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照先生评传
一
1909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日），杨明照先生出生于四川省大足县的一个“儒医”家庭。他的父亲既教私塾又行中医，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杨先生不到6岁，父亲就让他与二哥一起接受启蒙教育，所读之书品位都相当高，大多属于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先生生前每当回首这段往事时，心中都充满着感激和自豪，他说：“我在私塾待过多年，能读会背，是养之有素的。”
所以，日后对于记一些典籍、典故以及背诵《文心雕龙》，他都不觉得是什么难事。他对《文心雕龙》之熟悉甚至可以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后来，他在校注《刘子新论》和《抱朴子外篇》时也是从熟读本文开始的。由于对背诵的好处有着深切的体会，杨先生在谈到他研究《文心雕龙》的体会时，第一条就是要熟读，熟读至倒背如流最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对上、下篇的理解，也才有较为全面、较为系统的可能。同时，对以后收集注释、校勘、考证诸方面的资料，也才有帮助。如果读得不熟，纵然碰到有关的资料，很可能白白放过。另外，学习它的写作技巧和分析方法，也很有益处”。受杨先生的影响和启发，我后来都要求我的博士生们背诵古代文论的一些篇章，现已成为一种传统。
1926年，杨先生走出私塾，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先是进大足县一年制的简易师范读一年，临毕业时，新建的县立初中开始招生，杨先生又幸运地考入。作为新式教育，县中所开设的一些课程是私塾所没有的，比如自然科学、音乐、美术等课程。就这样，先生读了许多新书，像谢无量的《中国六大文豪》等名著就是那个时候读的。这大大地开阔了先生的眼界。
1930年初中毕业后，先生又考入了重庆大学预科。正是这两年的预科教育奠定了先生以后的学术方向。在授课老师中给先生以最大影响的就是著名的《婉容词》作者吴芳吉。在先生读预科的第四个学期，吴芳吉讲授“文学概论”，讲课中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而且讲得绘声绘色。先生心悦诚服，再加上被《文心雕龙》那秀辞丽句的骈文所吸引，从此就爱上了《文心雕龙》，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茶余饭后，总是拿着有黄叔琳注的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浏览、讽诵。由于爱之笃、读之勤，未到暑期，全书就已背得很熟。由于对《文心雕龙》的兴趣与日俱增，所以放暑假的时候，杨先生又将新买的—本有黄注和李详补注的《文心雕龙》带回家研阅。朝斯夕斯，口诵心惟，终于初得其门而入。他发现黄、李两家注，颇有些未尽之处，尚待补正。尽管这时杨先生对于版本、目录、校勘，什么都不懂，完全是门外汉。但是先生个性强，胆子大，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没有向困难低头，知难而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逐渐由不懂而懂得一些，由不熟悉而熟悉一些，在阅读中的所得也逐渐增多。先生把它们分条记录下来，清写成册，交一位老师斧正。这位老师阅后批道：“文中多所匡正，发前人所未发，大有可为！勉之，望之！”这是先生进行《文心雕龙》校注的第一次尝试，获得这样高的评价，大大地鼓舞了先生的学术信心。
1932年秋，杨先生升入国文系。由于课程相对较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较多，于是，杨先生就充分地利用这个时间来继续补正黄、李两家注，收获也日渐增多。就在这时，杨先生购得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本，叹其所注已经较详，无须强为操觚，再事补缀。但转念一想，既已投入了很多，就这样放弃实在有点可惜。于是，杨先生改变了策略，以范注为基础，以完善和补充范注之未足为目标，继续进行校注。在研阅范注的过程中，杨先生果然发现范注中有不少的疏漏和错误。不到两年，所用本子的眉端行间已几无空隙。其间，重庆大学于1935年秋，并入四川大学，先生也自然成为四川大学的学生。在川大，他继续钻研《文心雕龙》。到了1936年夏，他把将近四年以来所获得的成果整理成学士学位论文上交，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指导老师的好评：“校注颇为翔实，亦无近人喜异诡更之弊，足补黄、孙、李、黄诸家之遗。”在大学的四年中，杨先生在补校补注《文心雕龙》的同时，还从事《刘子》的校注工作，并写出了初稿。
就在大学毕业的这一年秋天，杨先生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拜郭绍虞教授为师。当时的燕京大学名师云集，杨先生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聆听他们的课程，其中有顾颉刚先生的“春秋史”，闻一多先生的“诗经”，钱穆先生的“经学概论”和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等等。这些先生各有所长的治学方法给杨先生以很大的影响，他融会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研究院的第二、第三学年不再选课，杨先生在郭绍虞的指导下，继续以刘勰《文心雕龙》为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收藏，纵意渔猎，多方参稽，采掇到的新发现比过去任何时候所积累起来的都多。到1939年夏，杨先生把它们整理成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研究院申请答辩。后在答辩会上顺利获得通过，并议定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出。不意答辩时因触犯委员某公未得印行，先生只好藏之书箧中，以待沽之者。此外，在研究院学习期间，杨先生还积极撰写论文发表，计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1937年《文学年号》第3期）、《春秋左氏传君子曰征辞》（1937年《文学年号》第3期）、《说文采通人说考》（1937年《考古社刊》第6期）、《庄子校证》（1937年《燕京学报》第21期）、《九鼎考略》（1938年《文学年报》第4期）、《书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后》（1938年《燕京学报》第24期）、《太史公书著称史记考》（1939年《燕京学报》第26期）等。两年读书的丰硕科研成果足见先生的勤奋、专心和聪颖。
