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世不生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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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母子争锋

第一节 虎毒食子灭人伦——为夺权鸩杀亲子的北魏胡太后

说到北魏的衰亡,我们必须从一项奇特而严格的宫廷制度说起。

公元前一世纪,对宫廷斗争已经心灰意冷的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为了预防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将来以皇太后的身份干预朝政,他残酷地赐死了钩弋夫人。

北魏帝国是由北方的鲜卑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鲜卑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渐汉化,学习了汉族的政治制度,对汉武帝预防太后和外戚专权的残酷做法非常欣赏,并且明定为宫廷制度。因此,北魏的皇宫妃子们终身生活在矛盾之中。她们既希望生育儿子,因为那是她们将来地位的基础;同时又担心生出的孩子日后被选立为太子,那样年轻母亲就要被迫服毒,也就永远享受不到荣华富贵了。由此,宫内的嫔妃们都暗中祈愿自己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偏偏有一位胡妃胆识不凡,她常常对旁人讲:“天子怎么能没有继承人呢,我不怕自己死掉,为皇上的后嗣着想,最好能生太子。”当胡妃怀孕后,周围人都劝她想办法使孩子流产,免得生下太子被杀掉。由于世宗和皇后于氏仅有的儿子已夭折,胡氏所生如果是男孩的话,肯定能当太子。对此,胡妃不仅不惧怕,反而在夜深人静时对佛发誓:“希望自己能生下皇子,即使由此身死,在所不辞!”果然,胡氏生下皇子,晋封为充华嫔。

由于世宗的儿子们大多生下来不久就被高皇后想方设法弄死,世宗皇帝自己又觉年岁渐长,对胡氏所生的唯一的皇子元诩就慎加保护,亲自选择良善之人给儿子当乳母和保姆,别选宫殿专门养育,严禁皇后和胡氏本人去探视。

建昌四年,世宗病死,时年33岁。大臣崔光、于忠、王显等急忙拥立时年6岁的元诩为帝,是为肃宗孝明帝。尊胡贵嫔为皇太妃,又废高太后为尼,迫迁至用作冷宫的瑶光寺。没过多久,又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并奏请太后临朝称制。

胡太后初临殿堂,还不敢太放肆,行事称令不称诏,让群臣上书称其为殿下。不久,胡太后就改令称诏,群臣上书言陛下,自称为朕。胡太后掌权后第一个举措就是封自己的父亲胡国珍为安定公,加侍中官衔。为了试探群臣反应,胡太后又称独生子太小不能亲自祭祖,想代行祭祀典礼,就问大臣崔光是否可行。崔光马上援引汉朝和熹邓太后的旧例加以赞同,胡太后大悦,在大祭典礼上亲自主持一切。

这时候,虽然胡太后过崇佛法,小皇帝又好游猎玩乐,母子还是很听得进臣下进谏。尤其像张普惠这样的谏臣常常上表议论时改得失,太后和小皇帝常常把他召至宣光殿亲自听取他的意见,对于王公亲戚犯法,也很少宽贷。

胡太后亲近的宦官刘腾,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善于揣测人意,奸谋多端,太后更念他当时对自己有保护之功,把他升至侍中的大官。刘腾广收贿赂,助人升官。此时,胡太后已把北魏王朝的大权全部揽于自己一人之手,做事开始无所顾忌。天文官称天象有变,需一贵人之死以应之。胡太后马上想起自己的对手高太后,派人趁夜黑杀掉她,以埋葬尼姑的礼仪葬掉了这一代正宫皇后。

比起其他的太后、女皇宠养臣下、阉竖、和尚或无赖之徒充当男宠,胡太后技高一筹。北魏的清河王元怿风仪俊美,胡太后逼而淫之。堂堂一个王爷被自己的嫂子逼淫,确也是千古奇闻,可见这胡太后确实不是平常人。

元怿王爷并非只是个德行轻薄的小白脸,他素有才能,好文学,礼敬士人,在当时很有威望。胡太后妹夫元义是当时掌管禁军的领军将军,他和太监刘腾都因卖官弄权受过元怿训斥,因而对他怀恨在心。两人密谋后,指派平日伺候小皇帝进膳的太监胡定告发说元怿派他毒杀皇帝,许诺自己称帝后给胡定荣华富贵。小皇帝当时才11岁,对此话信以为真。当夜,元义和小皇帝等人把胡太后关在永巷门内,几个人把元怿骗入宫内秘密杀害。

接着,一行人又诈称胡太后诏旨,说太后得病,还政于皇帝。于是胡太后被幽禁于北宫宣光殿,大门日夜紧锁。大太监刘腾自己亲自掌管钥匙,小皇帝想见亲妈都没有机会。

此时,胡太后衣食俱废,挨饿受冻,只能叹道:“养虎噬人,正是讲我这样的人!”于是,北魏大政外由元义把持,禁宫内由刘腾统领,两个人威震天下。朝野有人升官或当官,两人只看送礼多少而定,连元义的父亲京兆王也倚仗儿子权势卖富弄权,他们盘剥六镇边防军人,私自和南朝走私货物,欺男霸女,远近苦之。

后来,大太监刘腾病死。元义已执政三四年,自觉天下完全由他自己一人掌握,对胡太后的防备之心也渐渐松弛。

胡太后趁着与小皇帝相见的机会,怨恨地说自己要去嵩山当尼姑,说着还拿过剪刀要自己落发,声色俱厉。群臣与皇帝苦苦请求。娘儿俩相处几天,互诉衷肠,都觉元义可恶。小皇帝渐已长大成人,他假装把母子之间的往来情状一一告知元义,让元义觉得自己仍旧深受皇帝宠信。

公元525年2月,胡太后、皇帝母子忽然解除元义禁军统帅之职。为安慰稳住元义,又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等一系列虚衔。元义心中稍安,总觉自己不会有废黜的危险。

胡太后毕竟是妇人,元义是她亲妹夫,迟迟不忍行诛。

胡太后重新掌权后,被元义贬出的宗室元顺被召还,任官侍中。有一天,元顺在殿上侍坐于太后身边,忽然指着太后身后的亲妹妹,说:“陛下您奈何以您一个妹妹的缘故,不正元义之罪,使天下人民不得申冤诉愤呢!”太后默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群臣趁机纷纷请求发落,皇帝也要胡太后表明态度。犹豫再三,胡太后下诏赐元义与其弟元瓜家中自尽。

胡太后几年幽禁后,此时又可以畅行其志。虽然徐娘半老,胡太后仍然非常喜欢浓妆艳抹,不停外出到贵臣亲戚家游幸。大臣元顺犯颜直谏:“按照古礼,妇人丈夫死后应自称未亡人,头上不能装饰珠玉,衣服上不能绣有花纹彩色。陛下母临天下,年将四十,整天修饰打扮过度,怎能给后世以模范作用呢!”胡太后羞得面红耳赤,起驾还宫。她把元顺召进宫内责骂:“我千里把你招至朝廷,就是让你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我吗?”

元顺直言:“陛下不怕天下人笑论您,难道就以为臣我一句话而感到羞耻吗!”

