像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里所描写那样的虚无主义者，却是伦理的虚无主义者。所谓伦理的虚无主义者，就是蔑弃一切伦理的戒条和规律的意思。他的理想是这样，他只要能踏破一切的习惯规律，他就成为一种的拿破仑了。他是个青年学生，家境贫苦，有老母和姊妹，都待他赡养。有一天他走到质铺里去当珠宝时，看见了质铺里的老年的女主人。他便想只要杀了这老婆子，便可以得到质铺里的一切，来养活自己的家族了。不过照道理的惯例，杀人是不许的。但是(一)道德足以限制我的行动吗？(二)要是拿破仑到了我的地步，他难道也为了区区的道德戒律，不敢去杀那龌龊老婆子吗？拉斯戈尔尼谷甫为这两个问题所困惑，最后他为他的自尊心所激动说：“好了，不用多想了，我就照着拿破仑的模样，杀了这婆子罢。”于是他便去杀死当铺妇人，并杀死那妇人的姊妹。他本意是想杀了两个人后，他便可以打破伦理的习惯，战胜道德的权威，从此变成一个拿破仑，变成一个超人。

东方文库《近代戏剧家论》六十七页：《春朝的梦》的姊妹篇，唤做《秋宵的梦》(II Sogan d'un Tramonto d'autunno)也是一篇讲快乐问题的剧本。这篇剧本里说威匿思(Venice)的贵妇Grandeniga恋爱一个少年，因而毒杀自己的丈夫。她满心满意以为被恋爱的少年可以到手了。她这恋爱当然是求满足肉体上的快乐，和她从前办过的许多恋爱事情一样。哪知这少年偏不爱她，另和一个女郎，所谓威匿思之花Pantea相爱。Grandeniga怨恨极了，想置Pantea于死地。她乘那个少年和Pantea同坐着画舫游行的时候，施展魔术，放妖火把画舫烧着，欲借此烧死情敌Pantea。不意她这计划太周到了，烧死的不止是那可恨的Pantea，兼亦烧死了可爱的美少年。她既施了魔术，放了火，可没有本事收回来，只好立在画楼上，白看着她的爱人活活烧死，和她的情敌在一处烧死，拥抱着被烧杀。Grandeniga的快乐终于失却了，Pantea和她情人的恋爱，终于得个结果，而且是个极美满的结果。Pantea是死了，但到底被她得到快乐。Grandeniga虽是活着，快乐却失却了。快乐问题便是人生终极的问题，这是《秋宵的梦》内的中心思想和《春朝的梦》相同的。

东方文库《近代戏剧家论》七十七页：牧羊少年的父亲——凶恶的拉柴鹿——早已寻到。拉柴鹿本是前夜窘逐米拉(Mila)诸醉人中之一，现在见了米拉，就又故态复萌起来。米拉为保护自身，和他力斗。牧羊少年在洞内听得，赶出来帮助米拉。他此时手内正握着一把斧头，——是为米拉雕刻一个像用的，——举斧把拉柴鹿——自己的父亲——杀死了。

东方文库《近代俄国文学家论》五十四页：沙宁(Sanin)看得世人如毫无一物。他的妹子的行为也毫不足怪，不过未尝结婚，就有了性交罢了，有什么稀奇？所以他劝她不必因此而失去她的傲气，不如趁孩子没有生下来，赶紧找一个和她相爱的朋友结了婚就完了。后来她嫁了一个丈夫。其实他不但是不以他妹子的私孕为可耻，并且不以那个官员为可恨。不但如此，他自己看了他妹子秀色可餐，还要想和她起性交哩。因为他的主义是满足肉体的要求，名分礼俗一概不知道，也是一概否定的。(《沙宁》系Michael Artzbashew所著小说，一九〇七年出版)

此类荒谬绝伦之文字，多引之徒污吾笔。吾不知介绍提倡之者，是何居心。彼曹于中国诲淫诲盗之小说，则斥之为腐败文学。斥之诚是也，然何以于西方腐败之文学，则颂扬之，称之为伟大之著作。西方腐败之文人，则奉之若神明，称之为大艺术家。质之彼曹，恐亦无以自解也。

浪漫派重视感情之冲动，蔑弃内心之制裁，其生活之杂乱无章，毫无归宿，盖可知矣。乃复自欺欺人曰：人生目的在于求美，因之有唯美主义焉，唯美艺术家焉。究其所谓美者，非古希腊人所崇之中和之美，乃一时感情之幻象而已。夫美之大者为善，美而不善则虽美勿取。饮鸩固可以止渴，然而人终不饮者，以饮之之时，虽暂觉甘美，而遗害则无穷也。彼浪漫之徒，以善之不可以一蹴几也，乃遁而入于美，蔑弃理性，妄聘臆见。举古今来公认为不善者，一一纳之于彼之艺术之中。语人曰：此至美也，此至伟大之作品也，他人不得而非之焉。如非之，则斥为顽固，斥为腐朽矣。故其所谓艺术家者，每自命超人，视礼教道德如粪土。如：