研究院毕业之后，杨先生留校任教，当助教。1941年至1942年，又到北平中国大学执教。1942年返蜀，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升任副教授。自1946年始，回四川大学任教，1950年升任教授。此后一直在川大工作。在1949年前的十年间，杨先生先后开设的课程有“大一国文”“文献知识”“历代文选”“六朝文”“《昭明文选》”“读书指导”“《淮南子》”“《文心雕龙》”等，写出了《刘子校注》《抱朴子外篇校笺》两部专著的初稿，另外，还发表了《史通通释补》（1940年《文学年报》第6期）、《梁书刘勰传笺注》）（1941年《文学年报》第7期）、《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1940年《燕京学报》第28期）、《抱朴子外篇举正》（1944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汉书颜注发覆》（1946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真诚地向党靠近，认真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于195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科研上先生继续沿着原来的古籍校注，尤其是《文心雕龙》的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在1958年下半年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全休在家也不停止。不过，这一年还是有一件值得先生高兴的事，那就是他1939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校注》，被上海古典文学社看中并出版。这是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上海编辑所再版五次外，台北世界书局、河洛书局、香港龙门书局相继翻印或影印。日本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认为《文心雕龙校注》中“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堪称“自民国以来一直到战后《文心雕龙》研究的名著”。台湾学者王更生则认为该书“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断代”。20世纪80年代该书还被学界公认为与范文澜的注本同为《文心雕龙》注译本之基础。可以说，该书奠定了杨先生在《文心雕龙》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1959年至1963年间，杨先生主要进行的是《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阐发以及相关学术规范的工作。发表的文章有《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文学思想》（1962年《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刘勰论作家的构思》（1962年《四川文学》第2期）、《四川治水神话中的夏禹》（1959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重申必须重视引文和注明出处》（1961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57期）、《刘勰论创作过程中的炼意和炼辞》（1962年《四川文学》第10期）、《汉魏六朝文学选本中几条注释的商榷》（1962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96期）等。在写这些论文之余，杨先生还在继续思考《文心雕龙》的校注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尽管自己及以前的王惟俭、梅庆生、黄叔琳、李详、范文澜诸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部流传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名著，在辗转抄刻的过程中衍生的各式各样的谬误：或脱简、或漏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尚未扫净，仍有疑滞费解及待增补者，需要继续钻研抉择和再事校勘。于是，杨先生此时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安静而无任何干扰的小天地，来完成自己的这一设想。
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杨先生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分去扫马路、冲厕所，后被赶出学校，下放到乡里。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人身不由己，只好随波逐流；有的人则失去了人身自由，学术的权利被剥夺了。杨先生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学术虽然不能明搞，但还可以悄悄地搞。面对那纷杂动乱的形势和不公正的待遇，杨先生以一种“心远地自偏”的态度待之，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打理旧业，搞搞科研，我行我素。他每天应付完“造反派”分派的“工作”回家后，就把房门紧闭，将过去收集的资料和各种版本翻检出来，摊在一张大床上，继续进行《文心雕龙校注》的补订工作。为防意外，他准备了一张草席，如有不速之客敲门，就立刻打开那张草席，将床上的“违禁物”——书籍和资料盖上，然后徐步出来应付。起初是重温六朝典籍和唐宋类书，随后则增订《梁书刘勰传笺注》《校注拾遗》和分类补充《附录》，循序渐进，乐在其中。