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日暮西下的希思
保守党的曙光
1974年2月大选的结果不明朗，保守党内部因此也一片混乱。在一群意志消沉的同事心目中，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她不是特德·希思。保守党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未果，导致工党组建了少数派政府，哈罗德·威尔逊因此再度成为首相。这些都让希思受到了广泛批评。政界人士纷纷预计1974年年底将举行第二次大选，保守党议员最大的意见就是对党内现任领袖极不满意。与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相比，党内小部分人士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支持显得很微弱。直到同年秋天，玛格丽特才被看作是保守党领袖的可能人选之一。
希思与撒切尔之间渐渐浮现的权力之争其实完全源自希思本人遭到的批评与质疑，和玛格丽特并没有多少关联。想要明白这个不容忽视的真相就必须清楚地看到1974年2月的大选结果：尽管保守党得票率略胜工党，但在下院仅赢得了297个席位，说明国人对希思严重不满。
那次大选我生平头一次当选为议员，选举结果公布后我也为大家对特德·希思的怨恨深感吃惊。希思的家乡在布罗德斯泰斯，恰好在我的新选区东塔奈特岛中心，所以我跟他的父亲和继母彼此很熟悉。在他们位于当普敦公园路的家里我曾多次与特德·希思谋面。尽管我非常敬重这位来访的首相，但也发现他待人死板冷漠，导致他与朋友之间产生嫌隙。
一次周六早上在布罗德斯泰斯发生的一件小事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天早上特德正坐在父亲威尔·希思和继母玛丽·希思的花园里读《星期日泰晤士报》，突然间他勃然大怒，原来是为了报纸上刊登的玛格丽特·莱恩为他写的系列传记中一个句子，“特德·希思没有一个好朋友”。[1]
希思嘴里不断骂着“一派胡言”。为了反驳这句评价，他找到了自己在布罗德斯泰斯的一位邻居爱德华·特迪·登曼。登曼是英国劳埃德船级协会的保险经纪人，和希思一家相识多年。特德·希思把载有这篇攻击性报道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扔给登曼先生看。
“你看看，特迪！没有一个好朋友！他们怎么能这么写？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有多好，对吧？”过了一会儿，特迪·登曼偷偷地小声对我说：“刚才特德的话你听到了吧？哼，到这会儿我都完全没感觉到他在心里把我当成好朋友。”[2]
1974年3月5日，我正式当选为议员，进入下院。那天我在吸烟室和特德·希思的几个“朋友”一起喝东西，不由得想起了布罗德斯泰斯的这段对话。当时我们刚刚参加过保守党后座议员1922年委员会[3]的一次会议。大家纷纷对刚刚大选失利的首相表示诚挚地支持和同情。唯独来自蒂弗顿选区的罗宾·马克斯韦尔-希思洛普质疑到底希思是否应该继续留任保守党党魁。不过他的观点不太成熟，其他议员对此只是小声表示不满；相比之下，希思在会场出现时，大家都兴奋地拍打桌子，并大声欢呼以示欢迎。
后来大家在吸烟室里边喝威士忌酒边聊天，我才逐渐发现，1922年委员会会议上欢迎希思的掌声其实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希思主持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所说的溢美之词一样虚假。怨恨在大家的谈话中慢慢显现，主要是针对保守党党魁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的判断力。很明显，近年来希思一直冷落自己的后座议员，既不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又常常怠慢他们的妻子。1966年至1974年间，我虽然只是个年轻的议员候选人，特德·希思却对我礼遇有加，所以听到大家对他的批评时我很吃惊。这些议员对希思的批评非常尖刻，所以我当时立刻意识到，他的党魁位置实际已经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稳固了。大家在吸烟室正谈着，突然有人说，“但是目前我们只能选择他”。另一个人则反驳说，“到下一次大选就不用了——六个月后肯定举行大选”。他预测的很准。[4]
玛格丽特·撒切尔一定也察觉到了后座议员对希思的强烈不满，但她并没有刻意强化这种不满，而是依旧在影子内阁认真工作。她很高兴自己被调往环境部，调职后她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抵押贷款、住房和地方税的政策。因为哈罗德·威尔逊极有可能在秋季要求再度进行大选，所以保守党必须尽快制定出竞选宣言，确保既有新意又不否定先前保守党政府的作为。可是想两全其美并非易事。
