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启崇祯间耶稣会士有关天文星占的相关论述

星占术将天体运动与人生及社会活动建立联系。人类很早就开始占星，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开始有精密的历法，其占星术又被古希腊、罗马继承，托勒密（Ptolemy）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大师，著有《至大论》（Almagest），还著有星占术著作《四门经》（Tetrabiblios），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16世纪，意大利学者卡达诺（Cardano，1501—1576）对托勒密的星占术著作加以评注。在欧洲，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发布谕旨，只有上帝可预知未来，因此占卜术自然在禁止之列，但与农业、航海、医学有关的自然星占术（natural astrology）仍被容许。之后，有关星占术的出版物在意大利逐渐减少，但星占术并没有完全消失。1631年之后，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重申西克斯图斯五世的谕旨，特别禁止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预测。总的来说，教会所反对的是事应星占术（judicial astrology）和其他形式的占卜，自然星占术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教会对星占的态度自然也影响了它在中国的流传，明末传教士来华之后，为避免和教规相抵触，对它的介绍十分小心。在交谈中，他们经常会被明代士人问及西方的历算和文物制度，如《西方答问》中，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就士人有关欧洲历法、天文、占候的提问，分别作出了解释和答复：

问：久闻贵邦天文最精，占候最确，故今上用西法修历，愿得其详。曰：以天文占候见奖者，实未知己之深者也。旅辈在敝邦论道与夫格物穷理之余暇，亦或旁及度数之学，非以此为至务也。且所谓度数之学，多关历法之事，亦非关占候祸福也。盖祸福所系，在吾心所造与夫造物主所降善恶之报也。占候星气，以预定国家安危，敝邦以为不正之术，特惑乱民志而无补于心性世道，故王法禁之。吾辈先后所译历法之书，或正论度数之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或论制器，以利国家民用，如《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等书；或论天之高厚远近、运动之顺逆迟速，与夫测验诸法，如《天问略》《表度说》《测量全义》、日月星躔表、测蚀等书。今在京师，敝会罗、汤二先生奉旨译著西书修历者，已进大内一百四十余卷，亦直论理，非论祸福也。盖据古哲之论，星宿所能主不过冷热燥湿，以致气变而成风雨霜雪等者，可以推旱涝丰歉。若夫关于人心之张主，则大非星宿所能强矣。且气中之变，纵为星宿所主，星宿又为造物主所主，吾仰大主，又可转其祸为福焉。古语所谓星宿主天下，天主又主星宿是已。

在当时的中国，一般人昧于“度数之学”，而更多关心祸福占候之学，艾儒略的目的正是想说明欧洲所擅长的是历算之学，以及历法和“天文”“占候”的差别，并认为“占候星气”为不正之术。艾儒略撰写此书时，正是罗雅谷、汤若望编修《崇祯历书》之际。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著中有关事应、星占的论述不多。由于占星术有时带有神秘和迷信色彩，因此耶稣会士在介绍中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过在崇祯朝编纂天文学著作时，对星占术也有涉及，如汤若望的《交食历指》就曾谈到了灾变、事应和占卜的关系，指出传统“天文”之学牵强附会，为害不浅，其中写道：

曰：既称灾变，凡厥事应可豫占乎？可豫备乎？曰：从古历家不言事应，言事应者天文也。天文之学牵合傅会，傥过信其说，非惟无益，害乃滋大，欲辨真伪，总之能言其所以然者近是。

“天文之学”即指星占术，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汤若望反对星占学中的事应内容。实际上，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后不久就注意到中国的迷信和天文事应，汤若望、艾儒略等人的言论恰好表明传教士对“天文”“占候”的共同看法。

早在天启五年（1625），因发生月食，汤若望受命推算，于是写下了《测食略》一书，由慈水周子愚、武林卓尔康负责校订。因为中国友人对星占的兴趣，使得汤若望就“征应”问题作了专门的答复，并谈到了与托勒密有关的星占术内容：

食不言征应第十七。前数则不过粗言其要而已，每有叩望以征应者，因喻之曰：星宿各有情好也。若性情之乾热者相聚，地必暑，寒湿者相聚，地必冷。彗星彩霞，火属也，而相值荧惑之星，则地之干燥也亦必矣。若此之类，理势必然，推验不谬者，岂有日月之食，宫次不一，而毫无所征验乎？第人过信其必然之理，遂泥其已然之迹，不事探求其所谓自然者，又不精求其所以使之自然者，其道未易言也。故先师多罗某精于斯业，尝曰斯业之言非一定之法，可永守而不变者。望晚学也，法师以不言为言，而妄言征应，能无骇乎？

文中所提“先师多罗某精于斯业”，“多罗某”即指古希腊天文学家Ptolemy，“斯业”即指星占术。

在汤若望进行历法改革的同时，也试图用西法“铺注”，来代替传统通书中的旧法，为此汤若望也作了解释，其中的内容与自然星占术相关：

所谓天行性情与下域有关系者，比如月为湿宗，当其朔而生明，下物之湿亦生；当其望而光满，下物之湿亦满。湿多虫多，植物受损，故是时不宜栽植。又月满不宜伐木，亦以湿多宜腐也。再广言之，在天月生明，在人身生髓，禽兽亦然。月光亏，髓则减，鱼脑其一证也。此与海潮随月同是一理。然不但月，七政、恒星皆与下域形物相应，人身诸病，尤关天行，所以西历悉照天行铺注，是谓真实有据之宜忌。而今之《时宪历》止用西法推算，未及用西法铺注也。

除汤若望、艾儒略之外，崇祯元年，由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寰有诠》也曾谈到了对星占术的看法，并根据中世纪学者的观点，论证“占星不可以知未来”（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