虽严寒酷暑，亦未中断。结果收获颇丰：久已荒疏的典籍，又熟悉起来了；多年辑存的有关资料，得以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了。写成的初稿，与1958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校注》本相较，其中的《梁书刘勰传笺注》部分换补了二分之一；《校注拾遗》部分增加了五分之二；《附录》部分则扩充得更多，由原来的六类繁衍为九类；《引用书目》部分达六百八十余种，几乎多了两倍。“文革”十年，有多少人浪费了光阴，荒废了专业。而杨先生面对这种“灾难”却能反其道而用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能不说是当时少有的特例之一。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年近70岁的杨先生，又开始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初稿的修改和增补工作。初稿虽已经完成，但他深恐因识见有限，而有所遗漏。于是，专程到北京、上海、南京三处图书馆查阅未见之书，参校未见之本。弋钓归来，便又对初稿重新作了修改和增补，使之更臻详赡。
1980年夏，这部书终于完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引起了海内外“龙学”界的重视。上海《古籍书讯》、香港《大公报》都撰专文评价；台北嵩高书社则擅自翻印。在进行增补校注的同时，杨先生还陆续发表了《刘勰卒年初探》（1978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文心雕龙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1978年《文史》第5辑）、《刘勰灭惑论撰年考》（1979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1980年《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文心雕龙·时序〉篇“皇齐”解》（1981年《文学遗产》第4期）等八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80年代的后期，先生还发表了《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1985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辑）、《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1986年《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等产生良好影响的论文，出版了40万字的《学不已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和《刘子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版）。这段时间先生可谓硕果累累，这是长期压抑之后的学术喷发，是先生又一个学术青春的焕发。而在这期间先生还承担着其他的行政和社会活动的事务，并遭受两次患病、两次动手术的不幸呢。1979年，先生出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承担着指导研究生的任务，并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此外，他还担任了不少的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历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全国《昭明文选》学会顾问、全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全国苏轼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成都市文联主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顾问、《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等。
进入90年代，杨先生已经80高龄，但他还是继续发扬“学不已”的精神，坚持搞科研，不仅撰写了《〈文心雕龙〉版本经眼录》等多篇学术论文，还完成并出版了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约82万字的巨著《抱朴子外篇校笺》。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639页，1991年12月出版（1996年再版），下册806页，1997年10月出版。这部巨著被誉为“皇皇巨献，真可谓千秋大业，万世宏功！”它是杨先生半生心血的结晶。先生自1940年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当助教时，就开始从事《抱朴子外篇》的校注工作，1989年10月定稿时已年80矣，1997年7月再校，则已年88岁矣。历时之长，用心之专，真让人叹为观止。这部书被列为《新编诸子集成》的重点著作之一。《抱朴子外篇》是东晋葛洪的一部杰出子论，与其《内篇》谈道家的神仙内容不同，《外篇》言人间得失，臧否世事，属儒家。它对当时社会和文学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是我国文化宝库里的一份珍贵遗产。但一千六百年来，一直乏人注释，而其所使用的韵语、典故、文字的讹误衍夺很多，致令读者有望书兴叹之苦。于是，杨先生早年就立下了探赜索隐，疏通证明的决心。为了达成参互考校、匡谬补缺的目的，杨先生广泛搜集各种版本、名人批校本以及前辈、近人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历时之长也随之不可避免。先生对各种材料兼收并蓄，并以之校文字、通句读、补阙遗。这不仅使原本艰涩难读的《抱朴子外篇》晦而复明，怡然理顺，而且他以“依经立义”的方式所增加的论述也很丰富，比如关于葛洪家世的部分，做得相当充实完备。所以，台湾学者王更生教授说杨先生注中的此类工作，“等于替葛洪和他的《抱朴子外篇》做了一部完整的记录”。
