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1世纪中叶发皇于北宋的“新儒学”运动，实有其时代之政治与文化的内在原因。就思想之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而言，佛学自1世纪从印度输入，至6世纪末而实现其“中国化”的基本建构，也即脱离其印度文化母体而在中国这一新文化母体之中实现其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则以智者大师之天台宗的创立为基本标志。天台宗体大思精，观行体系完备，实为此后中国佛学之主流形态奠定规模。7世纪之后，佛学尽管已经实现其“中国化”，但究其来源，仍为外来，其观念体系、价值取向、理论形态、实践方式等等，仍与以儒学为核心形态的中国文化存有内在冲突。慧能之后，禅学风行，遍及南北；韩愈首揭“道统”，意在重新追回孔孟之道，使中国回归其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本质。然风气所向，虽以昌黎公之崇高地位，终究无力以挽狂澜；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止于外在之破斥，终为皮相。及至11世纪中叶，“北宋五子”挺立于世，皆深究佛家诸说，而终返诸六经，探赜幽微，达本穷源，始止佛学之泛滥，而归孔孟之本源。故就中国思想之历史运动的实迹而论，7世纪以降，佛学之强势繁荣反而促成了中国文化之本根意识的醒觉，“道统”的回归则代表着中国文化之“主体性”的自觉挺立与重建，而理学或道学至11世纪以降的渐趋隆盛，则既以佛学的解构为根本的思想目的，复以儒学的本原性重建为基本面貌。然亦正以理学或道学是以解构佛学为基本目的的，所以佛学在其中也一直扮演着“有意义的他者”的角色。
至于12世纪中叶，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同时崛起于东南，皆学殖深厚，而乘时代之风云际会，各以其思想之主旨而为北宋以来之理学运动继往开来。我早就指出，至南宋乾道、淳熙之间，北宋以来的理学—哲学运动最终达成了三种基本的思想形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二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三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历史哲学”。
“理学”以周敦颐为之“开山”，经二程（尤其是小程子颐）为之光大，而至朱熹为之集成；“心学”实由张载为之浚源，而至陆九渊成其规模；至于“历史哲学”，则以中国传统史学为学术形式，又以道的追寻为史学目的，实现了史学与哲学之融合。此三种不同的思想形态，各有其长，皆为理学或道学运动所实现出来的思想成果，皆体现关于道的观念及其存在方式的不同领悟，代表了对于道之追寻的不同途径，是则三家之学，虽业不同而功同，正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也。
在理学发生与发展的这一过程之中，尤其是“心学”形态的建构过程中，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之说，实最富内涵，其思想洞见，往往卓异于时。胡宏承其家学，既学问富赡，而又精于思辨。其《皇王大纪》之著，非但可占其经世之学，而道统之义，已蕴于其中；其《知言》之著，虽篇幅未见其浩繁，语言未见其简奥，然有所论列，则条理分明，陈义透辟，堪为理学著作之翘楚。其观点之特达，如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显而易见，胡宏已为发明“性无善恶”之义，甚与当时流行之说不相协和。故《知言》既出，朱熹为之不安，尝著《知言疑义》，力加排斥。《知言》中的一些特出之见，“所谓‘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指名其体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云云，朱子力诋其非，至作《知言疑义》，与吕祖谦及宏门人张栻互相论辩，即栻亦不敢尽以其师说为然。”既经朱子之“力诋其非”，则胡宏之说为不显；既“栻亦不敢尽以其师说为然”，则张栻终未能得其师之思想精髓。“湖湘学派”之不长其传，岂不良有以也。
然胡宏之说，却曾受到浙东学派诸子的响应。胡宏有言曰：“事有大变，时有大宜。通其变，然后可为也；务其宜，然后有功也。”陈亮尝专论“勉强行道大有功”，虽发明仲舒之义，而实与胡宏之说相表里。故陈亮尝撰《胡仁仲遗文序》，以为胡宏之说，“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隐忧”，力为表彰。则胡宏之说，与浙东学派实有思想上的内在关联。仅从师承关系而言，朱熹、张栻、吕祖谦亦皆与胡安国有关。《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曰：“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胡安国）几牟于龟山（杨时），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胡安国从子胡宪（字原仲）从胡安国学，又尝为朱熹与吕祖谦之师，张栻则为胡宏弟子，故全祖望谓朱、张、吕皆为胡安国之再传。吾业师潘富恩先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关注到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在事功思想与理学义理上均有许多共通之处，二者的联系应当受到学者们的重新关注。
张琴博士的这部《胡宏“知言”哲学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她于2007年考入浙江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师从束景南教授，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张琴博士为学勤勉，善于独立思考，所发议论，不人云亦云，而必有所据。书中将胡宏之学置于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详加考索，并由此而展开“知言”学术主旨及其理论体系之建构的阐述，使胡宏之学获得了纵深的历史维度与厚重的现实维度。其撰写博士论文时，我曾提出希望她将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在传承与义理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建议，虽当时未能付诸实施，但在修订中，则专辟一章，就胡宏与朱熹、张栻、吕祖谦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内容涉及本体论、“理欲同体”问题、心性论等等，虽未专论湖湘与浙东，然有关问题已有论列，则其好学深思，学之不已，不自满足的为学态度，岂不难能可贵！众所周知，理学概念繁多，内涵非一，概念间的意义关联，为之辨析毫厘，尤为繁琐而艰深，然本书之所论，非但不避艰深，且就胡宏学术体系之建构，为之分门别类，为之条分缕析，为之逻辑梳理，为之圆融阐释，向读者呈现了完整的“知言”哲学体系，非明敏颖悟而长于思考者，谅不能至于此也。
今张琴博士此书即将付梓，嘱予为序。余喜见其学之有成也，遂撰数言弁于卷端，权以为序。
2017年11月16日
于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