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

顾名思义，都市文化即都市固有的文化模式，但仅此还远远不够，由于它形成于都市这个特殊的人类生活空间，借助于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这两大规定，都市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与城镇或中小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如果说，城市文化的一般特点是在内涵上相对朴素、在结构上相对简单、在形态发展上比较缓慢、在价值上相对保守，那么在都市文化模式中，则表现出人类生活世界中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稳定性与开放性。它们不仅加大了人在都市中生存的艰巨程度与相应的劳动强度，也使人们在对都市文化的理解与把握上变得更加困难。但另一方面，正如都市本身并非不可知一样，对都市文化的理性认识与学术研究同样是可能的。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由于研究对象自身固有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稳定性和开放性等，这在逻辑上也相应地需要一个在机理上更加复杂的分析与阐释系统，才能完成对都市文化进行思考、认识、批判与建设等理论与实践的多重任务。

在一切具体的研究之前，首先需要解决对象的性质与范围问题。由于都市文化的内容过于繁多、构成过于复杂，在这里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总方法论，以便穿越都市文化在现象上的繁多与构成上的复杂，而“直指本心”。如同国际化大都市已摄含了此前各种城市形态的精华与要素，都市文化模式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在当代的最高表现形态，一方面，它聚集、积淀、奔流着以前各阶段的城市精神与文化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是在当代特有的“物质条件”与“精神基础”上创造出的全新文化模式。对都市文化的内涵与性质，主要可通过比较传统形态与当代模式的差别来了解。由于任何文化形态的存在总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母体”、以一定的“精神基础”为再生产的“前提”，所以在阐释都市文化时，就可以躲开具体内容与细节，以这两个基本范畴为核心进行考察。

从“物质条件”的视角来看，都市文化模式的差别根源于都市形态的不同。也就是说，传统都市与当代都市在空间形态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是传统都市文化在模式上不同于当代都市文化最重要的客观因素。

这既有量的区别也有质的差异，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空间规模以及物流、交通流与信息流等方面，在这一点上，当代国际化大都市是任何传统政治中心与工商业大都会都无法相比的。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区别。都市的传统形态主要是作为不同民族—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也包括衍生出的作为军事、工商业中心的一些大都会。尽管后者在人口数量、经济生产总量等方面常超过前者，但由于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为政治统治提供“物质基础”，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成为与前者分庭抗礼的“中心”。由此可知，传统都市的最高典范与代表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以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为最高发展形态的当代都市与此有很大不同，尽管在行政区划上它们各有各自的民族—国家—政治归属，但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等“物质条件”，“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基本上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产物。正是由于当代都市的世界化趋势，所以有人预言，在不久将会出现古希腊城邦制的复兴，具体说，是民族—国家的观念淡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和以之为中心的城市联盟，将控制全球的经济与社会命脉。二是在都市模式上封闭与开放的类型差异。这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根本区别所在，政治中心的核心问题不在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对“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压制，就具有代表性。经济中心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前者不同，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地探索与扩张的浮士德精神。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所谓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都城一般说来只能有一个，而作为经济中心的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却可以有很多，并可以在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中，使世界城市结构在生态上更加合理与完善。

在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与同时代的中小城市相比，传统都城已体现出相当丰富与多元的性格，但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必须严加控制各种社会文化与精神资源，实际上它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多元性都是相当有限的。但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当代条件下，随着城市内部各种要素流动的不断加速及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传统都市固有的封闭体系也必然要被打破，以政治需要为中心而构成的传统城市格局也必然要被当代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的多级、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所取代。如世界著名五大都市群之一的北美五大湖都市群，是由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与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构成，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与区域合作程度，已远远高于它们与各自国家的联系。又如长江三角洲都市群，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与上海的经济社会联系也远远超过了与省会南京的联系。正是基于当代都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开放模式，才使得当代国际化大都市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地理—文化界限、成为一种具有“超文本”“全称判断”“宏大叙事”性质的都市新模式。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所形成、创造出的文化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都市文化。

在“精神基础”的角度，不同的“物质条件”会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创造，当代都市文化也直接改写、解构，乃至于颠覆了传统社会空间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的深层结构关系。

首先，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看，传统社会对文化重视与否主要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中国古代的“儒墨之辩”为例，墨子坚决反对花费巨额物质财富从事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直接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为了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下》）这个生存的底线要求，就应该把不生产财富、甚至还要消耗大量社会财富的“礼乐制度”等统统抛弃。但在荀子看来，“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国》），之所以会出现“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混乱现实，完全是一些人的畸形消费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多吃多占的恶果，因而解决生存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如何控制经常如洪水猛兽般泛滥成灾的“人欲”。尽管两家在“要不要文化”上针锋相对，但在一切以是否符合现实政治需要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在当代，文化与政治的传统关系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表现在理论上，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概念，表明在古代社会中紧张对立的“功利”（意识形态）与“非功利”（审美）已初步找到了对话与交流的桥梁；表现在实践上，如中国政府提出的“文化外交”新理念及其取得的积极效果，足以说明，当代文化生产与消费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工具，而是以相当大的“自律性”积极参与甚至是创造了以文化为中心的新政治话语。