玛格丽特·撒切尔绞尽脑汁地想让竞选宣言既有政治吸引力又能妥善解决财政问题。她比希思更加谨慎，最后迫于希思的重压才勉强同意在宣言里做出两项重要承诺。第一项承诺是保证取消地方税，第二项是许诺将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9.5%。还有一项承诺则是，在廉租房居住满三年的住户将有权按市场价三分之一的价格低价购买廉租房。但是，这个“有权购买”（由彼得·沃克最先提出）严格限制了购买人的资质并对购买条款附以详细说明。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回想起来，认为自己此时出台的限定规则“既狭隘又缺乏想象力”。[5]担任首相后她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玛格丽特参与起草的保守党竞选宣言8月底公布后立即受到媒体的广泛好评。“老于世故的记者们对竞选宣言几乎像他们对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雪利酒一样表示欢迎”，《旗帜晚报》如是说。[6]但是在保守党内最高层面，玛格丽特·撒切尔更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谨慎而不是创新思想。后来回顾往事时，她声称这段时间里其实自己一直忙于重新考虑保守党的政策。“1974年保守党大选失利后，基思·约瑟夫和我开始反思失利的原因。于是我们一起重新思考了保守党的政治思想”，她在199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7]
这话有些夸张。基思·约瑟夫爵士其实是在他发表的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演讲里开始慢慢重新审视自己和保守党的各项基本原则的。而玛格丽特·撒切尔要么工作太忙要么行事过于谨慎，根本不可能对他公开表示支持。《星期日快报》主编约翰·朱诺曾经想邀请玛格丽特在1974年夏效仿约瑟夫，也做一个关于保守党政治思想的演讲。玛格丽特却直接问，牛津大学哪些教师会帮她一起准备这个演讲，并点名要求罗伯特·布莱克[8]和休·特雷弗-罗珀[9]协助她做演讲。[10]或许玛格丽特对重新思考保守党政治思想确实有点兴趣，但她绝对不算是保守党内率先思考党的基本政治思想的先锋。
玛格丽特后来接受基思·约瑟夫的邀请，成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即便她有意重新评价保守党政策，也依然行事谨慎。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智库机构，由约瑟夫担任主任（希思勉强同意了设立这个机构），主要研究欧共体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求对英国的经济发展有所启发。事实上，政策研究中心很快就成为各种新鲜思想的发源地，这些新思想一致反对上一届保守党政府利用通货膨胀进行经济干预的做法。
玛格丽特·撒切尔起初一直刻意和政策研究中心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事保持距离。就算是基思·约瑟夫于1974年5月向影子内阁提交有关通货膨胀的议案时，玛格丽特也仍坚持她一贯的沉默作风。彼得·沃克回忆说，“除了曾经公开说应对基思提出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外，玛格丽特根本没有公开对基思表示过支持”。[11]
到了8月份，身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玛格丽特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政策中心的工作，开始帮助基思·约瑟夫准备他的演讲。然而从表面看来玛格丽特还是忠于希思的，尽管背地里她非常讨厌自己在制定地方税和抵押贷款政策时希思对她施加巨大压力，因为她认为这些政策只会加大公共开支、导致通货膨胀。
那个夏天特德·希思过得也很不愉快。因为没有买自己的房子，希思被赶出唐宁街10号后几乎无家可归，只能借住在自己的议会私人秘书蒂莫西·基特森家里，有时也会住在他父亲位于布罗德斯泰斯的家里。选民和媒体都不看好他。为了帮他熬过8月份的困难期，我选区里的保守党东塔奈特岛协会刻意为他组织了一系列集会，这样他可以通过在集会上演讲上电视。
从我们选区拉姆斯盖特的办公室更名为“希思之家”的庆祝仪式上，尤其能感觉出希思的日暮西下。庆祝仪式上，特德·希思作为贵宾发表了一篇自卫性质的演讲，称颂自己过去领导的政府的丰功伟绩。他来时在大街上遇到肯特郡一群矿工冲他起哄，被搅得有些魂不守舍。“希思之家”当地的保守党主要支持者都是希思在查塔姆楼文法学校的同学，他们准备一见到希思这个校友就说：“你好，特德，还记得我们一起参加唱诗班吗？”意想不到的是，尽管站在他身边的议员不断地暗示，希思还是不记得唱诗班的事，也完全不记得这些自称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校友。事后我为了缓解尴尬，就跟这些人解释说，前首相当时可能身体不适。不想这个借口比我想象得还要准。一年后，希思被诊断为患有甲状腺疾病，已经连续折磨了他好几个月，弄得他精力衰竭了。[12]
