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持续非农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兴起、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大幅提高和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依然严峻。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Lin,1992），使得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主要向农村内部乡镇企业转移（Wu & Yao,2003）。到了80年代末，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开始放宽，地区差异、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促使农村劳动力开始跨区域城乡流动（Wu & Yao,2003），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4亿，几乎占中国总人口的20%，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8亿。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大量非农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农村农业劳动力日均工资持续上涨。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农村户均农业劳动力工时投入快速下降，从1991年的3500工时下降到2000年的2000工时，2009年农村户均农业劳动力工时投入只有1400工时（de Brauw, Huang &Zhang, et al.,2013）。此外，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接连发生的“民工荒”“返乡潮”等现象（Zhu & Cai,2012），以及伴随而来的农村农业劳动日均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使2007年农村农业劳动实际日均工资水平达到1998年的两倍（Christiaensen,2012; Yu, Liu & You,2013; Cai &Du,2013）。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蔡昉，2010; Cai &Wang,2008; Zhang, Yang &Wang,2011），并认为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几乎转移完毕。

由于农业劳动力持续不断地转移出去，为了改善劳动力与土地关系失衡的情况，机械化的逐渐普及和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被视为重新赋予中国农业生产活力的两种必要反应。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持续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近年来出现了速度加快的趋势，逐渐出现适度规模经营和小农经营共存的局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到3.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3.9%。对十七个省的农村土地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有15%的农户转包（转让）过土地，16.5%的农户转租（入）过土地；但现金补偿交易的土地流转比例显著提高；而且土地流转期限超过10年的比例也大为提高。土地流转的价格2005年为133元每亩每年，而2008年的调查结果为248元每亩每年（叶剑平，丰雷，姜妍，等，2008）。Huang, Gao &Rozelle（2012）发现2008年浙江省34.4%的农户租出土地，21.4%的农户租入土地。Reardon, Chen &Minten, et al.（2012）发现黑龙江佳木斯水稻种植农户36%的耕地通过租入获得。因而，不管是对全国，还是特定省份的微观抽样调查结果，都表明中国的土地流转市场越来越成熟。

虽然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市场的兴起，土地细碎化问题稍微得以缓和（Tan, Heerink & Qu,2006），但中国土地细碎化问题仍然严峻。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以前，大部分农民仍处于温饱线上，而且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根据土地质量好坏、位置远近搭配，按人口或劳动力均分就构成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个集体回应（Kung,1994; Dong,1996）。Tan, Heerink & Qu（2006）采用江西省十一个调查村的农户和村级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土地细碎化的成因，认为平均分配土地，尤其是根据土地质量和位置来分配土地是导致土地细碎化的主要原因；农村土地分配方式主要基于家庭人口数量，导致家庭人口规模大的农户比家庭人口规模小的农户的地块更加分散。

1986年农户平均拥有耕地9.2亩（1亩≈666.67平方米），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户耕地分散为8.4块（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随着土地流失和人口增长，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3年统计汇总数据显示中国户均地块数为5.72块，其中块均耕地面积1.305亩。许庆、田士超、邵挺等（2007）使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共同建设的农户粮食调查数据库研究，显示吉林、四川、江西和山东四个省份在1993、1995、1999、2000年农户耕种的平均地块数目分别为4.35块、5.26块、5.10块、4.95块。

由于农村农业劳动力工资上涨，以及青壮年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客观现实，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作业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活动表现出下降的农业劳动力—土地比（Christiaensen,2012; Cai & Du,2013）。2007年年底，全国机耕、机播和机收面积分别为10.4亿亩、7.8亿亩和6.1亿亩，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57%、33%和27%，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1%。小麦、水稻和玉米等重点作物的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加快突破，其中，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超过81%，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水稻机插秧和机械化收获获得较快发展，机械化栽植水平达到11%；玉米机械化收获在山东、河北等省取得重大进展，全国机收水平为7%左右（晓琳，2008）。2011年，全国机耕、机播和机收面积分别为16.03亿亩、10.94亿亩和9.90亿亩，较2007的机械作业水平大幅上涨。其中，小麦机播和机收面积分别为3.13亿亩和3.31亿亩，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86.0%和91.1%；水稻机播、机插和机收面积分别为0.09亿亩、1.08亿亩和3.13亿亩，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1.9%、23.8%和69.3%；玉米机播和机收面积分别为4.02亿亩和1.69亿亩，机械化水平分别为80.0%和33.6%（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

在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迅速、农业劳动力持续非农流转、农业机械化率大幅上升的背景下，自2004年始，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粮食扶持政策，用以刺激粮农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优质粮食品种种植比例，降低粮农生产投入，增加粮农收入，以促进粮食生产，稳定粮食供给（陈慧萍，武拉平，王玉斌，2010）。这些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狭义上的粮食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补贴，以及广义上的减免农业税、实行测土配方施肥、粮食高产创建、水稻和小麦病虫害防治补助、粮食大县奖励等（马凌，2011）。2004年至2011年农业四项补贴总额从2004年的21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334亿元，年均增长30.1%；其中农机具购置补贴增长幅度最快，年均增长107.0%。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土地加快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但土地细碎化程度仍然严重的背景下：（1）为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选择道路应该如何把握？在中国南方籼稻生产区域，是否仍然存在“small is beautiful”的现象？在剥离了政策补贴扶持后，规模种植稻农是否存在内在利润激励追逐可持续的土地规模经营？（2）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和土地细碎化现状对南方籼稻种植农户的技术效率有何影响？稻农生产规模差异与水稻种植的技术效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3）水稻生产农业劳动力减少、非农收入增加和水稻生产规模分化对稻农每一个水稻生产环节可能选择的操作方式有何影响？影响稻农生产环节外包和环节外包数目的因素有哪些？稻农各个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是否对水稻产出有影响？以上这些是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本研究期望能够回答的问题。

1.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将基于农业生产环境转型的背景，在经典农户模型的框架内用较为严密的经济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考察转型时期粮食作物生产方式调整与生产效率变动。具体而言，研究南方籼稻主产区稻农水稻的生产效率，分析稻农水稻经营规模对土地生产率，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土地细碎化对稻农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对水稻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基于经典农户模型，探索稻农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内在逻辑和对水稻生产效率的作用方式。鉴于目前学术界缺乏系统分析稻农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专门研究成果，因而本书在该方向上的粗浅尝试将有助于深入了解稻农的决策行为，并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这一现象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有更为科学的认识。此外，针对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农村土地流转和耕地细碎化在中国农业生产环境中同时存在的现实，本书在统一的框架内研究稻农土地流转市场参与、地块来源（租入或集体分配）、非农就业程度和土地细碎化状态对稻农籼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辨清中国农业转型时期不同种植规模稻农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更有助于根据相应的研究结论出台提高稻农生产技术效率的措施。

在实践方面，农村土地流转和确保粮食安全是当前学术界和政府政策制定者关注和关心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结果之一。如何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同时，确保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取得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并且具备内在的利润激励，追逐可持续的土地规模经营是本研究期望回答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