胡太后虽小有收敛,本性中的不羁因子仍没有任何收敛。胡太后宠幸大臣郑俨,拜其为谏议大夫,昼夜宫中伺候,可称得上是侍衣大夫。郑俨有公休假回家,太后常常让几个太监和他一起去。郑大夫见到自己正妻,只能匆匆聊上几句家里闲话,马上就被催促回宫。此外,郑俨还和一个叫徐纥的中书舍人狼狈为奸,把持内外,时称“徐郑”。

在这种朝廷荒淫、奸臣当道的局面下,北魏国家形势一片鼎沸。西北边镇造反后,南方二荆、西郢等地的蛮族也纷纷占据出头,接着安州三地的戍兵又纷纷造反,齐州、东清河郡、东郡、广川、陈郡等地兵民四处响应,整个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在镇压叛乱过程中,秀容郡地方军阀尔朱荣日益强大,被封为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带兵路过肆州,刺史尉庆宾不开城门迎接,他竟然派兵袭取肆州,自置刺史。北魏朝廷对此也不敢管,眼睁睁看着一方地头蛇横行。到后来,连因梁灭齐而逃到魏国的齐国宗室萧宝寅也趁乱称帝,占据关右,改元隆绪。

公元528年,肃宗的潘嫔生下一女,胡太后对外诈称皇子降生,大赦,改元。

自胡太后再次临朝以来,奸臣擅权,政事紊乱,刚纪松弛,恩威不立,国内盗贼蜂起,封疆日蹙。肃宗孝明帝年纪渐长,胡太后自知妇行有亏,怕左右人泄漏给儿子知道,凡是皇帝所爱信的人,想方设法把他们外放、除掉,不让皇帝知晓外间事务和朝事。散骑常侍谷士恢和皇帝很投缘,两人常常相谈良久,太后便任命他为外州刺史。谷士恢不想外任,太后就找人诬称其有罪杀掉。又有一个密多道人,能通晓胡语,皇帝常置之于左右,顾问笑谈。太后暗中派人杀之于城南,然后诈称为盗所杀,还悬赏捉拿杀手。

以上种种,小皇帝皆心知肚明,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秀容郡尔朱荣此时羽翼已丰,对北魏国政产生出觊觎之心。尔朱荣上书朝廷,要求允许自己率精兵入援相州。胡太后很警惕,礼貌回绝,说北海王元颢已经率众二万奔赴相州,不需尔朱荣出兵。尔朱荣见此策不行,就召集民兵,北悍马邑,东塞井陉,自己圈出好长一段地方以谋异图。大臣徐纥又劝说胡太后为尔朱荣属下赐颁誓书铁券,以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尔朱荣知道后心中更恨太后。

肃宗孝明帝非常嫌恶郑俨、徐纥两个人,但由于上面有母亲胡太后压着,他又势力孤单,不能除掉此二人。情急之中,小皇帝想出一个下策:秘密下诏给尔朱荣,让他举兵内向都城,想以兵威迫胁太后归政。

尔朱荣受诏大喜,马上派高欢为先锋,直杀洛阳而来。军队到了上党,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孝明帝又以私诏制止尔朱荣军队前行。

郑俨、徐纥两人害怕祸事临头,不停向太后吹枕边风。胡太后淫妇心毒,一咬牙,毒死了年仅19岁的孝明帝。虎毒不食子,从前文明冯太后毒死献文帝,毕竟还不是自己亲生儿子。宫廷政治血腥,使人性极端扭曲。

随后,胡太后先立潘嫔所生皇女为帝,很快改变之意,又迎立临洮王世子元钊即位。元钊当时才3岁,胡太后想要长久把持国政,故而贪其幼小而立之。

尔朱荣闻讯大怒,他对左右说:“肃宗晏驾,虽然已经19岁,国内都说他还是幼君。现在扶立一个还不能讲清楚话的小孩以临天下,想要国家太平,怎么可能呢!”于是,尔朱荣一面派军杀向洛阳,一面自己迎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

胡太后听说尔朱荣起兵的消息非常恐惧,召王公大臣商议。众人都心中暗恨太后毒杀亲子,没人肯献计策。只有老情夫徐纥说:“尔朱荣小小胡人,竟敢兵锋直指朝廷。我们以逸待劳,肯定杀败他。”

胡太后信以为然,派面首李神轨统大兵抵御。李神轨军行至河桥,听说北中失陷,吓得回马就逃。徐纥矫诏连夜从御厩中取最好的快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也吓得连夜奔逃回老家。胡太后剩下孤家寡人一个,只好连夜下令孝明帝的嫔妃全都剃发出家,自己也亲自落发,以示愿意为尼赎罪。

尔朱荣到了都城后召集百官,让他们拜见自己新立的皇帝元子攸(北魏敬宗)。又派劲兵直扑宫内,抓住太后和小皇帝。胡太后已失往日威风,费尽口舌,向尔朱荣陈说始末缘由,想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面对这位曾经母临天下、不可一世的胡太后,尔朱荣一声冷笑,拂衣而起。随即,尔朱荣让人把胡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扔进黄河淹死。滔滔浊流中浮沉之际,不知胡太后临死之前是否会觉得自己恶贯满盈。

第二节 血雨腥风皇权路——对皇子两杀两废的武则天

强者在取得政权和巩固地位的过程中,是早晚都要清除异己的,这是统治铁律,只不过有人做得谨慎,有人做得扩大化而已。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强人之一,她在坐稳了后位之后,就放手向皇帝宝座发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冲击。而彼时在她夺权道路上的第一个阻碍就是她的亲生儿子,皇太子李弘。

太子李弘是个面色苍白的少年,身体孱弱颇似多病的父皇,性格却倔强、刚毅、自信甚至自负,似足他的母亲。作为大唐帝国的储君,李弘8岁便离开父母,单独住进东宫,由专门的老臣名儒教导辅佐。高宗李治对他寄望甚殷,急于培养他尽快接班,曾特赐《政典》交太子阅读,又多次令他监国听政,以积累治国经验,提高他的威望。刚开始太子年幼,又有许敬宗出任太子少师,对于武后还没有多大妨碍。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子李弘渐渐长大,越来越有主见,他和母亲的分歧也渐渐显露出来。

说来武后当日不择手段地争取后位,也有为李弘谋夺太子之位,不至于像庶子那般受人欺凌之意。这样母鸡护雏般的为李弘营造出一个没有风雨侵袭没有任何阴暗面的温室,却让李弘走上了和母亲完全相反的道路。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少年的李弘,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正统观。从各方面看,李弘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儒家伦理中的仁君形象,受到时人的一致称赞。高宗李治对这位接班人极为满意,称李弘仁孝睿智,宾礼大臣,未尝有过。武后对这个儿子,原本也极为宠溺。武则天编写的书籍都要赐一本给太子阅读,教导他怎么做个孝子仁君。然而,完全以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李弘,对于母亲垂帘听政这样公然挑战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举动,当然是大有意见了。李弘早习政治,极有主见,自幼年起就确定的储君身份,也让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面对声誉日隆、羽翼渐丰的太子,武后向权力中枢渗透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

随着武后亲信中地位最高的宰相许敬宗年老退休,武后在朝中失去了她最为重视的臂膀,在儿子和丈夫亲信们的夹击下很快就陷入了权力困境。这一年又逢大旱、日食等异象天灾,武后遂向高宗上书,表示自愿让出后位,以赎天谴。这封辞职信无异于将了太子一军:别以为是母以子贵,其实也是子以母贵。假如不是母亲用尽一切招数正位中宫,你做了嫡子,哪来的太子当?相逼过甚,皇后自请退位,你就成了上有庶兄的废后之子,拿什么名分去当监国太子?

高宗坚决不许武后退位。母子之间的亲情,逐渐被皇权与后权之争蚕食鲸吞。

武后请辞被拒一个月后,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罢相。据说是被退休在家的许敬宗“发挥余热”搞下来的,但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是武后辞职迫使太子做出的不得已暂退?