9月初，大选在即，群情激昂。基思·约瑟夫准备以政策研究中心的名义就经济政策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特德·希思担心这次讲话可能涉及对经济的重新思考，会引起媒体大规模讨论保守党内部分裂的问题，所以极力想利用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调解人，设法说服约瑟夫不要发表演讲。这任务绝对不可能实现，因为玛格丽特已经看过了演讲稿，并称之为“我所看过的最有影响力和说服分析力的演讲稿”。[13]但是她却通过吉姆·普赖尔向希思传话说，她没有成功说服基思·约瑟夫。这掩盖了真相。
约瑟夫于9月5号在普雷斯顿发表的演讲的确引起了轩然大波。演讲呼吁要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这无疑是在反对希思政府当年为了保证就业率而增加公共开支的政策。通过这次演讲，工党认为，保守党未来如果执政，会奉行货币主义政策，必然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媒体对保守党内的分歧争论大肆宣传报道。保守党领导层的观念分歧成为新闻头条。[14]特德·希思也成为焦点人物。
玛格丽特·撒切尔则像美国动画片里的“贝尔兔”一样，“保持低调不发表任何评论”。大选过程中，她避免对经济政策发表任何过激评论，只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完成自己在影子内阁里的工作职责。玛格丽特是希思团队里唯一一个提出新政的议员，所以她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几周前她还不愿意就住房和地方税问题公开承诺要予以财政扶持，但是在9月27日上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玛格丽特却这么做了。她明确表示，抵押贷款利率有望于圣诞节前控制在9.5%。[15]媒体因此称她为“撒切尔圣诞老人”。[16]
这项政策广受欢迎，使得保守党暂时获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同时也提升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自己的公众形象。她连续三次出现在保守党的电视政治广播节目里。因为第一次上节目就表现出色，所以她接着获得了第二次出镜机会。年轻的电视节目制作人戈登·里斯负责指导玛格丽特如何上节目，他俩由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里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玛格丽特重新塑造良好的电视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撒切尔圣诞老人”所做的关于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废除地方税政策的演讲，引起了保守党右翼分子里追求经济平稳的一群人的担忧，他们害怕这样会造成通货膨胀。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和他们有同样的担忧，不过私底下她却自我安慰地认为，这些经济政策承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施行，因为她根本不相信保守党会在大选中获胜，民意测验和选区里的相关反应都已经清楚明了地传达出了这一点。希思在这场毫无希望的竞选活动中垂死挣扎，胡乱许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全国联合政府，这让希思在竞选的最后一周看起来更像一个战败的将军。
相比之下，工党阵营士气高昂，他们乐观地认为，工党必将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甚至还有迹象表明工党很有可能意外获得芬奇利选区的席位。哈罗德·威尔逊特意去了趟芬奇利选区，给那里的工党议员候选人打气加油，“我听说你让亲爱的玛格丽特忙得焦头烂额”。[17]
10月10日大选计票那天，“亲爱的玛格丽特”的确表现得高度紧张，声音都变得“沙哑紧张”了。[18]不过她还是顺利地渡过了这一关，只是多数票第一次从4000票下降到3911票。这次的得票数是她任议员的33年中最低的一次。伴随着玛格丽特票选结果的是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得票数的整体下降。但保守党只是变成了在野党，并没有彻底溃败。
保守党失去了20个选区的席位，在下院占276个席位。工党以3票的优势获得了总席位多数，比保守党在下院多得了43个席位。这种议会的新格局给保守党未来反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保守党领袖可不具备反击的良好基础，最后四次大选有三次结果惨淡，希思自然处境困难。
党内一场虚伪战争
