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异端“新”知：穆尼阁对欧洲星占术的介绍

薛凤祚是明末清初著名历算家，曾向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学习西学知识。穆氏死后，薛凤祚根据他传授的科学知识，编成《历学会通》，并于康熙初年刊印。该书内容庞杂，涵盖多门学科，其中影响最广的是介绍欧洲星占术的《天步真原》。穆尼阁、薛凤祚为何要介绍这些知识，其动机如何？下面围绕西方天文学、星占术背景及传播作一初步考察，试图对此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够引起读者作进一步的思考。

由于占星术不免带有神秘和迷信色彩，因此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避免和教规相抵触，对它的介绍可说是慎之又慎，少之又少。但是，介绍欧洲占星术的著作也并非只有穆尼阁和薛凤祚合作的《天步真原》一部。实际上，耶稣会士汤若望编译的《天文实用》也介绍了这方面的内容，因极为稀见，很少被人提及。尽管在耶稣会士译著中很少谈及“事应”，并批判中国传统有关祸福的论述，不过在介绍天文学时，对星占术也偶有涉及，这从汤若望著作中可以看出。

汤若望编纂的《交食历指》一书就曾谈到了灾变、事应和占卜的关系，指出传统“天文”之学牵强附会，为害不浅；由汤若望和明代士人周子愚、卓尔康编制的《测食略》，则记载了汤若望对星占的看法，并提到古希腊“先师多罗某精于斯业（即星占术）”。崇祯十年（1637），崇祯皇帝收到了耶稣会士进呈的星球，上有“蛇鸟小斗等星”，于是想了解这些星座“有无占验”，请钦天监官员答复。为了满足皇帝之需，汤若望与罗雅谷一起编译了欧洲的星占术著作《天文实用》。这本书的翻译起自崇祯十年，但直到顺治元年才完成首卷，进呈御览。汤若望认为，用旧法对民用历书进行解释，很不妥当，因此翻译了西方的星占术。《天文实用》简单介绍了七政的“性情”，与冷、热、干、湿的关系，取自托勒密《四门经》中的部分星占术内容。《天文实用》译成上卷后，并没有继续下去，很可能与耶稣会士内部的反弹有关。然而在汤若望之后，为什么又出现了更加完备介绍欧洲星占术的著作《天步真原》？

薛凤祚，山东益都金岭镇人，被后人誉为清初历算三大家之一，在当时就与王锡阐齐名，有“南王北薛”之称。顺治九年（1652），薛凤祚到南京，与方中通一起，向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学习西方天文和数学，包括三角法、对数及对数四线表。方中通曾作诗，记述与薛凤祚一同向穆尼阁学习历算的情景：

参差看七政，不解古今疑。共道天难问，谁云日可追。偶因同调至，得与异人期。我欲方平子，山中造浑仪。

薛凤祚根据穆尼阁传授的科学知识，编成《历学会通》一书，以西学参中法，试图会通中西，涵盖天文、历法、数学、律吕、水法、物理（力学）、占验、火器等知识。其中数学著作有《三角算法》《比例对数表》和《比例四线新表》，还有介绍欧洲星占术的《天步真原》，辑为《益都薛氏遗书》。薛凤祚早在1633年就到过北京，并看到了汤若望等人编纂的历算著作。然而在他的著作中，除穆尼阁之外，并未提及汤若望，此事看来有点蹊跷，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尚不得知。

薛凤祚早年曾师从魏文魁学习传统历法，而魏文魁与崇祯改历中的争论大有关联。崇祯四年（1631），魏文魁将新刻的《历测》《历元》（1629）两书，让其子象乾递呈礼部，主持改历的徐光启支持西法，奉崇祯之命，由钦天监官员对魏氏著作逐一作了答复，并以《学历小辩》之名刊刻。崇祯七年，魏文魁受朝廷之命，在京主持东局，参与《崇祯历书》的改革，坚持传统历法，和西法一较长短，但以失败告终。薛凤祚当时可能也在北京，是否在东局协助魏文魁工作，和宫廷天文学家汤若望等人是否有直接交往，尚待文献考证。

汤若望等人对保守派人士的学生是否会有所顾忌和保留？薛凤祚为什么后来要离开学术中心北京，到南京去投靠穆尼阁？这是否透露了薛凤祚对汤若望等钦天监当政耶稣会士的不满？和他在北京的遭遇是否有关？这些问题还有待更多史料来解答。

