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FOREWORD

作为中国沿海省份之一，浙江与海洋的关系密不可分。早在远古时期，浙江沿海居民就已经懂得把从大海中采捡与捕捞的海产品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海洋的认知愈发深刻。在海洋经济研究的热潮下，涉及海洋渔业、海洋资源和海洋交通等各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

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大一部分人将其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浙江海洋渔业的生产结构而言，其海洋渔业捕捞在整个海洋渔业生产中仍旧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传统渔业经济发展中，浙江先民驾驶渔船扬帆出海，凭借着勇气和冒险精神尝试从大海中收获没有产权的海产品并在沿海海产品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这种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种植业，即使在海洋水产养殖逐渐规模化的今天，这一方式仍改变不了，这也是本书用“蓝色牧场”来形容浙江海洋渔业的原因。

浙江的海洋渔业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不过当时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人们只是在海滩采集和围捕鱼虾等中小型海产品。即使当人们可以凭借造船技术的进步在沿海活动的时候，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仍旧局限在潮间带（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的范围。随着风帆与造船技术的革新，在海洋经济活动的刺激下，众多商人冒险开辟了近海和远洋航线，海洋渔业的捕捞范围才逐渐从潮间带向近海发展。可以说技术进步与海洋经济本身的繁荣是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基础。另一个刺激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因素就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人口的迁徙，浙江海洋渔业消费市场开始逐步扩张。渔业消费市场的扩张则得益于海产品加工与烹饪技术的发展。种种因素的重叠，使得浙江海洋渔业的生产规模扩大，知名度逐渐上升。

历史上，唐宋史书与地方志对浙江海鲜赞美的记载层出不穷。就现有史料来分析，浙江海洋渔业的规模化生产应该不晚于唐代，因为从当时浙江每年向宫廷上贡的鲛鱼皮（即鲨鱼皮）来看，其捕杀任务并不是靠单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两宋时期，浙江海洋渔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当时的宁波、杭州、温州及沿海的大市镇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海产品销售市场，浙江海洋渔业税收也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地方财政的范围，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成为地方官学的日常经费。除常年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在鱼汛期大量懂得海洋捕捞的农民也加入近海渔业活动，半农半渔是这一时期渔民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元代是非汉族统治时期，但其重商主义及在海洋方向的扩张是非常有利于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自元代起，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沿海捕捞活动的日常管理，海洋渔业税收在这一时期被纳入中央财政范畴。与此同时，海洋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国家对海洋安全领域的加强管理带动了浙江海洋渔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文献记载中，元代浙江海产品捕捞种类相比宋代明显增多，这意味着渔民捕捞海域的扩展和开发海洋生物资源能力的提高。明清时期，尽管由于海防压力，政府开始重视并强化对海洋渔业生产的管制，但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并未出现任何放缓的迹象，反而在人口暴增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出现从捕捞到养殖、从近海到远洋、从个体到群体的结构性转变。除此之外，清政府对海洋渔业的态度也从原有的限制逐渐向有限开放转变，传统渔民出海不仅可以从事海洋捕捞，还能搭载货物，从事近海运输以补贴家用。

自晚清以来，在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冲击下，浙江海洋渔业无论是在生产技术、市场还是经营方式上都逐步加快了转型步伐。与传统时期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明显带有政府引导与推动的痕迹。近代浙江乃至中国海防的压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寄希望于通过发展海洋渔业来抵制海上入侵并维护中国海权，这也使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海洋渔业管理体制在不断的纠错尝试中完善并成熟起来，这一时期中央及浙江地方政府涉及海洋渔业革新的领域包括：新式机械化捕捞技术与渔轮的引进，现代化鱼市场与金融体系的建立，渔业中等教育与水产调查的展开以及渔业合作组织与护渔团体的转型。这一系列的革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使得浙江沿海渔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为区域海洋渔业经济的全面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政治动荡、军事冲突和外交无力可以说是近代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阻力，而这些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逐渐消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海洋渔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使得分散的海洋渔业生产工具得以集中。以公社为主体，浙江海洋渔业生产工具革新速度大大加快。在民国时期占主体的木帆船纷纷被钢制机帆船代替，公社集体渔业经济与国有渔业公司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海洋渔业的生产主体。与此同时，在浙江沿海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努力下，近海养殖业也逐渐在沿海被大规模推广开来。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技术革新与过度捕捞导致浙江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但浙江渔业生产集体化不仅缓解了沿海农业生产的压力，也为区域工业化的展开积累了大量资金和外汇。改革开放后，浙江海洋渔业消费随着人们消费力的释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呈爆炸式上升趋势。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在新式加工技术和运输手段的刺激下，浙江海洋渔业消费市场已不仅仅局限于浙江沿海与周边省份，还包括内陆区域及周边各国，渔业产品也从单一的饮食消费向工业消费、保健消费、文化消费扩展。如今，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在浙江海洋经济总量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介绍可以从时间和经济体系两个维度展开，本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从经济体系这一维度对浙江海洋渔业经济进行了展示。对浙江海洋渔业经济活动的展示不仅仅包括渔业生产、流通和消费，还包括渔业资源、组织、教育、技术等。与工业经济所不同的是，海洋渔业经济受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技术进步、经济环境变迁是讨论任何产业经济所必须涉及的。在技术推动下，浙江海洋渔业捕捞渔船从传统的独木舟、近海帆船向远洋钢制轮船转变，与之相应的加工技术也从腌渍、冰藏向罐头、活水等转变。另外，随着公路、铁路与航空业的发展，浙江海洋水产品的销售范围已不局限于江南区域。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在技术推动下不断发展的同时，其生产组织模式也从传统的渔帮、渔业公所向渔业公司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渔团、渔会、渔业合作社等各种涉渔组织逐渐出现。

对于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从放任、限制到鼓励的三个阶段。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国家开始逐渐重视渔业技术的推广及渔业人才的培养，浙江的渔业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也逐渐完善起来。在渔业教育体系的培养下，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人才瓶颈问题已得到极大解决。因此，本书将从渔业地理、气候和资源环境开始，逐步展开对渔业捕捞、养殖、加工、流通、组织和教育等相关内容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