赵仁本虽然被罢相,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可动摇。高宗也帮着儿子,甚至于起用太子亲信带兵打仗,武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高宗既然决定在妻子和儿子之间走钢丝,对于武后执政也就采取一面抬举一面打压的策略,这边厢驳回武后避位的请求,那边厢又频频下诏太子监国。当时太子李弘已经大婚,又有一班忠心耿耿的大臣辅佐,从各方面看,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贤明而受人爱戴的君主,如果高宗甘心放手的话。然而权力的滋味是如此甘美,没有人甘愿轻易放弃。若干年前还曾经打算废后的高宗,此时却改了主意,选择仍然维持现状,继续让武后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指望通过皇后和太子之间的互相制衡来保持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力。武后避位的请求被驳回,上元元年皇帝为自己和其更上尊号天皇、天后,进一步确认了武后在朝中的地位。至此,夫妻、父子互相牵制、共同执政的三角形政局已然形成。

太子李弘和武后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咸亨二年,二圣摆驾东都,太子李弘第五次奉诏留京监国。当时天下大旱已久,关中饥馑,太子李弘在出巡时见有兵卒的食粮里有树皮和草籽,便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发给穷人。这日游历宫禁,不料却见到长期幽禁在掖庭的两位异母姐姐,也就是早年被赐死的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一直无声无息地拘禁在后宫里,虽然早已成人,却仍未婚配。李弘惊讶而又不安,立即奏请让两位姐姐出嫁,同时希望能将父皇同洲沙苑的空地出借给穷人耕种。二事合为一书,快马报至东都。

李弘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当初废太子李忠以谋反罪被杀的时候,他也曾奏请为哥哥收尸下葬,武后也曾微笑着附和高宗称赞李弘的仁厚,但这次她可笑不出来了。毕竟废太子李忠是高宗下令杀的,而两位公主长期未嫁却是直指她这个后宫女主人的失职。当时的武后,地位并不稳固,前一年才在重压下递交了后位辞呈,正是需要花心思讨好高宗的时候,李弘此举让她着实尴尬。而李弘监国竟然让宰相掌政,自己四处巡游亲民扮菩萨状,也让武后觉得儿子摆明收买人心,故意让人看清母亲的刻薄来衬托他的仁慈。李弘的请求占尽道理,无可拒绝,高宗诏令一并准奏。愤怒而无从发泄的武后,当即将两位公主随便指给殿前当值的翊卫权毅和王勖,草草完婚。事后,武后也觉不妥,于是主动为两位公主请封,表现出嫡母的大度风范。然而,李弘这一举动给她带来的难堪却久久难以忘怀,史载,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

两位公主的婚事仅仅是太子李弘和母亲意见不一的一个侧面。武后再不悦,也不可能在太子李弘占尽道理的情况下疾言厉色地斥责太子。相反,李弘的请求立即得到允准,公主出嫁,驸马升官,办得雷厉风行,迅疾高效。从时间来推算,太子遽然请嫁异母姐姐的时候,也正是武后的外甥贺兰敏之逼奸准太子妃杨氏而被武后放过的时候。因为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出嫁的同时,高宗武后也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为他和新选的太子妃裴氏完婚。

两位公主逃离了深宫,武后与李弘的母子亲情却终于决裂了。

权力就像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彼时的武后,目标清晰,行动果决。武则天的野心和权势的增长,高宗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然而,高宗悲哀地发现,以自己的精力和身体状况,已经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在群臣的劝说之下,高宗终于起了提前传位给太子李弘的心思。争夺大唐帝国最高权力的战争,随即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上元二年四月,宫中传来震惊天下的噩耗:太子李弘随帝后游幸洛阳时暴卒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24岁。

李弘的身体本来不好,他小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高宗对李弘冀望甚殷,小小年纪就让他参决朝政,无形中加重了他的负累,又得了肺病。咸亨二年,太子李弘受命监国,但身体孱弱,多将政务委于两位宰相,此事曾一度引起武后的不满。咸亨三年,李弘的病情虽有所好转,再次受命监国,但高宗怕他辛劳,特地下旨“不许重劳”。上元二年,帝后游幸洛阳时,李弘也随侍在侧,当时他似乎已经染病在身,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李弘是因病而亡。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因为,李弘去世的时机实在太巧了,正好是高宗当众允诺太子一旦病愈就逊位于他之后。

高宗自咸亨四年患疟疾一度病危,上元元年又有恶化。与此同时,武后的权势却在迅速增长,广封诸武,外戚登场,接着又上书“建言十二事”收买人心,高宗不可能没有顾忌。在自己身体虚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想到逊位太子,也属正常。太子固然身体不好,不过像高宗病病歪歪这么多年都还挺着,年轻的太子却一病不起返魂无术,也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素来为尊者讳的唐实录虽然不载,民间却早有传言,矛头直指太子的生母——天后武氏。如果太子确系患病而亡,实录照理都会言明,却特地用“暴卒”这样的字眼,颇让人玩味。

和司马光认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间首鼠两端不同,高宗提议天后摄政实为李弘去世之后。也就是说,在太子李弘和皇后的争斗中,高宗的立场越到后来越明确,对于儿子的支持和倚重明显在皇后之上。咸亨之后,太子李弘频频受命监国,多位宰相兼职任东宫僚属,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诏出征,可谓政权、军权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时间外出游幸休养,武后必定陪随在侧,决策大权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里。一来二去,太子的声势与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持,已对武后执政构成了极大障碍。高宗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将内禅于李弘,对武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李弘一旦登基做了皇帝,号召力和掌控力绝非东宫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军界实权人物的支持,权力顷刻就会易位。而武则天也将失去一切参政议政的理由:作为皇后,她还可以说是为体弱多病的夫君分忧解劳;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太上皇颐养天年,没道理对已经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画脚。以往,武后尚可以仗着母亲的身份管教儿子,但皇帝若是不买太后的账,一句“王者以天下为公”就可以遮掩过去,就算把太后给幽禁起来那也可以算作大义灭亲。实权不及,名分又不及,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要变成镜花水月,武后怎么能甘心放手!至亲的突然死亡再次助武则天打通了障碍,她虽然没能即刻大权独揽,但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李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李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李贤天性活泼、不拘礼法,又不似他哥哥那样胆小谨慎。这种性格,在男孩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李贤升到太子这个敏感位置,性格还是不变,结果就种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立储初期,苗头还不错。李贤本人表现很好,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很满意。次年,高宗还对李贤优诏褒扬,说李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务,工作做得到位,听政之余还能诵习经典,思考问题。李贤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及一班学士,注了《后汉书》。著作完成后,呈给天皇天后御览,二老很高兴,对学者们“赐物品三万缎”以示嘉奖。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一是李贤兢兢业业的时间没保持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经常在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又在东宫和倡优、奴仆们吹吹打打,生活作风上就更不检点了。

当时李贤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有叛逆性格是难免的。好学和好玩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但是李贤身为太子,不走正道,对政局和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李贤这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却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只有司仪郎韦承庆不管那些,上书给太子力谏。可李贤这时候玩得正疯,根本不听。

就这样,李贤的另一面被揭出来了。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巡幸在东都,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可是,李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

李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署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

平心而论,李贤的政治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李弘。或许是自感底气不足,李贤才会表现得愈发叛逆和激进。李贤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愈发加紧了对儿子的调教,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李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

皇后和太子关系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李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与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李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武后情敌的孽种而已。

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就在这流言四布的敏感时刻,武后的新晋亲信明崇俨遇害,使太子问题这个火药桶在瞬间被引爆!

明崇俨做黄安丞时,他的顶头上司有个女儿得了重病,诸医束手无策,却被他用异域奇物治愈。高宗此时正苦于风眩头痛,听说此事后立即将其召入宫中,一经试验大喜过望,认为明崇俨名不虚传,立即授以冀王府文学之职。此后,明崇俨的医术和符咒幻术之技屡有效验,日益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器重,官职直至正谏大夫且得到入阁面见天皇天后的特许。明崇俨经常借神道的名义向高宗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往往都能被高宗加以采纳,迅速成为帝后面前的宠儿。

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明崇俨借着相面,对诸皇子做了一番品评,他说:“太子福薄,不堪继体;惟英王(李显)貌类太宗,相王(李旦)貌当大贵,两子中择立一人,方可无虞。”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让人不由得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不是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是众所周知。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会胆敢批评当朝太子?李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

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李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调露元年(公元680年)五月,就在李贤出于韩国夫人之腹且无缘帝位的流言甚嚣尘上之际,说出李贤无福继位的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在洛阳城。能通鬼神的高官死于非命,顿时轰动了大唐王朝。很多人认为明崇俨泄漏天机得罪了太子,被太子派人杀了。武后遂派宰相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进入太子宫调查此事。谁知这一查竟查出了意外发现:从马坊中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与此同时,李贤的男宠赵道生也供认明崇俨之死是自己奉太子命所为。

明崇俨究竟是不是被太子唆使赵道生所杀?史无明载。这也许是事实,也许是薛元超等人为自保,按武后意图用了酷刑,是逼供逼出来的“自诬服”。这个疑点,肯定是永远也搞不清了。但这个罪名对太子来说并不太严重,不过就是唆使杀人罪。

严重的是——几百副甲胄缘何而来?