大选结束后，希思显然最应该做也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就是引退，起码他应该立即在党内提议重新选举新的党魁。但是希思本人根本不可能听从朋友的这些劝告。相反，他想咬牙挺过这个难关，并动员自己的心腹和追随者支持自己。于是这些追随者各怀鬼胎，紧密围绕在他们的党领袖希思身边。因为希思的一再坚持，他们也坚决反对保守党内进行任何信任投票或举行选举选出新党魁。
希思和他的追随者的固执，导致保守党议员原先的不满情绪逐渐演化为反叛思想，只是还没有人站出来明确表示要组建一个“希思必须隐退”的政府。而且大家对于党魁的人选也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保守党内开始了一场夹杂着伪装、密谋、抱怨和混乱的虚伪战争。希思的一群信徒虚张声势，假装他们还可以维持原状。而党内的密谋者们则下定决心要除去希思，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取代希思的合适人选，能带领他们一起行动。那些满口抱怨的人——可能议会里大多数留任的保守党议员都属于这种类型——经常聚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议论各种观点、谣言、人选和选举，但就是始终没有个结论。此时，保守党已经群龙无首。
我和大多数后座议员在这场混战中都属于旁观者，所以对于混战的具体结果都不甚清楚。然而，在一团迷雾混沌中，还是渐渐地浮现出一位挑战党魁位置的候选人。玛格丽特·撒切尔究竟如何一步步变成党魁的挑战者，绝对是个神奇的故事。如果非要找出一个醒目的标题概括她的成功之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口号再合适不过了：
嘿，冲啊冲啊，
一直向前冲！
1974年大选几周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并没有以党魁候选人的姿态采取任何行动。10月31日，留任议会的276名保守党议员齐聚第14号保守党委员会会议室，参加新一届议会保守党议员1922年委员会全体大会。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出席了会议，坐在离我不远的位子上。会议进程多次被打断，她每次都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但皱眉可能更多是为了掩饰她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对会上讨论的话题表示任何异议。
会议的前几个发言让我想到了大卫·沃尔德议员说过的一句广为引用的话：“‘1922年委员会’上的前三个发言人通常都有点不正常。”塞文奥克斯选区的约翰·罗杰斯爵士第一个发言，他非常傲慢地说，我们应该稳住自己的阵脚，忠于党的领袖。“行了，约翰，他肯定给了你不少好处”，有人在下面起哄。第二个发言的是受人尊敬但却没什么名气的来自拉特兰郡选区的议员肯尼思·刘易斯，在说了一大堆陈词滥调后，他突然讲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是“有任期的而不是永久的”。台下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地表示赞同。休·弗雷泽接着说，“我非常赞成哈里斯先生的观点”，他开口说道，连前一个发言人的名字都讲错了。“你先把名字搞清楚再说吧，休”，马库斯·金博尔大声说。他这么一讲，引得下面哄堂大笑，玛格丽特·撒切尔不由得眉头皱得更紧了，休·弗雷泽也被惹得勃然大怒。“我是很认真地说的！”他大喊道，“这是委员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
弗雷泽的愤怒顿时改变了会场的气氛。接下来有20多个人站起来发言。其中18个都是批评特德·希思的。只有1个人和约翰·罗杰斯爵士的观点一致。会议最后推迟一个小时结束，但会议结束时保守党领袖的最终命运已经确定了。即便如此，希思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人说：“特德根本不想让步。在他看来，1922年委员会只是表述了大家的观点而已。”[19]
接下来几个星期，党内人士密谋策划了许多办法，以确保能让特德·希思做出最后让步。我对其中一个办法印象尤为深刻。那是在休·弗雷泽在他位于坎普登山广场的家里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参加晚宴的客人大概有十几个，包括艾瑞·尼夫、尼古拉斯·里德利、尼古拉斯·费尔贝恩、温斯顿·丘吉尔[20]，还有我——都是保守党议员。大家讨论了许久，越发地感到沮丧。我们都同意，不能让希思继续担任党魁。但是，接下来大家在党魁候选人上产生了很大分歧。一个又一个候选人被提名后又紧接着被否定。“基思·约瑟夫——太张狂”；“爱德华·杜卡恩——能力不够”；“罗伯特·卡尔——太窝囊，完全不用考虑他”；“理查德·伍德——做事得体但不够聪明”。最后有人说，“不如选你吧，休”。“我已经准备好拔剑出鞘了”，弗雷泽大声说，边说边做着找剑鞘的动作。大家以为是开玩笑，都笑了起来，但我们的宴会主人可是有些当真。[21]就是根本没人提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