东方文库《近代戏剧家论》七十一页：邓南遮大胆回答道：“艺术家在他分内事(艺术)的范围内他简直是个超人。无论什么法律什么习惯，不能拘束他。他为创造一件完成的十二分美满的艺术品起见，他得任意应用何种手段，以期达到这个目的。”

此种波西米派(Bohemians)，我国猖狂玩世之名士，如阮籍、刘伶辈，差足以当之。然阮刘辈虽自暴弃，犹未至侵轶他人。非若邓南遮等，暴戾恣睢，自命超人，自命为人类之导师，为可厌也。今吾国新派之艺术家，取法乎下，更不足观。言辞鄙倍，思想粗俗，无人格之修养，无学识之准备，徒知模仿西方堕落派之所为，以相夸耀。噫，艺术家遍国中，我国真正之艺术，益不堪问矣！

浪漫派纵情恣欲，任意妄为，其结果乃无往而不与人冲突。惟其意气用事，故不能自反。明于责人，昧于责己。鸡鸣而起，孳孳从事者，乃在打倒万恶之家庭、万恶之社会、万恶之制度、万恶之礼教，凡不如其意者，无不谥之以万恶之名，置之于打倒之列。海尔岑(Herzen)所作《谁的罪恶》小说，其事实为克利契弗尔斯基之妻留宾伽与克氏之友倍利托夫发生暧昧，克氏抑郁纵酒以死。作者于此问：“这是谁的罪恶呀？”不责留宾伽与倍利托夫之不能避嫌，不能出乎情止乎礼义，不责克氏治家之不严，知人之不明，而“把这罪恶的大部分归于那使个性服从过去的陈腐的社会的约束的社会制度。”且曰：“这是很明了的。”(见东方文库《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二十七页)抑何谬也。

一言以蔽之，世间无不是之我，对于自己不肯负道德上之责任，处处思嫁罪于人，乃浪漫派之态度也。此与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道，大相背驰。故日言革命而不言革心，日言改造社会而不言改造自己。遇有荡检踰闲，为众所弃，咎由自取之徒，则交口称誉之，悯惜之。曰，此万恶社会底下之弱者，万恶制度底下之被牺牲者也。颠倒是非，混乱黑白，莫此为甚矣。

浪漫派与世不谐，计无所出，乃竭力描写社会上种种卑鄙龌龊、污秽恶浊之事，以取快一时。此写实派文学之所由来也。下列两节，述其特点。

东方文库《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十一页：写实文学不单是平凡的倾向，而且他所最擅长的是描写丑恶的地方。他能把生活上一切污秽恶浊、可憎可怕的现象放胆写出来，没什么忌讳。这也是从来文学上所没有的。

又：写实派作家把人类看作和兽类一样，所以描写人类的兽性，绝不顾忌。从前文人把男女爱情看作何等神圣、何等庄严的东西。但写实派作家看来爱情不过是从人类祖先——猴子——遗传下来的性欲本能，是人类万恶的源泉，并不是神圣的东西。他相信这种兽欲是人类的本性，可以不必忌讳的，所以大着胆子细细地描写，无论怎样猥亵怎样丑劣他都不管。

世人每以写实派与浪漫派相对，实则写实派即变相之浪漫派而已。两派外表虽异，然其不衷事理，好趋极端之心理则同。浪漫派因否认自制之道德，不能自乐其生，与世龃龉，遂厌弃一切，遁入虚玄。默想一黄金时代，如卢梭辈之思返于自然，为太古浑浑噩噩之民是也。其为幻诞，不言可知。写实派佛罗贝尔(Flaubert)、曹拉(Zola)、莫泊三(Maupassant)诸人起，矫枉过正，正以为道在矢溺。事之愈龌龊者，则愈真实。自诩其客观之态度，科学之方法，于社会之种种黑暗，恣意刻画，穷形尽相，纤屑靡遗。令人读之，几疑此世间即地狱，世人皆夜叉者。不知世间有黑暗亦有光明，有小人亦有君子。彼写实派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以偏概全，诬蔑真相。采取客观态度科学方法者，果如是乎？以此而言实，实其所实，非吾所谓实也。

且写实派“把人看作和兽类一样”尤属荒谬。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兽之判在此几希，非谓人即禽兽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曰“食色性也”，圣人知其然也。故为之制礼作乐，以节其欲。一切典章文物不外节民之欲，导之入于正耳。孔孟之道，中正和平，但主节欲，不主禁欲，更不主纵欲，教人但为圣贤。圣贤即最好之人而已，不为禽兽，亦不为仙佛。非不欲为仙佛也，盖有待乎先为好人也。此种以人为本主主义，与古希腊人之态度颇相似。平易近情，颠扑不破。彼浪漫派与浪漫派变相之写实派，时而视人为超人，时而视人为禽兽，何其愚且妄也！且彼之所谓超人，纵情任性，肆无忌惮，不能为人，安能为超人。则其超人者，亦禽兽而已矣。