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处死。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历朝历代都有人对政敌栽赃谋逆罪,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如何能掩人耳目?当然,藏盔甲不等于就是谋逆,但说你谋逆,你是无法辩解的。以此废你为庶人,也属天经地义。

面对“人证物证”,还有督办此案的宰相们,高宗目瞪口呆。出于对儿子的喜爱,何况铠甲也未曾派上用场,他仍然打算原谅李贤一次。然而,武后坚决反对高宗的意见,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几名宰相也都赞成武后——即使如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铠甲是武后事先派人藏在马坊中的,可也是通过几位宰相的手起出来的。假使太子不废,这几位迟早死定了。结果只有一个:高宗的意见被否定了。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二,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高宗与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留下了一道遗诏。遗诏中的两句话非常关键:“皇太子可于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及“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也就是说,皇帝是李显,只有当新皇帝遇到难以决断的军国大事时才考虑听取武后的意见。

武则天当然看明白了这遗诏的奥妙,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以武则天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客观地讲,在高宗驾崩之前,武则天并无更大野心,她对夫妻店的模式十分满意。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所以,武则天还是真心希望高宗能好起来。因为高宗一走,局面会怎样?谁也不好估计。武则天对权力的更进一步的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武则天面前,她决不会犹豫!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显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7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的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事务,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料不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在这时候忽然插上了一杠子。裴炎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宜发号施令。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裴炎所请,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可是权力并没在7天之后还给即位的新皇帝。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天后令”仍然是最高号令。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三十,嗣君的服丧期满了,但是武则天就像不知道一样,照旧临朝。

武则天本想平稳一个阶段,过了这个过渡期,再从长计议。但就在这时,朝政陡然起了一场大风波!而这场风波又是由他的亲生儿子、当朝皇帝李显引发的。

李显从前做皇子、太子时奈何不了母亲,现在他好歹也是个皇帝了,当然不愿继续那样的生活。李显要培植自己的党羽,从母亲的手里夺回权力。

李显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自己妻子韦氏的家族,而韦氏也急于让自己的家族鸡犬升天。于是,李显一下子就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还没一个月工夫,他又打算将老丈人直接升为宰相,并让自己奶妈的儿子也同时当五品官。宰相裴炎当然不能同意天下掉下一个新宰相来分权,何况这官也未免升得太快太不成样子,于是坚持不同意这项人事安排。李显立刻勃然大怒,不择言,竟说:“我就算把天下让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裴炎听中宗这么一说,又惊又惧,连忙向武太后如实汇报。

李显和韦氏如此轻率地表现出急于掌权当“真皇帝”的心态,将他们自己推向了深渊。武太后随即与裴炎等人商定了废帝的密谋。

高宗去世后的第二年二月六日,武太后召集百官聚于乾元殿,在羽林军的簇拥下,裴炎宣读了废中宗为庐陵王的诏书,命人将中宗带下殿去。李显猝不及防,问:“我何罪?”武太后徐徐答道:“你要把天下送给韦玄贞,还敢说没有罪?”

一句气头话,葬送了李显的前途。李显仅仅做了一个月皇帝,就被废了。倒霉的韦玄贞则被一撸到底,流放钦州。

在大唐宫廷史上,这是继玄武门之变之后的第二次成功政变。不同的是,玄武门是以弱胜强,流了血的;而这次是以强胜弱,兵不血刃。

太后这次的成功,首先是笼络住了宰相集团:具体参与其事的裴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等大臣都具有浓厚的李唐色彩,所以没人敢说这是武氏政变。其次是抓牢了近卫武装:左右羽林军都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禁军,太后没忘了把这两支武装牢牢控制在手里,急需时就能做到刀剑出鞘,而中宗仅有一个皇帝名号是不顶用的。三是抓住了对方的致命短处——政权归属问题岂能戏言?说你不够格,你也不好反驳。此外,高宗遗诏中“兼取天后进止”这含糊的一条,也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法理依据。武则天的突然出手,成功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政变的目标因受遗诏精神的制约,也只能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由武则天直接坐天下,否则她将立刻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而陷入“大唐逆贼”的泥淖。

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政变第二天,武后立自己最小的儿子豫王李旦为皇帝,王妃刘氏为后。有了中宗的前车之鉴,李旦、刘氏的傀儡帝后当得更狼狈。他们甚至连皇帝的宫殿都无权入住,只能居于“别殿”,更别提过问什么政事了。所有的事务,都由武后端坐在紫宸殿的骖紫帐后处理。

当年二月八日,为了避免曾经监国的儿子趁乱东山再起,武后派金吾将军丘神去巴州察看李贤流放的情形。丘神此去当然不仅仅是察看而已,因此他抵达巴州不久,李贤就于三月初五被迫自杀,时年31岁。为了遮掩,武后指责回朝复命的丘神误传旨意,将其贬为叠州刺史。当然,没过多久,丘刺史就又官复原职了。高宗的另几个儿子当然也被划在可能搅局的范围内,他们都被调离了从前的封地,离开了故地上营造的人脉势力。

载初元年,武则天掌稳了政权,攒足了人气,正式称帝前的准备工作已圆满完成。九月,武则天的亲信傅游艺领着九百多名不知所以然的“关中百姓”联名上表,请武太后改国号为“周”,让皇帝李旦改名武旦。

武太后推辞了请求,却将傅游艺提拔为给事中。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于是众人闻风而动,一时间,文武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还有各色僧侣道士都随即上表,请太后改国号,“赐”皇帝改武。两三天内上表者就多达六万余人。这热火朝天的景象使得不问世事的傀儡皇帝李旦再也坐不住了,他也不得不给老娘上了一道表章请求改姓。一切水到渠成。

九月九日,武太后登上则天门宣布大赦天下。国号由唐改为周,改元天授。十二日,群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神皇帝”。武则天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登基时年龄最长的皇帝。

第三节 “神龙革命”复李唐——懦弱皇帝李显参演的“逼宫”正剧

大周末年,随着女皇武则天的身体日渐衰弱,他的侄子武承嗣易储的念头也越来越急切。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承嗣党徒凤阁舍人张嘉福派王庆之等数百人联名上表,请武则天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表章递上,立即引来了宰相们一轮又一轮的猛烈抨击,也没能得到武则天的同意。诸武当然怒火中烧,便勾结来俊臣编织冤狱,将右相岑长倩、同平章事格辅元及其他相关数十人都杀害了。

这一场冤狱,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武则天心中的左右摇摆。人的天性使武则天更偏向亲生的儿女,何况李旦一直以来都表现得温驯听话。但帝王的天性却使武则天清醒地意识到儿女毕竟都是李唐王朝的后人,不可能将她劳心费力开创的武周王朝继续下去。假如李唐王朝重振,自己的身后名声很可能狼藉;假如武周王朝继续,这种情形则不太可能出现。