及至晚年，杨先生还是工作不辍，他着手把以前所出的《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以及发现的新材料、新见解汇集成《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他还应江苏出版社之约，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并且，对原已出的《刘子校注》重新整理补充，写成《刘子新笺》。这些工作的完成，了却了先生为中国传统文化多留点东西的夙愿。这既是先生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事。先生之功绩将随着这些著作的流传而被后人所永远铭记。
二
综观杨先生整个人生和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当数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先生也正是凭借这方面的成就而被誉为“龙学泰斗”的。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文本的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上，他都能独树一帜。
从校注方面看，先生的成果先后有：《文心雕龙校注》（1958年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年版）、《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集大成本，2000年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2001年版）。他的校注以准确、材料详赡、说服力强而为人称道，其成就大大地超越了范文澜注。范文澜注是以与黄叔琳注相关的本子为底本，参校众本而成，并因而能略胜一筹，取代黄注而成为社会上较有权威的注本。梁启超为此而称赞道：“其征证该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中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违。”杨先生最初读范注的时候也曾叹为观止，并差点放弃自己业已开始的校注工作，但后来觉得放弃实在可惜，就凭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劲，在范注的基础上继续钻研，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并进而认识到范注并非无可挑剔。1937年先生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一文，举正了范注37条，1939年做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研究》又举出了44条。综合前面的成果，杨先生1958年出版了《文心雕龙校注》一书，奠定了自己在文心雕龙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对范注的初步超越。到1982年杨先生又积40多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全面超越了范注。1988年杨先生又发表了《〈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一文，指出范注尽管自30年代起被公认为权威版本，但由于其成书时间较早，网罗未周，好些资料作者也没有见到；另外，对文字的是正，词句的考索，也有所不足。1949年前，国内外虽曾有专文举正，而范注也一再翻版，却未见征引。书中的某些谬误，至今仍在相承沿用，以讹传讹。为此，杨先生把范注的不周之处概括为20个方面：（一）是底本不佳。范注声称依据的是黄叔琳注本，但实际上用的却是《四部备要本》。（二）是断句欠妥。如《时序》篇“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十二字，乃紧接上文“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四句的赞美之辞。应于“者”字下加“，”，“也”字下加“！”号。这样，才显出上下辞气摇曳之态。范注却在“何”字处断句并加“？”号，“也”字下加“。”号，则索然寡味矣。（三）是注与正文含义不一致。《原道》的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明清以来的注家都避而不谈。范注有所解释，但却落了言筌。他把“文之为德”简化为“文德”，已是错了，又说“文德”二字本《周易·小畜》象辞，则更为牵强。在古书中与“文之为德”造句和用意极为相似的有“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礼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酒之为德久矣”（孔融《难曹公表制酒禁书》，散见《艺文类聚》卷七二），它们与“文之为德”不能简化为“文德”一样，都不能简化为“鬼神德”“中庸德”“酒德”。这里的“德”字都应作“功用”解才通。所以，“文之为德也大矣”应译为“文的功用很大啊！”（四）是注与正文不相应。《声律》篇：“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范注：“‘胶柱鼓瑟’，《法言·先知》篇文。”首先，原正文只云“调瑟”“移柱”，并无“胶柱鼓瑟”语；且《法言·先知》篇本作“胶柱调瑟”。所以范注是与正文不相应的。其次，与原正文相应的应是《淮南子·齐俗训》篇：“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五）正文未误而以为误。（六）正文本误而以为不误。（七）正文未衍而以为衍。（八）正文本衍而以为不衍。（九）不明出典误注。（十）不审文意误注。（十一）黄注未误而以为误。（十二）黄注本误而因仍其误。（十三）引书未得根柢。（十四）引书不完整，致与正文不相应。（十五）引书篇名有误。（十六）原著具在，无烦转引。（十七）引旧说主名有误。（十八）引书混淆不清。（十九）引书未注意版本。（二十）移录前人校语有误。因此，杨先生提出范注的这些不足，是为了提请学界和社会正视这些不足，鼓励学界继续努力，认识到《文心雕龙》确有重注的必要。