这次宴会以及保守党议员其他很多次讨论得出的结论都是，1974年10月那时保守党议员里顶尖优秀的人才极度匮乏。保守党内根本没有适宜担任最高职务的人选。众多候选人里能力最突出的还要数威廉·怀特洛。他毕业于温切斯特公学，人缘很好，颇有政见，机智过人又谦逊有礼。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在担任保守党首席党鞭、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劳工大臣期间均表现出色，顺利地渡过了一次次难关。但是怀特洛的党魁路上有三大障碍。第一大障碍就是特德·希思，因为怀特洛对希思是绝对甚至极度忠诚。只要希思想继续留任党魁，这位希思的继任人就一定会无条件地服从。
第二大障碍是，怀特洛始终认为自己能力有限，对任未来首相一事态度保守。他对担任党内最高职务没有迫切的渴望。内心深处他凭直觉认为自己缺乏做领导人的魄力和能力。缺乏自信是怀特洛最大的不足，以至于他在担任保守党领袖这个绝佳的机会面前只能裹足不前。
第三大障碍是，怀特洛在20世纪70年代塑造的公众形象致使他完全不适合担任保守党领袖。怀特洛的行为举止相当落伍，他仿佛时光穿越回到了过去，那个年代流行乡绅、打松鸡、绅士俱乐部、特色年份的波特酒，还有老野鸡。除了过时老土的生活方式以外，怀特洛也比较好说话，像个好好先生，很容易成为漫画讽刺的对象。伯纳德·莱文在《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怀特洛先生……只要在头发上插上冬青树的树枝，就立马会被人错当成圣诞布丁了”。[22]
文章同时对玛格丽特·撒切尔可能做党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最后的结论还是认为她不可能成为党魁，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国家里，玛格丽特的性别就是她无法逾越的障碍。玛格丽特的另一个障碍是，她为人处世方面甚至比特德·希思还冷漠。莱文认为：“保守党把一个冷漠的领袖换成另一个冷酷的领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23]
玛格丽特·撒切尔或许对这些负面议论心怀不满，但她同样也认为，自己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她在一档“回答问题”的广播节目里曾就党魁一事发表过很多言论，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听上去很坦率，但实际非常圆滑：
我现在不会因为自己有望成为保守党党魁而感到高兴……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能够接受一个女人来做领袖……除非有迹象清楚地表明，根本没有合适的男性人选。目前我还是觉得未来十年内英国不可能有女首相。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多想了。[24]
玛格丽特·撒切尔把自己表述得越来越——如果她所言非虚的话——谦逊，并全心全意支持当时最有希望的男性党魁候选人。在她看来，这个人选就是她的思想导师基思·约瑟夫爵士。在她的鼓励支持下，基思·约瑟夫现在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下，正式成为同希思竞争党魁位置的对手。
基思·约瑟夫爵士的成与败
表面看来，基思·约瑟夫的确是保守党领袖的有力竞选人。他连续在麦克米伦和希思两届内阁任职，分别担任过住房大臣和社会服务大臣。他是第二代准男爵，继承了大笔遗产。在经商方面他也很有成就，曾做过家族建筑企业宝维士公司的总裁。虽然哈罗德·麦克米伦曾经轻蔑地把他描述为“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没有幽默感的犹太人”，[25]但约瑟夫拥有着过人的智慧。他的学术成就包括：在牛津大学学法律时取得一级荣誉学位，后又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
可是这么多荣誉并没有给予约瑟夫充足的自信，而自信却是政治战争的必备品，是自我防御的重要利器。约瑟夫喜欢纠结，甚至于有时纠结到自我折磨的地步。他的智慧总是和各种观点相互纠缠，使得他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沼，甚至在处理政务方面产生羞愧感。这些缺点早已为很多同事熟知。但随着约瑟夫独自起程，寻求保守党全新的政策主张，这些缺点便越发明显起来。