浪漫派变相之写实派，绝靷而驰，自堕泥犁。于是又有所谓新浪漫派代之而起，一反其所为，尚神秘、重象征，虚无缥缈，不可捉摸。

东方文库《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十九页：近代人的心里，尤其有一种说不出的幽忧哀怨。要传达出这种隐微的消息，势不能不用神秘象征的笔法，先把读者拉到空灵缥缈的境界，使他们在沉醉战慄的片刻之内，得到极深切之感应。而且把所有习惯、权威、理想、信仰一切破坏，进于虚无之境。喧嚣的议论，切实的行为，早已没有最后归著的地方，就是梅德林克(Materlinck)所谓“沉默”。只剩下一种幽忧哀怨的情调罢了。

此其所谓沉默，非真能宁静致远，如高僧入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也。不过神思恍惚，幻影憧憧，感情刺激过甚后，一刹那之疲乏状态而已。彼新浪漫派作者，感情紧张，思想混乱，对于人生，不能为精深绵密之探讨。徒托辞神秘，故意作怪。一极平常之理想，一极粗浅之事实，彼则闪烁其辞，吞吞吐吐，玄之又玄，令人如读谜语，莫名所以。昔苏轼斥杨雄，以艰深文其浅陋。今新浪漫派，以神秘文其浅陋，其技只此，亦何足贵。国人思想，素患笼统，重以好奇矜异之心理，故于西方神秘作者梅德林克及印度神秘色彩甚重之泰戈尔，非常称道。青年受其影响，思想糊涂，发为诗歌小说，似通非通，似可解，实不可解。他人诘之，则曰此神秘主义之文学也，非尔所知也。此亦提倡浪漫文学者之过也。

浪漫派触情而动，神志涣散，喜怒哀乐，发而皆不中节。刺激愈增，生趣愈减。跼天蹐地，潦倒兴嗟。于是“生活的无意义”“生活的干枯”“生活的烦恼”遂为浪漫文人之口头禅。我国自新文学兴，此风弥漫于学生界。葛德(Goethe)《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译本，风行一时，青年中愈聪明有为者，受害愈大。夫《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为葛德少年浪漫时代之著作，其后葛氏亦深悟前非，改弦易辙，故其晚年文字，颇多见道之言，读之令人兴感。然而吾国人于彼著作，首先翻译，津津乐道者，乃为《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若惟恐吾国青年之有生气，必使之颓唐萎靡，日颠倒于失恋问题，趋于自杀之途，以为快者，是诚何心哉？

烦恼日增，怨愤郁积，最易致病。刚愎自用者，则成狂疾。意志薄弱者，则成肺疾。浪漫作者，思想情感，多带病态。言为心声，故其发于外者，亦带病态。谓浪漫文学为病院文学，非过语也。

东方文库《近代俄国文学家论》三十一页：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著作中的一个英雄这样说：“我只见奴隶，我见有囚笼，他们住了生活的床。他们在此生而又死的，我见他们的恨和爱，他们的罪和德，也见过他们的快乐。他们想复活古代熙熙之乐的可怜的企图，但无论怎样，我总见带着愚笨和痴狂的标帜。(中略)他们在这美丽大地的花中，建一所疯人院啊！”

又：人类所认以为真实的一切东西，在安得列夫细细辨过滋味后，看来只得到一个结论，便是“处处是疯狂和恐怖”。

狂人每不自知其为狂，而斥他人之为狂。若安得列夫者是也。狂人神经错乱，语无伦次，如：

东方文库《近代俄国文学家论》四十三页：“我诅骂一切你所设施的，我诅骂我生的日子，我也诅骂我死的日子。我诅骂生活的全部，没知觉的命运，我把一切掷还你，掷到你的残酷的脸面。我诅骂你，我永久诅骂你。”

至杀人放火，荒谬绝伦之事，浪漫作者，每尽力描写。彼曹本多狂人，死于狂疾。故其所谓文学者，皆自道其狂人之心理者也。

肺疾作者之文学，则触目皆是苦语，入耳尽作哀音。书中人大都面色苍白，奄奄一息，伏枕悲鸣，泣不成声。一若肺病已至第三期者。读之令人气短，抑郁不欢，失望悲观，达于极点。观近人所作《落叶》等小说，每有斯感。工愁善病，才子佳人派小说，不图复于新文学中遇之。浪漫文学不失之叫嚣，即失之颓唐。要皆精神不健全，病态之文学也。

由斯以观，浪漫文人，否认自制之生活，逞情欲，趋极端，舍康庄大道而弗由狼奔豕突，中风狂走于羊肠狭径、断河绝港之间，至死不悟，亦足悲矣。庄生有言，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浪漫之徒，毋乃类是。厉气最盛者，前有法人，近有俄人。《乐记》曰：“流僻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又曰：“乱世之音，怨以怒，言为心声。”文学之道，亦犹是耳。今骛新之士，竭力介绍流僻邪散与怨怒之文学，奉为圭臬，视为正宗，是惟恐民德之不偷，国之不乱，族之不亡也。曰，然则如何而可也？孔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又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又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必有中和之生活，然后有中和之文学。举凡中西至高之文学，必与此义吻合者也。此人生之正则也，此文学之正则也。有志于创作真正之文学者，舍此将奚由哉？

(《学衡》1926年第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