针对范注中这些美中不足之处，杨先生还提出了重注的初步设想：第一，广泛收集与《文心雕龙》直接有关而又可以作注的资料。第二，刊误正讹，力求允当，尽量避免烦琐和随便移动篇章、轻率改字。第三，征事数典，务期翔实，切忌望文生训或郢书燕说；更不能张冠李戴。第四，引文必须规范化，一字一句都要照原书逐录（必要时可酌用省略号和括弧），但不阑入作家长篇作品。引用的书应遴选较好版本。第五，分段和标点，参考国内外专家论著，择善而从。第六，全书格式要一致，注的号码标在当句右下角。正文及注均用繁体字缮写。第七，书成，应列一“引用书目”殿后。先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且身体力行。他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不懈的校注，结果就有了先生后面的两部著作：《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和《〈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杨先生为此而收集的资料也空前地齐备。他收罗存世的《文心雕龙》各种版本如写本、刻本、选本、名人校本共72种，参考引用的书目达600多种。这是别的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所有这些，都使先生的校注品质在现有的各家中是绝对上乘的。所以，要真正地研究《文心雕龙》，杨先生的校注是不能不看的，“因为一字一句的谬误，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判断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现在出版的一些《文心雕龙》的译注本品质确实参差不齐，而且相互间也往往有不一致的地方。每当这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种无所适从之感，非常盼望能有一个让人信赖和放心使用的本子。杨先生的校注本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杨先生的校注不但起点高，校注品质有保证，而且“在发疑正读方面，发明刘勰行文条例方面，有凌驾前人的成就”。刘勰行文好征事用典，四部典籍，任其驱造，用人若己，宛转自如。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些行文习惯，杨先生不但发现了这些惯例，而且还运用它们来辨字正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内证。杨先生发现的刘勰行文之习惯，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刘勰下字有多从别本的习惯。比如《明诗》篇的“按召南行露”一句中的“召”字，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版本如唐本、宋本、抄本等都作“邵”字。“召”“邵”，音同形别。那么，到底该用哪个字呢？杨先生按云：《诗大序》“故系之召公”。《释文》：“‘召’，本亦作‘邵’，同上照反；后‘召南’‘召公’皆同。”舍人用字，多从别本；再以《诠赋》篇“昔邵公称公卿献诗”相证，此必原作“邵”也。二、刘勰用词上也有其习惯且全书一律。如刘勰习惯使用“陈谟”“宛转”两个词，则知有些版本写作“陈谋”“婉转”都是错的。三、在句式的使用上，刘勰也有自己的惯用句式。如刘勰喜用“抑亦……”句式，那么在校《诏策》篇“岂直取美当时，亦教慎来叶矣”一句时，是“亦”字前脱“抑”，还是“亦”字后脱“以”，就很明白了。四、刘勰作为六朝人自然也喜用六朝惯用语。比如对《附会》篇“寄深写远”一句的校注，就分别有“寄在写速”“寄在写以远送”“寄深写远”“寄深写送”等说法，哪家正确？杨先生根据六朝人在文本中惯用“写送”一语及相似句式，认为当作“寄在写送”。同样据此，《诠赋》的“迭致文契”当为“写送文势”。五、刘勰释名，概以二字为训之例。如《铭箴》篇“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句，唐写本于“箴者”下有“针也”二字。杨先生认为“本书释名概系二字为训，此应从唐写本增‘针也’二字”。六、刘勰在篇章结尾的“赞”中，不用重复字。如《檄移》篇“移宝易俗”句，有的认为“宝”当为“风”字，有的认为应是“实”字。何者为对？杨先生认为改“宝”为“风”不当。因为与下句的“风迈”重复，不合刘勰“赞”语无重字的惯例。七、刘勰选文称名多不加文体名称。如《丽辞》篇“长卿《上林》云”句，有的认为“林”字后应加“赋”字，杨先生认为不妥，因“本书引赋颇多，其名出两字外者，皆未著‘赋’字”。
此外，杨先生的校注还解决了很多注家解决不了的难题，如今本《文心雕龙·声律》篇“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两句。前句只提到“内听”，而后句却既提到了“内听”，又提到了“外听”，前后句不相照应。对这个问题黄叔琳校注云：“（‘内’）元作‘外’。王（指王惟俭《训故》本）改。”又眉批云：“‘由’字下，王本有‘外听易为□而’六字。”范注谓王本之白框为“巧”字，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则疑为“力”字，好像都讲得通，但纯属臆测。杨先生翻检历代类书，终于发现明徐元太《喻林》卷八十九引有此文，“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其“察”字之佳亦为范刘两家所意想不到。另外，还有像《总术》篇：“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一句更是难解。郝懿行、何焯皆云“未详其义”“未详”，王惟俭、梅庆生、黄叔琳、李详、范文澜、刘永济皆避而不谈，遂成“龙学”悬案之一。杨先生反复揣摩，凭着自己博览群书所获的积累，终于发现此句的“用”字和“扇”字乃传抄中造成的错字。刘勰此句本于《说苑·善说》：“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角、羽，初终，而成曲。”所以，如改“用”为“角”，改“扇”为“羽”，则文从而字顺，涣然冰释。这一被看成死结之难题终于被破解了。这些难题的破解，相信不仅注家会有一种发现的惊喜，就是读者也会感到欢欣。所以，注书虽是难事，但也并不像外行所想象的那样枯燥无味。这大概就是先生对校书有“嗜痂之癖”的缘故吧。