犹豫不决的武则天随后召见了王庆之,一见面就问他:“皇嗣李旦是我的亲生儿子,为什么要废掉他?”王庆之回答:“‘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如今已是武家天下,怎么能让姓李的继承皇位!”武则天犹豫良久不能抉择,遂命王庆之退下。王庆之好容易才当面见到了武周女皇,又奉了诸武之命,一心想当个“保国功臣”,哪肯就这样走掉,趴在地上又哭又喊誓死不休。武则天便将一张盖上御印的纸递给他,说:“往后你要见我也不难,凭这个就能通过侍卫了。”

得到这张纸的王庆之及诸武如获至宝,越发认为武则天如今的心思还有可乘之机。此后,王庆之便频频求见,喋喋不休地向武则天请求废李旦立武承嗣,终于惹恼了武则天。当王庆之再一次大摇大摆走到武则天面前的时候,她下令身边的凤阁侍郎李昭德将王庆之拖出去痛打。

李昭德将王庆之拉出光政门,对聚在那里的朝臣大声宣布:“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不用说,顿时引起群情激愤,王庆之的这顿板子也就挨得格外实在,最后被活活打死。

趁着武则天被王庆之惹恼、更偏向李旦的机会,李昭德向武则天进谏:“天皇(即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亲生儿子。您既然得了天下,当然应该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怎么可以放弃亲生儿子立侄儿!自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侄儿当了天子而为姑姑立庙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姑父。如果您将天下给了武承嗣,天皇在天之灵只怕再也得不到血食了。”

李昭德的话终于从根本上打动了武则天,也使武承嗣正位东宫的计划遭到重大挫败。要知道,古之皇室的太庙,是以父系为主线的,爷爷——父亲——儿子——孙子这样轮下去。母亲只是作为外嫁进来的配偶,占一个配享的地位。一句话,女人是男人的附庸。

在大唐的太庙里,武则天死后可以以高宗皇后的身份配享。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把大周皇位传给诸武中的一个,麻烦就来了。

在太庙里,只能以父亲一系来表示传承,比方说武承嗣接了班,做了新皇帝,他就应该追赠自己的父亲为皇帝,把老爹加入这一链条。而武则天只是姑姑,不是任何武氏男性皇帝(包括追赠的)的配享,那么,尴尬的事情就出来了:武则天在大周的太庙里,将来就会无一席之地!

而且,如果立侄儿为储君,那就标志着诸武全面压倒李姓。为了掌握政权,他们必然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包括武则天自己的两个儿子。武则天在这世上的唯一血亲,将会点滴无存。就算为了大周,武则天愿意做出这最后的牺牲,断绝子嗣,不要祭祀,做个无人理睬的孤魂野鬼,大周朝就真的可以维持下去吗?没有强有力的军方支持,没有德高望重的重臣辅佐,诸武之中,谁能控制住局面?

没有人。

诸武之中,没有一个可堪重任。

下场是可以预想得到的。继李唐宗室被屠杀之后,又将出现一次针对诸武的席卷朝野的血腥杀戮,葬送掉她最后的骄傲——大周。不管最后的胜利者是谁,终不会是她武则天的子嗣,批判起她来不会有半点顾忌,她将被视为一个卑鄙的篡位者受尽骂名,得不到丝毫宽恕的机会。

那么,把皇位传给自己亲生的儿子呢?也大有问题。那就是,在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权社会氛围里,无论是李显还是李旦,他们任何一个做了至高无上皇帝,凭什么还要延续武家的香火?到那时候,一纸敕令,就可以把大周转回大唐的轨道,一点儿障碍没有。如此,为“武周革命”所付出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武则天仍然进入不了大唐太庙的皇帝世系里去。

在君临天下十几年之后,在消灭了所有的反对势力且自认已江山稳固之后,再把这一切双手奉献给儿子,对于心高气傲的武皇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就算理性告诉武则天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情感上仍然极度难以接受。无可奈何的武皇虽已基本放弃立诸武为储君的心思,但依然不想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本能地选择了逃避。武则天开始厌居深宫,流连于山川锦绣与张氏兄弟的美色之中,借以忘却心中的烦忧。

女皇虽然坚持不肯立武承嗣为太子,但对这个侄儿仍然宠爱备至。与此同时,武则天也开始犯所有皇帝共同的毛病:对自己的法定继承人满腹疑心。武则天也不再给太子李旦出头露面的机会。长寿二年的正月,明堂大典上承担亚献、终献之职的,居然不是太子李旦和皇孙李成器,而是武承嗣与武三思。尚方监裴匪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涧府果毅薛大信、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私自前去拜见李旦,武则天也认为事情可疑,将几人都一股脑儿杀了,吓得朝臣再也没有谁敢私下去见那位皇嗣。

这使诸武又感到易储有望了,对李旦的攻击变得疯狂起来。

武则天的侍婢团儿想勾引李旦,却被害怕上当的李旦敬谢不敏。碰了一鼻子灰的团儿恼羞成怒,在武三思的指使下诬陷李旦嫡妃刘氏、德妃窦氏私行厌胜术诅咒女皇。刘氏、窦氏某天去嘉豫殿朝见女皇,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且连尸骨都再没被找回来。李旦眨眼间失去了一双妻妾,却只能忍气吞声,在母亲面前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除掉了情敌的团儿见李旦还是不理睬自己,干脆打算继续对李旦下刀。幸亏侍女中有知情者举报,女皇诛杀了团儿,李旦才逃过一劫。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女皇知道错杀了儿媳,对儿子更有戒心。为防刘氏、窦氏的儿子们,武则天又将李旦的几个儿子统统降封为郡王。

这一系列的事情使某些人又蠢蠢欲动起来。很快就有人告发说太子意欲谋反。案子被交到了酷吏来俊臣的手里,一通大刑之后,东宫侍者都忍受不住屈打成招了。正当李旦一家将要死于非命的时候,东宫中一个寻常的仆人安金藏却慷慨陈词:“愿剖心证明皇嗣不反!”说完就狠狠地剖开自己的胸口,顿时五脏迸出、鲜血四溅。

由于事涉自己的儿子,武则天暗中派人在审讯地附近打听消息。听说此事后为之色变,立即命人为安金藏医治。一夜之后,苏醒过来的安金藏看见女皇,立即又为李旦鸣冤。武则天也不禁为安金藏的忠心所打动,自责道:“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宰相狄仁杰几番进言,终于使武皇拿定了主意。

狄仁杰自高宗时开始,就以敢言闻名天下,得到高宗和武皇后的信任。武则天称帝后,他在任豫州刺史时曾因为民请命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张光辅,被贬为洛州司马。后来女皇发现自己判断有误,又将他调入朝中。对于狄仁杰,女皇非常重用,虽然几度贬谪,最后又都重新起用,皆为宰相之职,成为中国历史上君臣间的一段佳话。

一次,武则天向狄仁杰说:“朕梦见一只大鹦鹉折断了双翅,无法飞翔,当作何解?”狄仁杰回答道:“鹦鹉,代表陛下的武姓,双翅则是陛下的两个儿子。陛下重新起用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翅膀即痊愈能飞了。”这个答案正合女皇的心意。

天地间的所有事物,大概都可以被狄公拐弯抹角地引申到上天垂意保全李氏的中心议题上去。这倒也并非难事,想当年李渊梦到自己浑身是蛆摔倒在床下,这么恶心的梦也可以被善解人意的相士翻译成大吉大利,预示李渊当升位天子。学富五车的狄公要信口胡诌几句,那简直比吃白菜还容易。

旁边的老宰相王及善一听正中心怀,顿时笑得见牙不见眼,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对呀对呀,一定是这个意思,天意啊天意!”