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1645年来华，1646年在江南传教，1647—1651年在福建，与艾儒略共事。1652—1653年，穆尼阁在南京期间，曾向薛凤祚、方中通传授西方历算知识，包括一些新的天文学、数学成就。他是第一位把对数介绍给中国的欧洲人，也介绍了哥白尼日心学说和欧洲星占术内容。

汤若望和穆尼阁相隔十余年先后介绍了欧洲的星占术，尽管同为耶稣会士，但是他们两人的身份、背景及活动却有很大差别。他们分别来自德国和波兰，前者在钦天监担任监正，在天子脚下，深得顺治帝的信任；后者却在南京，无官无俸，过着修道人的简朴生活。汤若望深得朝廷信任，文人雅士争相与之交往，留下了许多唱和之作；而穆尼阁，除了薛凤祚之外，和他交往的文人似乎只有方中通，他在南京的活动详情也无从得知。从汤若望的言行可看出，他对星占术的传播非常谨慎，只介绍了自然星占术的内容，也就是教皇所许可的部分；穆尼阁在《天步真原》中介绍的内容，则包括人命部、世界部，引用了占星术大师卡达诺关于托勒密著作的评注，而人命部并不属于教会所许可的自然星占术。从此角度看，穆尼阁所介绍的内容，无疑是教会中的异端。值得注意的是，穆尼阁来华的时代，离教皇发布关于星占术的禁令不久，穆尼阁的所作所为似乎有些挑战正统的意味。

从另一方面来看，汤若望的星占术介绍刚刚译出，仅隔了十余年，为什么穆尼阁还要翻译这方面的内容？穆尼阁、薛凤祚是否知道汤若望的工作？从时间上来说，不是没有可能。因为1653年穆尼阁曾经到北京，肯定见过汤若望，那时《天文实用》刊印不久，而穆尼阁大约也在同时编译《天步真原》，应该会关注此事。显而易见的是，汤若望对于星占术介绍的审慎态度并未对穆尼阁产生多少影响。

穆尼阁为何要传入这些“异端”的星占内容？是他主动，还是薛凤祚的促进？现已很难找到直接证据，薛凤祚在序言中也未提及。从背景来看，穆尼阁所出生的波兰，是哥白尼的故乡，思想相对活跃，这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穆尼阁勇于传播哥白尼的学说和教会所禁止的部分星占术内容；从著作中看，薛凤祚对“选择”的内容非常感兴趣，所起的作用应较大。汤若望翻译《天文实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满足中国人对星占术的兴趣，同样，穆尼阁翻译卡达诺的星占术，也可能是由于薛凤祚在背后的推动。

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著作的出版，有严格的审查制度，需要同会的人审阅，还要得到“值会”（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的批准。穆尼阁所翻译的著作，如果要署名刊印，也不能例外。如果在穆尼阁活着的时候薛凤祚要刊刻《天步真原》，并署上两人名字，无疑会受到教会方面的压力。幸运的是，穆尼阁既已不在人世，那么此书的刊刻便成为薛凤祚的个人行为，即便是有穆尼阁的署名，教会也无从审查和禁止了。

以往的研究，常常将天主教会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如伽利略审判事件、哥白尼日心学说的传播，教会都被视作科学传播的阻碍者。但实际上教会内部也十分多样，像穆尼阁这样的耶稣会士可被视为异类。穆尼阁虽被誉为“笃实君子”，却喜欢标新立异，介绍了大量的科学“新”知（“新西法”），挑战汤若望等奠定的“旧西法”，显然不同凡响。在旧法和西法之间、在旧西法和新西法之间，穆尼阁、薛凤祚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和抉择，他们的功绩在于记录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科学的不同轨迹。

薛凤祚以一人之力，完成《历学会通》这部皇皇巨著，实属不易。薛凤祚在南京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和穆尼阁在一起，而穆尼阁在1656年去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编写出《天步真原》等著作，可见薛凤祚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从魏文魁那里获得的知识为他打下了基础。大概是受到新旧历法之争的刺激，薛凤祚更想汲取西方科学的“新”知，而穆尼阁这位“笃实君子”、耶稣会士中的另类，正好与之一拍即合。

然而《历学会通》刊刻后，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首先，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提出了和汤若望《西洋新法历书》不同的体系，耶稣会内部并不认同，甚至大为不悦。加之朝廷已经采用《时宪历》作为正统的历法，反对的声音显然是无济于事。再者，也许是因为仓促成书，《历学会通》在文字方面多有重复，缺乏推敲，并没有真正做到“会通”。此外，由于篇幅太大，不易阅读，也妨碍了此书的传播。此书虽然遭到了梅文鼎和阮元等人的诟病，但作为民间学习西学的结晶，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