寻求新政策主张的航程最开始鲜有同伴。自1974年2月大选保守党失利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扮演更多的是约瑟夫的同情者而不是同行者。玛格丽特本人对约瑟夫自然很忠诚，但在政治上她刻意与约瑟夫保持着距离。保守党内虽然有一小群议员公开支持政府财政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但玛格丽特绝不属其中。这些倡导货币主义的先锋人士包括尼古拉斯·里德利、乔克·布鲁斯-加戴恩、伊恩·高，另外还有一位行事比较低调的杰弗里·豪。最后两位在1974年春天强烈建议约瑟夫与希思竞争党魁位置。不过相比升迁而言，基思爵士更感兴趣的是政治策略，所以他拒绝了这些人的提议，至少当时是这样。相反，他集中精力往约瑟夫这艘头等航船上装载货物，并以政策研究中心的名号扬帆起航，研究中心的智库则为航船前进提供燃料。
约瑟夫还聘请睿智犀利的演讲撰稿人阿尔弗雷德·谢尔曼为自己航船的炮手长，即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阿尔弗雷德·谢尔曼过去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来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从一名极左分子变成激进的右翼分子。到1974年时，他对自由市场、货币主义经济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思想的着迷程度已丝毫不逊于他对爱德华·希思政治主张的鄙视程度。约瑟夫和谢尔曼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两人在新成立的政策研究中心相互配合，研究提出了很多新思想。如前所述，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加入政策研究中心成为该机构的副主任。她之所以加入中心，主要是因为与约瑟夫的旧交情；部分是因为她很钦佩谢尔曼的才华（玛格丽特曾直接把谢尔曼称作是“一位天才”[26]）；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玛格丽特那时非常想寻找自己的政治理念并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她之前从来没有表现过类似的兴趣）。阿尔弗雷德·谢尔曼评价玛格丽特是一位“有信仰却没有理念的”政治家。[27]这话的确很有道理。但是玛格丽特正在悄悄改变自己。她先在经济事务研究所受到拉尔夫·哈里斯的鼓励，接着又受到政策研究中心两位奠基人的鼓励，于是开始了新的探索。玛格丽特给自己设立各种奋斗目标，并努力学习基思·约瑟夫在各种公开演讲里逐渐提出的自由市场思想。
约瑟夫最初开始宣传自由市场思想时，提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直到1974年4月我才真正转变成一名保守党员”，他写道，“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保守党员，但现在我才发现自己以前根本就不是。”[28]
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非常敬重约瑟夫，但根本没时间做类似的理论思考。她是个非常务实的保守党员，凡事不求对错之分，只求稳当保险。当代政坛司空见惯的反悔策略玛格丽特当时根本还不会用。所以，尽管她私底下非常支持约瑟夫，但直到1974年10月大选保守党不出意料地落败之前，她在公开场合一直都和约瑟夫保持着距离。大选失利后，她又立即改变冷淡的态度，全力支持约瑟夫竞选党魁。不过她在约瑟夫竞选党魁中所起的作用根本不像她自己对外宣称的那样重要或活跃。她在回忆录里写道，大选结束后的周末“我事实上已经成为基思非正式的竞选经理人”。[29]
经理人的虚拟任命完全是玛格丽特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担任党魁竞选人的经理人需要有远见和组织能力，善于在一系列微小但重要的场合组织开展富有活力的各种活动：比如收集情报、游说拉票、确定会投赞成票的人数以及通过各种交易让步争取选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玛格丽特·撒切尔着手组织过其中任何一项活动。新一届议会选举出来后，议会成员接连好几天都没有开会见面，就算开会也很简短，不是议会发言人的选举仪式就是新议员的宣誓就职仪式。早在这些仪式完全结束前，基思·约瑟夫就已彻底失去了出任党魁的希望。10月19日周六那天，他在伯明翰的埃吉巴斯顿地区发表了一番演讲，终于引爆了自毁的炸弹。
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参加这次要命的演讲，她甚至连演讲的内容都一无所知。这次演讲和约瑟夫在大选前几个月一直做的系列演讲毫无关联，之前的系列演讲都旨在重新定位保守党的政治思想。一般来说，玛格丽特都能在演讲前第一个拿到基思·约瑟夫的演讲稿，但这次却没有。
9月18日周五那天，她在滑铁卢车站偶然捡到一份《旗帜晚报》，才第一次看到约瑟夫的演讲稿。《旗帜晚报》违背了演讲前禁止媒体公布演讲稿的禁令，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讲稿全文。“我的心情沉重起来”[30]这是玛格丽特读到报上可怕的新闻标题“‘下层人民禁止生孩子’——基思爵士”[31]以后的第一反应。