武皇眨巴眨巴眼睛,实在不服气,可又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对于这个有点心虚有点迷信的老太太来说,这类周公解梦的把戏还是有些效用的。

武则天又向大臣提问:“朕常常梦见下双陆棋不胜,做何解释?”在场的狄仁杰和王方庆同时回答说:“双陆不胜是无子的意思,这是天意在警告陛下!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动摇,天下就危险了。”

武则天终于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九月派遣徐彦伯迎庐陵王李显回长安。李显到长安后,武则天将他藏匿在帐中,再召见狄仁杰,故意商量立太子的事情。狄仁杰陈请切至,涕泪俱下,请求迎立李显。武则天这才将李显召唤出来,说:“还给你太子!”狄仁杰下拜顿首,转悲为喜,又说:“太子虽然回来了,可大家还不知道,人言纷纷,怎么取信他人呢?”武则天就安排李显公开出现,大礼迎还,朝野大悦。之前有许多人多次奏请武则天迎还太子,都没有成功。只有狄仁杰通过母子天性劝说,使得武则天终于下定了决心。

久视元年十月,即狄仁杰去世后一个月,武皇宣布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大赦天下。自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开始使用了11年的周历终被废除,恢复了李唐王朝使用的夏历。

历法在古中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唐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向李唐表示臣服的一大标志便是改用唐朝的历法,称之为“改正朔”。武皇在登基之前宣布改用周历,是她即将发动武周革命的预演;而现在弃周历复唐历,则宣告着她对李唐王朝的回归。

从根本上来说,女皇虽然热衷权力,残忍嗜杀,却并不愿意毁掉高宗开拓的帝国疆域。面对诸武领兵无功、李显挂帅即能保土安民的情形,她要做的是天朝大国的皇后、女皇,并将这个大国交给继承者,而不是给后来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更不愿做一个被叛乱者劫掠的亡国之君。既然武氏没有人能够接这个担子,她终于只能默认自己费尽心机开创的武周王朝一传而绝了。

做出了决定的女皇接下来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死后李氏皇族跟武家秋后算账。然而对于身后事,武则天也无能为力,最后只能想出一些多少有些鸵鸟的办法。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四月十八日,女皇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及诸武共作誓文,于明堂内向天地宣读并刻成轶卷藏入史馆。

除此之外,联姻也成了武则天的一种选择。在这样的情形下,李显的庶女永泰郡主嫁给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嫡出女儿安乐郡主则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

在女皇的有意安排下,武李两家少年男女走得很近,时常耳鬓厮磨、呼朋引伴。

老去的武皇,生活圈子变得日益狭窄,情感上越来越依附于男宠张氏兄弟。这大概是老年人的通病,养老院住得三年,有时护士都会亲过子女,何况耳鬓厮磨的情人。武皇正在死去,身体官能逐渐迟钝僵化,精力也在逐日衰退中,但仍然希望自己能直接而有效地掌控这个世界,于是常侍身边的二张成了她监控外界的耳目。二张能得到武皇的信任,一方面出于情感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前程性命也全部依附于她。男宠的身份使他们难以得到拥护李唐的大臣们的真心尊重,唯有在武皇的翼蔽之下,他们才可能保住既得权益。他们的无依无靠无立场正是让武皇放心的主要原因。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体弱多病的高宗对妻子的依赖和信重,也是觉得大臣没有妻子贴心而可靠吧!唯一的不同是当年武后确有政治家的手腕和眼光,而现在的二张却是两个完全没有政治头脑的毛头小伙子,为人处事概括起来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谁看不起我就对付他,任由情绪支配,毫无半点理智可言。偏偏看不起他们的都是有本事有地位的人物,拍他们马屁的却是些想借他们升官发财的谄媚小人,于是很快就把所有不能惹的人都得罪了个遍,自己还在马屁声中快乐逍遥,浑然不觉身边那些不友善的眼光。于是,在武李两家原本貌合神离暗潮汹涌的微妙情形下,横地里杀出这么一路不通人情世故偏又深得武皇信任的主儿,局面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凶险。武皇费尽心机平衡各方势力,有时甚至不惜压抑自己刚烈跋扈的个性以求时局的平稳,没想到二张这个她用来控制朝政的工具却频生事端,成为她无法掌控的一着变数,最终毁掉了她精心设计的棋局。

眼看两个妹妹都与各自的丈夫情投意合,李显与韦氏的嫡出儿子李重润也和妹夫来往密切,时常一起游猎宴饮。相处日久,偶尔不免也会磕磕碰碰,在少年人来说这实在是寻常事。然而千不该万不该,有一次李重润与武延基发生口角,争吵中忘了忌讳,竟将彼此曾经私下议论女皇宠信张易之兄弟的事情给当众吵了出来,待到发觉忘情赶紧闭口,已是迟了。消息迅速传开,张易之立即加油添醋地报到了女皇面前。武则天便将李重润和武延基夫妻都送到太子李显处,让他加以处治。

李显饱尝了14年废皇帝的苦难岁月,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无论如何也不敢惹恼母亲,更不敢开罪“策立有功”的张氏兄弟,唯恐这对兄弟翻手成云覆手成雨,又将自己一家打回原形。无可奈何的李显思来想去,只得逼着三个孩子统统自杀。李重润和武延基死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九月初三,17岁的永泰郡主带着她腹中的胎儿也于次日死去。

张易之一句话,就逼死了太子的嫡出长子、武氏家族的嫡出长孙,所有的人都恐慌万状。这件事使武李二族团结在了一起,将二张视为他们共同的敌人。

两股本来应该互相制约的力量,不再互相制约,而是有了某种改变现状的共谋,这时候的女皇,处境确实就非常危险了。如此看来,二张既失人心,又得不到诸武的支持,力量相当脆弱。既然除掉他们很容易,又能唤起广泛响应,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武皇的病情一直没有起色。新年伊始,武则天出人意料地下令废弃使用4年之久的年号“长安”,改元“神龙”。“神龙见首不见尾”,以之为年号不免有几分不祥之意,大概是武皇一时心情恶劣的产物。尽管如此,武则天仍然试图与大臣们改善关系,开年便宣布接受宰相崔玄暐及司刑少卿桓彦范的意见,大赦天下,自文明元年以来的罪犯(公元684年,武则天废中宗囚睿宗,改元文明)只要不是徐敬业扬州之乱或李唐宗室起兵的主谋魁首,皆在宽宥之列。这是武则天独掌天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平反活动。崔玄暐与桓彦范都是力主将二张治罪的大臣,武皇此举有一定的和解意味,也是希望能在她生前了结恩怨,实现政局的平稳过渡吧。但武则天万万没有想到,针对她的罗网已经布置停当,正在悄悄收拢。

武则天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她最放心的一支力量——宰相集团中的几个人会在她眼皮底下完成了这个阴谋。宰相张柬之心怀李唐王朝,希望通过复辟李唐王朝来扭转武周的乱象,救世济民,也使自己垂名青史。张柬之已经80岁,必须抓紧时间行动了。张柬之很快就在长安出面组织策划铲除二张、复辟唐朝的计划。张柬之决定采取政变的手段,加紧联系了若干正直的大臣和部分羽林军将领,谋划如何动手。在所有的计划方案中,李唐遗脉、太子李显的配合是离不开的。李显出面可以成为政变的号召,同时李显也是日后最理想的皇帝人选。

于是,张柬之去找了李显。李显经过片刻的犹豫,同意参与政变。李显为什么同意参与政变呢?因为在诛杀张易之兄弟问题上,李显和大臣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大臣们拥立他复辟唐朝的远景也唤醒了埋藏在他心中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那李显为什么要犹豫呢?因为他性格懦弱。不过最重要的,李显还是同意了。于是,一个以李显为名义首领,张柬之为主谋的政变集团迅速形成了。

神龙元年正月初,女皇病情进一步加重,寝宫内传出的消息令人不安。正月十一日,作为迎佛骨的特使崔玄暐还都,朝中一片忙乱。张柬之认为,政变的时机到了——女皇病重,她采取抵抗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这是一;女皇病重,二张就可能从中做手脚,万一矫诏罢免了几个宰相,正统派就要失去当前的优势,因此不能再等,这是二;政变集团的核心人物,现在已经全部汇齐,便于统筹,这是三。若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正月二十二日,军事行动开始,史称“神龙政变”。