除了对《文心雕龙》的校注成就突出外，杨先生对与《文心雕龙》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些见解涉及的是《文心雕龙》研究中最基础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文心雕龙》意义的准确理解。这些见解表现在《梁书刘勰传札记》《刘勰卒年初探》《刘勰灭惑论撰年考》《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文心雕龙·时序〉篇“皇齐”解》《〈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等论文中。这些论文论及了刘勰的实际的生长地、刘勰不婚娶及其出家的真正原因、刘勰卒于哪一年、《灭惑论》与《文心雕龙》谁先谁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思想是倾向于儒、道、佛中的哪一家、《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以及《隐秀》篇补文是否为真的问题。这些都是当时《文心雕龙》研究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杨先生发挥自己的校勘长处，以翔实确证的材料为依据，得出：莒乃刘勰祖籍，他的实际出生地则为京口，即江苏镇江。刘勰出家和不婚娶与其信佛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家贫。关于刘勰卒年，因史书合传常以其人卒年的先后为序介绍，而刘勰在《梁书·文学传》中序次在谢几卿之后、王籍之前，故其卒年介于谢、王之间，遂采释志磐《佛祖统纪》之说，定为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刘勰的《灭惑论》与《文心雕龙》谁先谁后？杨先生认为《灭惑论》既是针对顾欢《三破论》而作，应距《三破论》问世之日不远。顾欢卒于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3~492年），与《文心雕龙》成书时（齐和帝中兴元、二年，公元501~502年）相隔十年以上，故《灭惑论》撰年早于《文心雕龙》。根据《原道》《序志》两篇，可以断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思想为儒家思想，而且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有梁代说与齐代说之争，杨先生根据《时序》篇中“皇齐”的称呼，再结合写作于齐代的五例作品均称齐为“皇齐”以及刘勰入梁后作文只称“齐”为“齐”而非“皇齐”，称梁则为大梁，来证明《文心雕龙》成书于齐代。关于《隐秀》篇补文是否为真的问题，杨先生认为是伪的：一是《文心雕龙》在唐宋以来的著述，特别是宋明两代的类书中被引用甚多，唯独那四百字的补文，从未见有人引用；二是补文在论点、例证、体例、称谓、风格和用字等六个方面与《文心雕龙》全书也不一致，所以必为伪书。这些结论都很有说服力，已被学术界广泛地接受。其次，杨先生针对《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和偏颇，发表了《文心雕龙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一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并提出了矫正的办法。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于二十多年前，但至今读来却仍然觉得很新鲜。因为杨先生所提到的不良问题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比如，杨先生指出《文心雕龙》中所使用的术语往往与今天通行的不同，故不可混淆古今界限。可我们今天仍可见到，有的人一开口，动辄以现代的术语去解说古代的文论，而实际上他之所说已离原语境及原义很远了。再有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拼凑成文，以就己意；错解辞句，谬释典故；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等问题。另外，杨先生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有的论著不重视引文和不注明出处。而这些错误在我们今天也并不少见。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杨先生并不因为自己擅长校注的方法，而将其定之为一尊。相反，他主张多种方法并举，鼓励尝试和运用新方法。比如他对注释古典文学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既要词求所祖，事探阙源，以明原著来历；又要用新的观点、方法和准确鲜明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之疏通证明，以帮助读者了解。这自然不是罗列故实，释事忘义，或自我作故，望文生训的注释能够胜任的了。”再如，杨先生就鼓励我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还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文论》的论文。所以，我的博士论文《中西诗学比较》公开出版后，得以成为国内首部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的专著，这首先要归功于杨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杨先生除了校注《文心雕龙》成就斐然外，对其他古籍的校勘成就也很突出。这构成了杨先生学术成就的又一个方面。杨先生的研究对象：由《文心雕龙》而《刘子新论》；再由《刘子新论》而《抱朴子外篇》和《文选》（李善注）。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些小规模的校勘工作，如《史通通释考》《庄子校证》《吕氏春秋校证》以及对汉魏六朝文学选本中注释的考辨等。在这些方面他也有颇多的新发现。另外，杨先生还积极参加国家的古籍整理活动，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顾问、《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等，参与了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的活动，还为古籍整理培训班上课，为古籍整理工作献计献策。
三