媒体对此发起恶意攻击，批评约瑟夫已经从经济学研究转向了优生学。约瑟夫非常不理智地说，“我们人类群体”正在遭受处于“社会第四、第五阶层”少年母亲过分大量生育出来的孩子的威胁。[32]
这段言论所导致的对约瑟夫的诽谤咒骂，远远超过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被诬陷为“抢奶贼撒切尔”时所遭受的非议。玛格丽特内心坚强，完全可以抵御别人肆无忌惮的流言蜚语；但是基思·约瑟夫实在是太敏感了，他被外界的谴责讥笑给压垮了。“避孕套先生”这个绰号更让他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料。另一个绰号“魔僧”则在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里引起巨大反响，导致约瑟夫在议会的支持者人数锐减。
真正麻烦的是，无论约瑟夫如何努力挽救、费尽唇舌解释自己在演讲稿里原本想说的意思，这些解释只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闭塞的修道会里的刚刚出家、言辞可疑而又受尽折磨的新修士。他运气很差，演讲稿里逻辑非常混乱的语句让情况变得更糟了。搞政治本来就很困难，希思的支持者让约瑟夫的政治事业变得难上加难。狗仔队在约瑟夫家门前安营扎寨；议会的保守党员指指点点，批评约瑟夫的表现“缺乏判断力”。[33]在这种情势下基思·约瑟夫爵士只得认输投降。如此，表面看来希思似乎再没有敌手了。但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在暗地里耐心地观察等待着。
回顾
1974年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机遇出其不意地来到玛格丽特身边，让她有机会担任保守党的领袖。
然而更不为人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在1974年这一年里种下的许多种子中有一粒直接导致了她任首相以后事业的毁灭。因为在特德·希思领导的影子内阁担任环境事务大臣时发现地方税收体系存在不公平的问题，所以玛格丽特后来公开承诺要取消地方税，并打算对地方政府采用一种更加公平的税收方法。这就是后来玛格丽特在1988至1990年间非常不明智地推行的“旗舰政策”里“社区税”（又称“人头税”）的起源。
无论是取消地方税还是备选保守党党魁，都展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个性中有趣的一面——她的实用机会主义思想。
从历史角度来看，玛格丽特的确是一位讲原则的政治家。但是她在1974年10月的保守党竞选宣言里提出要取消地方税以及将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9.5%以内的政策又都是一些毫无原则性的策略。这些政策无疑都是为了取悦民众、取悦保守党领袖。倘若真的施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政府开支猛增。玛格丽特自己也深知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危害。对自己毫无原则的承诺，玛格丽特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她认为这些承诺永远都不会造成任何实质伤害，因为保守党大选必败，根本没机会施行政策。
尽管玛格丽特避而不谈通货膨胀的风险，却一直强调自己取消地方税背后深层的道德考虑。任影子内阁环境事务大臣期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4年发表的讲话里屡次提道：一位独居寡妇得从自己仅有的养老金收入里掏钱纳税，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个家庭有不止一位成员能出门工作拿工资，他们全家总收入比寡妇多，缴纳的税款数量却和寡妇一样多，这是很不公平的，涉及道德问题。玛格丽特早在担任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时就对寡妇怀有深切的同情，所以对地方税中的不公平因素反应特别强烈。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巨大热情最终导致了“人头税”的出台，也加速终结了玛格丽特的首相生涯。而这一切的一切，始于1974年。
更为重要的是，1974年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党魁梦萌芽的时刻。最开始，玛格丽特一直刻意掩藏自己的党魁梦。她非常了解基思·约瑟夫，知道他天性善良、机智过人，绝不可能坚持到最后，参加党魁竞选。就算约瑟夫从没发表过决定他命运的优生学演讲，他容易焦虑的性格和喜欢全面考虑所有问题的行事风格都使得他看上去不够强势，缺乏担任保守党领袖必需的素质。影子内阁所有其他党魁候选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也同样缺乏党魁的必备素质。在一群能力不足的男人里，能干的女人自然有望脱颖而出，打破庄家的预测。早在玛格丽特正式参选党魁前，她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已经让她想到自己有脱颖而出的可能，于是她开始做起这个完全无法想象的美梦。
