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今后的政治是“人治的多数政治”

在政治上，传统中国一直是人治，而近代西洋是民主、法治，两者有着明显的对立。人治与法治，这可以说是人类治理的难题，如柏拉图曾醉心于“哲学王”的人治，到晚年时不得不承认法治是次优选择。柏拉图认识到这一点，彻底放弃人治而纯用法治；作为新儒家的梁漱溟，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以人治为体，以法治为用，将人治与法治融合在一个制度中，构建“人治的多数政治”，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制度。为何能如此？梁漱溟有自己的逻辑。首先，他认识到两者之间一系列的对立；其次，他认为中西方都在变；最后，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可以设立一个新的融合中国人治与西方法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