按计划,队伍分成了两部分。一路是张柬之、崔玄暐、李多祚等人率领的北衙禁军,这是兵变的主力部队,负责攻占皇宫;一路是相王李旦、袁恕己等率领的南衙诸卫,负责控制京畿。

南路进行得很顺利,袁恕己派兵火速包围了政事堂,这是唐代宰相集体议事的地方,平时也有宰相值班。这天值班的宰相正是亲附二张的韦承庆和房融,两人措手不及,束手就缚。宫城与皇城之间的联系遂被切断,南衙军队立即控制了全城,密切监视着城中的一举一动。

但北路却出了点状况。张柬之安排李多祚、李湛、王同皎前往东宫迎接太子,自己亲率主力人马向玄武门进发。没想到事到临头,太子突然后怕,竟然拒绝出门,一任大批兵马簇拥在东宫门前。

形势已如利箭在弦,不得不发,哪能容李显如此任性!诸将只得进宫劝谏,王同皎是太子李显的女婿,比较好开口,当即慨然而言:“先帝以神器托付殿下,不料横遭幽废,人神同愤,至今已有二十三年!好容易等到今天,北门、南衙禁军都愿同心协力,诛杀奸佞,重复李氏社稷,殿下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缩不前呢?请殿下亲至玄武门一行,以归众望!”

然而,母亲的铁血手段早已深刻地烙印在太子李显的心里,真是一想起就胆寒,虽然明知不仗义也顾不得了。不管诸将怎么好说歹说,李显就是推三阻四地不肯出去:“小人是该诛杀,可是上体欠安,会不会受到惊吓?还是从长计议吧?”

眼看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李湛实在没耐性跟李显多磨下去,沉声道:“我们不顾家族安危,豁出命来维护殿下,殿下这是要我们去死吗?”

李湛看了看太子李显那仍然犹豫不决的脸,向王同皎使了个眼色,道:“好吧,既然这样,那么也劳烦殿下出门跟将士们说一声,我们可开不了这个口!”

李显不知是计,大大地松了口气,起身刚走到门口,王同皎一下子把他扶上马,狠抽一鞭子。骏马长嘶一声,奋蹄急行,远远传来李显的一声惊喝。众将相视一笑,扬鞭跟上,簇拥着太子显直奔玄武门。

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只因张柬之千算万算,却算漏了网罗当日玄武门的守将田归道!玄武门为通往禁宫的必经之路,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当夜殿中监田归道率领千骑在此执勤,见势不对当即关闭宫门,兵变者人数虽多,也无法攻进去,双方僵持不下,手心里都攥着一把汗。还好田归道也不是二张一党,没有派人去通知武皇,否则结局如何真是难以逆料。

正在这个时候,李多祚等人簇拥着太子而来。太子一现身,本就没有主意的田归道不敢抵抗,当即打开宫门,将士们齐声欢呼,斩关而入。大局至此已定。

当时武则天正在迎仙宫的集仙殿养病,张易之、张昌宗两人听到外面喧嚣,拿着兵器出来观看。在廊下,汹涌而来的羽林军将张易之兄弟当场杀死。张柬之等人事先还分派羽林军去他们的家中斩杀张易之的哥哥汴州刺史张昌期、司礼少卿张同休。张家兄弟的脑袋很快就出现在天津桥南。长安的士庶百姓见了,没有不欢叫相贺的。有的人还脔割张家兄弟的肉,在一夕之间就只剩下骷髅架子了。

却说殿内的武则天听到外面人声杂沓,心知有变,撑起病体出来察看。武则天看到了张易之兄弟的尸体,看到张柬之等人持剑而来,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武则天毕竟是政治老手,她缓缓地回到病床,聚敛精力厉声问道:“何人作乱啊?”张柬之推拥着李显,并示意武士们涌到武则天病床前,说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怕计划漏泄,所以事先没有禀报皇上……”

武则天强硬地打断张柬之的话,怒目瞪着李显,喝问:“这是你的主意?你怎么敢这么做?现在张家两兄弟已经伏诛了,你还不快回到东宫去!”

张柬之同样强硬地回答:“太子不能再返东宫了。以前高宗皇帝将太子殿下托付给陛下,现在太子年纪已长,天意人心都归顺太子。臣等不忘太宗、高宗皇帝的厚恩,所以奉太子诛贼,请陛下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这才明白张柬之此行不单是为了诛杀张易之兄弟这么简单,而是冲着自己的皇位来着。这是逼宫。武则天没有精力再跟儿子和大臣们理论了,只能默默地低下头。

当时,相王李旦也率领南衙禁兵在宫外加强警备,配合宫内的政变行动。李旦和李显一样是个懦弱的皇子,他也为自己今天的行动吓了一跳,一旁参与行动的儿子李隆基惊讶地看着父亲。李旦意识到在儿子面前要维持一个果敢、英武的父亲形象,忙挺直了腰板。就在他胆战心惊的时候,宫外传来了阵阵欢呼声。李旦的一颗心落了下来。

政变成功了!

神龙政变的血腥气只停留在当天的张氏兄弟之死上。张柬之和李显并没有大开杀戒。

病中的武则天得到了妥善安置。武则天被迫将国政交给李显,并在不久之后禅位给了李显,成了“大圣皇帝”。一年后,武则天即将逝世。朝廷适时公布了武则天的“遗制”。武则天在遗制中说要“祔庙”“归陵”,也就是主动要求归附到李唐的宗庙,去丈夫高宗的陵墓合葬。武则天还主动要求去掉帝号,自己不愿意做皇帝了,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最终还是作为唐朝的皇后进入了乾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前朝廷公布的所谓武则天“遗制”极可能不是武则天的意愿,但之后公布的赦免武则天情敌王、萧二家及政敌褚遂良、韩瑗等人子孙亲属的罪行,令他们复业的内容极可能是她真实的意思。

没几天,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去世,享年83岁。唐朝上谥号为“则天大圣皇后”,祔葬于唐高祖乾陵。唐睿宗李旦在李显之后即位,给“则天大圣皇后”改了一个字,叫“天后”,不久又追尊为“大圣天后”,改号为“则天皇太后”。

第四节 乾纲独断操权柄——慈禧太后与儿子之间的斗争

在多数时候,慈禧太后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母子亲情的女人,当然这也成立,因为皇宫中根本就不允许父母子女间产生什么真感情,那是“违制”的。在绝大多数时候,慈禧还是个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也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感情的人。据野史记载,大约就是光绪六年至八年慈禧太后那场大病的时候,年仅10岁的光绪帝曾经学着书上说的样子要为养母割股疗疾,被太监拦住,慈安太后听说后表现得非常感动,慈禧听了之后却没有在人前有任何特别明显的动情迹象。而据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回忆说,慈禧太后对于汉高祖刘邦在战败时“推子女下车”的事迹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干大事的举止。由此来看,慈禧似乎还在有意地将自己往无情的权力机器方向塑造。

不过,同治帝毕竟不同于光绪帝,作为亲生的儿子,慈禧太后对他的母子情意虽然表现得不多,但还是不吝于流露的。侍从女官就曾经记载过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对他幼年的玩具不忍释手的场面。大学士翁同龢在日记中也写到过,同治帝重病期间,慈禧太后面对群臣时“继以涕泪,群臣皆莫能仰视”,及等到同治帝弥留之时,慈禧太后更是“哭不能词”。

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母子之情,都不能弥补同治帝活着时与生身母亲之间的隔阂冷漠。造成母子疏离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仅仅是一对母子,他们是皇太后与皇帝。而且是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急于掌权的皇帝。

