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动美学自身的学科更新与系统升级

中国美学既有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品性，也有“深入农村工厂”的现代现实主义传统，由于都市化进程构成了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可以说它就是当代人面临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与最本质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都市化进程及其普遍影响加以关注与研究，既是对中国美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助于推动美学自身的学科更新与系统升级。

对中国当代美学而言，在都市化进程中需要反思与调整的方面固然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无疑是如何改变人们关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一方面，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与深厚的乡村文化传统，是人们普遍亲近自然、颂扬“乡土中国”的历史背景。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的文学叙事中，即使在当下，也一如其旧。如在2008年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兴《湖光山色》、麦家《暗算》成为最后赢家。细心的人们发现，本届获奖作品主要是农村题材，都市文学一个也没有。尽管不能简单地“以题材论英雄”，但正如贾平凹说“农村现在没有年轻人，新农村建设谁来建？”以及茅盾奖评委之一的胡平说：“农村题材天生具有文学性。”其中作家与评委对农业生活的喜爱和关注，应该是农村题材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即使按照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奖评委会副主任陈建功的看法：“将来，都市文学会在中国文学中占有相当比例与地位，这是肯定的。”但这次评奖至少可以表明，迄今为止，我们的作家对都市化进程和迅速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冷淡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人口密集、空间紧张、交通拥挤的大城市，又是人们在感受、心理、情感与判断上容易加以拒绝的。这是“逆城市化思潮”在文学艺术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使真正的都市文学艺术陷入重围和困境的根源。因而，在都市刺激与传统温床的共同作用下，当代人特别容易产生一种对都市化进程的逃避乃至仇视倾向，其后果则是使中国美学直接丧失了对都市现实的反映、表现与建造功能。由此可知，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一个重要的、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即如何以理性与科学的方式直面大都市与都市化进程。在调整心态、变革思维方式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理论与西方城市社会学是两种最重要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前者可以为都市美学研究奠定总体性的理论框架与价值理念，后者则可以提供诸多具体可行的科学范畴、理论方法与技术工具。

首先，马克思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理论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去认识、把握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不是一个使人喜欢的家园，不仅流行歌曲中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的感性倾诉，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把“特大城市”看作是城市停止发展、走向衰竭的产物，认为它不仅在空间环境上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与生活，同时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可以发现相同的体验。如马克思曾指出：“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恩格斯则在总结资本主义大城市人际关系时指出：“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以城市文化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批判上主要针对的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工厂与文化市场。如阿达利（J·Ateali）指出：“音乐工业基本上是一个操纵与推销的工业，而重复带来了服务活动的发展——其功能是去制造消费者：这种消费形态所宣示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面貌是需求的生产，而非供给的生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音乐变为一项工业的那一刻起，这已经是音乐经济的一个崭新的逻辑。”如尾关周二指出：“电子媒体给信息通信带来质和量的飞跃，使人类主题的社会性和共同性得以发展，但它是抽象的、常常被异化的方式，同时又增加了人工符号环境。因此，如此下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活生生的、感性的、身体的联系反倒会变得淡化。不以这种活生生的人的自然发展为根基，而是使之萎缩、淡化，这样的信息通信的发展无论怎样把人的社会性、共同性以多种形式扩大到地球规模上，它也只能是失去人的主体性的、被异化的‘社会性、共同性’的扩大，而难以成为适应于系统化的人的类型的再生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在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方向上，其作用是远远超过农村与城镇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予以充分肯定的。如“……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围绕着巨大的生产力聚集起来。”如“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由于先进的生产力与进步的生产主体是大城市的产物，马克思才会给予它们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赞扬。

其次，对于大城市的肯定与辩护也是西方现代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城市本身的问题，特别是大城市在发展中往往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与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大城市将走向衰落。但实际上，“这在西方国家只是过渡性的临时现象，而非城市发展的主导和必然的趋势。……大量数据说明，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一直呈优先发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大城市在完成竖向发展后，进入横向发展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和大城市连绵区或大城市带。这种大都市区化，是人口在一个更广范围内或是更高层次上的集中。”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据2005年7月《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目前美国已出现10个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并且出现了“成对”分布的新趋势。这种成对状分布的新趋势表明大都市群自身在内在机制上更加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其发展正在进入良性循环，衰落的可能愈加渺茫。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大城市理论更能代表城市社会学界对城市发展的理性态度。以医疗卫生为例，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曾指出：“城市曾经是疾病的最无助和凄惨的受害者，但是它们后来成为了疾病的最大的战胜者。所有的如手术、卫生、微生物、化学、电讯、公共卫生措施、教学型和研究型医院、救护车等等——不仅是在城市里的人需要这些，在城市外的人也需要这些来展开阻止人的早逝这场永不停息的战争——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大城市的产物；假如没有大城市，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像的。”她还特别强调指出：“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

由于农业文明传统的历史积累、城市化水平低的现实条件，以及在都市化进程中受益较少，“逆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喜欢传播的西方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当代美学特别热衷于批判与否定城市文明的根源。但另一方面，这个“回归自然”的母题或深层结构，也使当代中国美学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隔膜、无法交流与对话。如不少人都喜欢刻意宣扬“城市恶”主题，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学理上，都是很不稳固或自相矛盾的。以现实生活为例，既然大城市如此不好，为什么无数的个体还那样迷恋它呢？实际情况是，城市尽管有恶的一面，但作为人类文明的更高发展形态，它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在乡村与中小城市不可想象的发展空间。对于当代中国美学而言，这在学理上又有必然性，由于传统美学理论主要是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产物，其概念、范畴、方法与理论体系，是根本无法胜任解释与批判当代都市世界的美学理论任务的。这也某种意义上直接呼吁着都市美学的出场。都市美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审美经验，使当代人对审美愉快与生命自由体验的需要在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得到真实的实现。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说：“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它是不被爱的”。这句诗也完全适用于当代城市。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审美与心理异化，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和谐与全面的发展，是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对中国美学提出的最重要的当代性问题。以马克思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为核心，辅以西方城市社会学、尤其是都市群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对中国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批判继承中努力建构一门面向经济全球化进程与社会的都市化现实的都市美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适逢其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只有更深入地融入与介入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当代中国美学才能再次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热土并发挥出更大更积极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凭借对往昔的回忆和对现实鲁莽的道德批判去证明自己悲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