其次，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在传统社会中，经济与文化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对立上，但在当代背景下，随着知识经济、文化产业、创意经济、虚拟经济等新生产方式的出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正在逐渐填平。这可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了解。就前者而言，如马克思曾把劳动区分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与“消费收入”的非生产劳动，后者正是因为它与物质、经济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才构成精神生产的基本内涵。但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这两种劳动之间的差异正在渐渐消失，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艺术不劳动”，在今天不仅不再是“错误的逻辑运算”，而且还转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现实，相反倒是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或满足消费欲望的精神劳动已不复存在。如近年来“文化是生产力”“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是文化产业”，及“虚拟经济学”“创意产业”等，向人们表明的正是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散甚至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远大前景的生力军。令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看重的物质生产，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已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边缘化之路。

再次，从文化与文化的关系看，“都市物质条件”在改变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传统关系的同时，还直接改变了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是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均不同于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可从三方面来了解：一是使传统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不再围绕着政治、经济的中心，而是开始围绕着自身旋转。借助于文化产业与文化商品的巨大经济利润，当代都市文化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自律性”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当代都市文化作为中心直接打断了传统文化的“摹仿链”。后者的基本秩序如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土泥”，即农村摹仿城镇、城镇摹仿城市、城市摹仿都市，在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影响下，这个有着相对严密的层级关系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系统已经崩溃，如同国际化大都市的影响无所不在、绝对权威一样，都市文化模式也具有同样的霸权地位与决定性意义。这是各种非中心、非主流文化模式在当下比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消亡得更快、更彻底的根源。三是都市文化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谈到当今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时，文化产业既是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当今许多城市在制定发展规划时都十分重视文化发展战略，如伦敦21世纪的目标是“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级文化城市”。当文化成为一个大都市的象征与代表之时，足以使人真实地感受到它在人类中心生活空间中占有的地位与意义。

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在都市空间中发生了这样重要、乃至于根本性的变化，凸显了都市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中心的特殊内涵。都市文化与城镇文化、中小城市文化有很大区别，具体说来，一是都市文化不同于城镇文化。在恩格斯看来，文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尽管城市一直是中心，但却主要是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而存在的。相反，处于边缘的乡村与城镇在文化上不仅有很大的独立性，还往往构成抵制、批判、诅咒城市文明的大本营。如中国古代诗人与士大夫就生产过数量巨大的“城市批判文本”，从宋代诗人张俞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蚕妇》），到清朝宰相张英在撰写家训时推许“三十年不入城市”的先人张载，都表明乡村与城镇在文化上是可以独立于城市、大城市的。对于古代士人，尽管在理智上他们会选择“居于城”，但在情感上更向往的还是乡镇与农村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都市与城镇的文化差别描述为实用理性与审美主义、现实需要与审美理想的对立。二是都市文化与（中小）城市文化的差异。正如芒福德把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称为“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认为此时城市已停止了发展，进入不可救药的衰竭阶段，与节奏缓慢、中庸、保守、变化有序的中小型城市文化模式相比，现代化大都市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环境，给个体生命都会带来巨大的震荡与沉重的异化。但另一方面，这恰好说明中小型城市文化对政治结构、经济方式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高，而当代都市文化之所以表现为多元性、开放性、易变性、时尚与前卫性乃至于无序性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活动具有相当的“自律性”和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更多地摆脱了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直接控制的“都市文化场”中，在中小型城市中一直倍受压抑的大众化的审美趣味、非经典的艺术探索、非正统的生活时尚等，才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现实空间。由此可知，都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本质区别可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和谐为审美理想的古典趣味和以众声喧哗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趣味等一系列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范畴来表示。

必须补充的是，随着都市文化作为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中心地位的确定与不断稳固，它与城镇文化、城市文化固有的传统差异正在迅速地消失。当代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服务业的中心，也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中心，并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这正是都市文化模式的影响不仅在范围上扩展为全球性，在深度上深刻地介入到政治、经济等领域，同时作为一种文化霸权话语，也是各种地方性知识与经验走向同质化过程中迅速崩溃的根源。在当代，不仅文化消费、文化时尚等首先产生于作为文化中心的国际大都市，即使一些本来出身寒微的文化风俗与精神价值，也只有纳入到大都市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市场中，才能走向国际，获得现代性价值。当然，与经济上的全球化有所区别，如何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在精神世界中的扩张，是都市文化研究必须严肃面对的重要课题。如同一个和谐发展的都市群必须在各个城市之间建设出良性的系统与层级关系，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意味着必须在各种文化传统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建构一种具有同样性质的世界文化体系，以便使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价值得到有效的保护，为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类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