杨先生之所以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杨先生的治学态度可用谦虚、严谨、求实来概括。在我们看来，杨先生《文心雕龙》的研究是很有成就的，但他却从不认为自己全都懂了。他说自己虽然自1931年就开始阅读《文心雕龙》，而后断断续续地又耗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由于天资不高，见闻有限，只能识其小者。至今，好些地方还没有读懂。特别是上半部，不懂的地方更多。即使对某些篇章和辞句有一知半解，也很肤浅。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谦虚态度，才使得杨先生花了六十多年的光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校注《文心雕龙》，目的就是不断地求得懂得更多些。严谨、求实更是先生的座右铭。他深知校注工作来不得半点的侥幸，不能以纯粹的臆测来代替脚踏实地的考证分析。因为哪怕是一字的疏忽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错误，真可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所以，先生总是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来对待校注工作。一听说哪里还有什么善本，他就会想方设法去找来一睹，以求不漏过任何一个观摩在世版本的机会。在考证中，他总是要求落到实处，绝不作任何毫无根据的臆测。也正是基于这种严谨的态度，先生一旦发现哪位注家有了错误，就会毫不客气地点名指出。比如对范注就是如此。这反映了先生以事实为依据，尊重事实的科学校勘态度。这种态度是杨先生取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就之重要原因，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治学方法上，杨先生也有自己的独特体会。他在谈自己怎样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时就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他整个治学方法之体现。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熟读自己的研究对象，熟到倒背如流最好；二是校对的版本越多越好，见得多才能有所比较；三是勤于翻检各种类书，从中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四是涉猎各种有关典籍；五是勤于动笔，随手抄录；六是边干边学，不断提高。杨先生的这些方法是他自己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其中包含着较大的普遍性，每一个治学者都可从自己的研究视域出发加以灵活的学习和运用。
四
杨先生除了在科研上耕耘不已外，还一直在大学的讲坛上诲人不倦。自1939年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杨先生曾辗转在几所大学执教，最后定在四川大学，并成为川大终身教授之一。在其近六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杨先生不仅学不已，而且教不倦，开设了不少高品质的课程，培育了众多的英才，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如今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在北大、川大、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机关、新闻机构，都有他学生的身影，并且在各行各业中都已成栋梁之才。1979年后，先生虽然已年过古稀，但仍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而我则有幸立身杨门成为杨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先生曾给好几届本科生、三届硕士生、两届博士生以及国家委托开办的古籍整理培训班授课。现在，他在这近十年里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大多已获得了高级职称，出版了有全国影响的专著，有的还担任了全国学会的理事，重要书籍的主编，成为该学科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察敏之才，必以名师教之。学生的脱颖而出，正是杨先生心血的结晶。杨先生对所授课程总是认真准备，精心设计，对所引的材料都力求烂熟于心。讲课时，兴之所至，总是侃侃而谈，妙趣横生。他那博闻强记、严谨精辟、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上课风格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上《文心雕龙》课时，先生总是先把所要讲的篇章流利地背一遍，然后再讲解。
杨先生对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对于本科生，如果他认为某生上课、学习是认真的，那么在评定学分时就会加分；而对于研究生的学习和论文写作，杨先生就完全以自己做学问的那种严谨、认真、求实的态度来严格要求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项楚先生，至今仍然记得1962年自己作为川大中文系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与时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杨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说：“先生那一把浓浓的美髯，一口浓浓的方音，令我顿生敬畏之情。”然后，先生就对他提出了各种严格的要求，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绝庆吊之礼”，目的是要求项先生摒弃交往，埋头书堆，专心学习。而这时项先生还不属于杨先生名下的学生（1964年其导师庞石帚去世后才转到杨先生名下），只是庞石帚先生因病常年不来学校，一切相关事务暂由杨先生督办而已。但杨先生却办得很认真。也就在这督办的过程中让项先生着实深刻地感受到了杨先生的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杨先生对研究生的论文要求更是近乎苛刻。现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冯宪光教授还记得他的一位研究生同学，当年就因为论文誊抄中出现了杨先生认为作为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不应该有的书写错误而不被授予硕士学位。这位同学多年后还对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认为确实不该犯那样的低级错误。还有，如果哪位研究生在论文答辩中，有引文方面的错误被杨先生逮住，必定会被狠狠地批一顿。杨先生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种不踏实的求知态度。由于知道了杨先生的“厉害”，后来研究生们都不敢在这方面马虎大意了。