无论1974年头10个月里玛格丽特到底在想什么，她在政坛的表现都无可挑剔。玛格丽特本质上忠于特德·希思，又在政治上支持基思·约瑟夫，唯独不肯泄露自己的野心。与她同台竞争的所有对手都在犹豫不决、举步不前，而她却早已勇往直前。这绝非偶然。在成为铁娘子之前，玛格丽特已然是个铁腕竞选人。
注释：
[1]AC: Conversations with Ted Heath and Teddy Denman, Summer 1972.
[2]Ibid., 5 March 1974.
[3]1922年委员会又称保守党业务委员会。——编者注
[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46.
[5]Evening Standard, 28 August 1974.
[6]BBC Radio 4, 8 July 1990, cited in John Ranelagh, Thatcher's Peopl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Politics, the Power and the Personalities, HarperCollins, 1991, p. 192.
[7]John Junor, Listening for a Midnight Tram: Memoirs, Chapmans, 1990, p. 227.
[8]罗伯特·布莱克教授（1916—2003），1968—1987年任牛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1968—1971年受封为布雷德斯顿的布莱克男爵。
[9]休·特雷弗-罗珀教授（1914—2003），1957—1980年任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奥里尔学院研究员，1980—1987年任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1979年受封为格兰顿的戴克男爵。
[10]Peter Walker, Staying Power: An Autobiography, Bloomsbury, 1991, p. 126.
[11]AC: August 1974.
[12]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55.
[13]The Times, 6 September 1974.
[14]Daily Mirror, 28 September 1974.
[15]Sun, 28 September 1974.
[16]Finchley Press, 4 October 1974.
[17]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279.Dinner party hosted by Hugh Fraser, 2 December 1974.
[18]AC: 1922 Committee Meeting, 31 October 1974.
[19]Ibid.: Dinner party hosted by Hugh Fraser, 2 December 1974.
[20]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S. 丘吉尔的孙子。——编者注
[21]The Times, 16 October 1974.
[22]Ibid.
[23]John Campbell, Pistols at Dawn, Vintage, 2010, p. 316.
[24]CAC: Hailsham Papers, Diary, 12 November 1974.
[25]Interview with Lady Thatcher,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56.
[26]Interview with Sir Alfred Sherman,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54.
[27]Joseph, Keith, Reversing the Trend, Barry Rose, 1975, p. 4.
[28]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61.
[29]Ibid., p. 263.
[30]Evening Standard, 19 October 1974.
[31]Guardian 21 October 1974.
[32]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63.
[33]Hansard, HC Deb 14 November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