这种严格、认真、求实的传统也正是蜀学传统之体现。蜀学是指近代以来，一批学者在四川这个相对隔绝的盆地环境里所形成的一种带有传统特点的独特治学方式。它与当时学术上的“京派”和“海派”相并立。这批学者的治学特点是，他们以中国的典籍为研究对象，以乾嘉朴学的传统为方法，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根基，去校注典籍，阐发新意，并以此铸造自己的学术，默默地承续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杨先生的身上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传统。这种治学的传统特别强调熟读原著，广泛地涉猎各种典籍和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在近代以来，四川大学曾是蜀学的中心，由于有杨先生长期以来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言传身教，这种传统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每一个刚跨入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新生都会很快在新的学习生活中感受到这种传统的存在，并终将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完成自己的学业。因为你会在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上，在老师的课堂上，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在毕业生的论文答辩会上听到或感受到源自这种传统的种种具体要求。比如，无论哪一个老师都会一再强调学生一定要看原著，引用材料也一定要核对原著，千万不能停留在只看二手材料上。不要不看书就凭着感觉乱发言，表述观点要有依据。写论文时必须要广泛地收罗相关资料，写有关外国课题的论文时，必须要以收集外文资料为主。而且不管哪方面的课题，收集的资料一定要齐全。如果哪位同学在答辩时被发现与其课题相关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某著作未被征引或未出现在其参考文献中，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一顿批评和由此而导致的尴尬。后果严重的将有可能推倒重来。于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窘境，同学们在找资料上都特别的谨慎和认真，写有关外国课题的同学，更是如此，而且更辛苦。因为外文资料毕竟不比中文资料那么好收集，在川大找不到的，往往还要千里迢迢上北京复印，或通过互联网来与作者联系找寻。另外，在列印和书写上也要求工整和规范。曾经有一位博士生论文因校对不周而出现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后来被勒令重新列印。所有这些都是与杨先生的治学要求相一致的。它们也可以说是杨先生治学精神在新一代教师身上的发扬光大，是杨先生教书育人方式的延续。
对于教师的这种严格要求，人们往往都以这样的一句话来诠释：“严是爱，松是害。”这确实是至理。老师现在让学生多吃点苦，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少吃苦。杨先生的严，其实也是对学生的爱。说他严，这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的，但绝不是说，他在生活中总是板着一副面孔面对着学生。其实，他也喜欢与学生交谈，而且很亲切，很健谈，往往滔滔不绝，谈学坛往事、谈他的学术、谈他的学生、谈生活经验、谈体育赛事，乃至谈及他虽然爱抽烟吃肥肉却依然健康长寿的个人生活感受。而且每每在这种交谈中，不忘叮嘱学生：千万不要剽窃，一旦有一次，学术生命就结束了，尤其在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做法会害自己一辈子。学术上的严格，生活上的关怀，这就是杨先生对待学生的辩证法。对杨先生的这种严中之爱，项楚先生也最有体会，他认为这正体现了“先生对晚生后辈的既关怀又严格的一片心肠”。所以，他很理解先生的严格，更感激先生的关怀。他至今没有忘记，是杨先生在“拨乱反正”后，多方呼吁奔走，才使得他重新回到川大，回到学术的阵营里来；他也没有忘记虽然自己是以先生助手的名义调入的，但先生却没有让他做助手，而是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留给他的一番苦心；他也没有忘记先生向他传授健身之道时所蕴寄的殷殷期盼。
总之，无论是严格，还是关怀，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了一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真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以另一种方式永远与我们同在。写到这里我们不禁又想起了先生那朗朗的川音，那飘飘的白须，那激情挥动的手势，那亲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参考文献：
①蔡钟翔：《读杨明照先生〈学不已斋杂著〉》，见《岁久弥光——杨明照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巴蜀书社，2001年。
②黄金鹏：《杨明照先生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见《岁久弥光——杨明照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巴蜀书社，2001年。
③唐正序：《青年的良师，学人的楷模（代序）》，见《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
④项楚、李真：《遥祭杨明照先生》，《四川大学报》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