按照顺治帝、康熙帝的先例,无论是太后理政还是辅政大臣摄政王理政,小皇帝到14岁时就应该大婚亲政了。然而,在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时,同治帝已满13周岁进入14岁了,他的婚事、他的政事,却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同治帝没能早日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的生母慈禧太后不同意。慈禧太后不愿早点让儿子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她不愿意交出手中的权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同治帝自己的表现也非常令人遗憾,使得慈禧太后有岔子可寻。

据同治帝师傅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同治帝厌学,甚至公开对帝师抱怨,说自己每天要早起向两宫太后问安,又要陪着精力旺盛的太后们临朝听政,又要到弘徽殿去读书……少年皇帝对母亲们的安排怨声载道,宣称自己“当差劳苦”。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孩童,载淳的抱怨还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承担的压力确实太大,慈安太后对他倒还时有溺爱放纵,慈禧太后却是个信奉“不打不成材”的,对他要求极其严格,没有给儿子安排丝毫玩乐的时间。载淳6岁入学,学业极其艰深,文武军政俱全,一年间只有三十余日全假、四十余日半假,除夕之日也只能提早放学而已。从入学之日起,载淳做得好是应该的,也就得不到褒奖,稍有犯错,慈禧太后的训斥却从不曾含糊。时间长了,同治帝想不厌学恐怕也难。不过即使如此,同治帝的学业还是有可观之处的,偶尔也会给帝师们带来意外惊喜——但可惜的是,慈禧并不曾将儿子与同龄人相比,她是将他当成一个皇帝来要求。同治帝的厌学也就越来越厉害,最终发展到逃学、与陪读的宗室子弟溜到宫外浪荡。

慈禧有意无意地贬低同治帝的学习成绩,除了她确实可能有些“拔苗助长”的倾向之外,更引人猜测的原因恐怕就是她希望借贬低儿子的学业,向朝臣暗示小皇帝还未有独理朝政的能力,以此延长自己掌权的时间。然而,恐怕慈禧自己也不曾想到,儿子最后竟会发展到去宫外浪荡的地步。

除了厌学之外,同治帝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如意。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依从生母的意愿,而是依从了嫡母的意愿,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而且还在婚后经常亲近这位妻子。这当然已经足够让慈禧太后不满了,更糟的是阿鲁特氏还与慈禧太后关系非常恶劣。

在多数的描写中,阿鲁特皇后在慈禧太后面前完全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同治帝亲近珣妃没问题,亲近瑜妃也没问题,可是只要亲近皇后一回,慈禧太后就要跟皇后为难一回,非要逼着儿子把皇后的机会统统让给自己中意的慧妃不可。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大意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阿鲁特氏不幸在选后那一刻就惹了这位不好惹的婆婆了。

在大婚以后,阿鲁特氏作为同治帝的妻子,眼见慈禧太后没有完全将权力还给丈夫,对这位婆婆的态度很生硬。不仅如此,阿鲁特氏还看不起慈禧太后,认为她身份低贱而且“德行有亏”。

慈禧太后爱看“粉戏”,也就是言情戏,大约是想借此排遣自己寡居的寂寞。慈禧看戏时当然不会如普通小民般自己买张票猫在角落里看完算数,而是要让大批的内宫女眷们相陪。阿鲁特氏皇后作为正牌儿媳妇当然也在陪客名单中。然而,年轻的阿鲁特氏既然出自书香世家,又饱读经典,如今又是皇后,当然在人前表现得极其不满“淫秽的戏目”。慈禧太后传戏时,阿鲁特氏经常借故不去,实在推不掉前去的话,也是正襟危坐,目视戏台以外的地方。这使得慈禧觉得儿媳妇是在讽刺自己不守妇德,于是恼羞成怒。

慈禧热衷于享乐,而且也很会享受,对于妆饰打扮赏花养狗更是极上心,直到六七十岁还爱穿鲜艳奢华的服饰,而且只穿新巧的,据说她老年的睡衣上都绣着大朵的红牡丹。以封建社会对寡妇的要求来讲,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慈禧太后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做了皇帝的小妾,亲生儿子还得管别的女人叫母亲,她因此对自己的身份极其敏感,只要有可能就要拼命列出排场显示显示。然而在阿鲁特氏面前,她无论如何显摆也没办法占上风。阿鲁特氏身世高贵,是正宗的皇帝原配嫡妻,论起来这一点就连慈安太后都远远不如。阿鲁特氏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即使慈禧太后拿婆婆的身份来压她,她的优越感仍然时常流露。想到这个不遂心意的儿媳妇样样都比自己强,还能享受夫妻恩爱,慈禧太后就更受不了啦,简直觉得这个儿媳妇就是眼中的一根刺,越发不能容忍儿子亲近她,让她生下儿女。于是,慈禧对同治帝亲近皇后便横加阻挠。

同治帝毕竟是个皇帝,又正在少年,哪里受得了老娘管了自己的朝政不算,还把手插进自己的床帐里头来?同治干脆来了个“罢召”,连皇后带所有嫔妃的寝宫都不进去,自己独个儿睡进了乾清宫。

慈禧太后如此有闲暇来管皇帝的夫妻之事、如此与儿子媳妇过意不去,与同治大婚后亲政也很有关系。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岁的同治帝终于结婚成家之后,于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亲政典礼,从此亲政了。

虽然迫于局势,慈禧太后不得不撤去了自己曾经隐身11年的那道帘子,但她心里是盼望儿子仍然事事前来向自己请示的。然而,少年皇帝却并不买这个账,他迫不及待地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母子俩因此在权力与家务两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同治帝便想将老娘挪出皇宫,搬到圆明园去。九月,同治发下了重修圆明园的诏书。慈禧似乎也不愿再和儿子媳妇不停地当面闹矛盾,何况她从来就在享受方面不含糊,如今更是乐得让儿子出头,免得自己担罪名。再者说了,难道同治帝把她送进圆明园之后,就当真能乾纲独断?于是,慈禧对修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同治帝的这个计划,当然难以被人们接受。大学士文祥立即上奏,认为后果将极其严重。但同治帝却不想听,他不但想把碍事的老娘弄走,还想要借修园勘察之机常去宫外游荡。于是,同治将大臣们的劝阻奏章、边陲战报、地方事务统统丢开不管,只顾修园,钱不够就逼大臣们捐款,恭亲王也不得不第一个上交二万两白银。急于筹钱又毫无经验的同治帝甚至还因此上了一个商人李光昭的大当。此人以捐献木料的名义得到了同治帝的欢心后,便打着皇帝的幌子到处行骗,直骗到法国领事馆的头上,造成了一起国家纠纷。事发后,李光昭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处斩,而同治帝则脸面威信丢尽。

尽管如此,同治帝仍然孜孜于修园,并且屡屡以视察工程为名跑到圆明园,然后带着一两个小太监外出游荡。私游中,同治还认识了翰林院检讨王庆祺,从该人手中得到了一大堆的淫书春画。不谙风情的宫女们很快就令同治帝失了兴趣,他随即在王庆祺等人的引导下逛起了花街柳巷,“大开眼界”之后更加流连忘返。野史中便记载着这位同治帝不但与京城名妓来往,甚至还沾染男色之事。

同治帝的私游逐渐在京城里出了名,重臣们也终于忍耐不住了。同治十三年夏,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科尔沁亲王、军机大臣文祥、李鸿藻等十大重臣联名上奏,请同治帝“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宴朝、开言路、征夷患、去玩好”。

七月十九日,又羞又怒的同治帝召见十重臣。恭亲王和醇亲王的话还没说完,同治帝便咆哮起来,把大学士文祥当场吓晕,召见草草收场。

事儿闹大了,重臣们将整件事都报到了两宫太后面前。一看这样的场面,老辣的慈禧立即意识到修园之事众怒难犯,虽然心里仍然痒痒,还是表示定要终止修园,将所有的“炮火”都转到了儿子身上,将儿子训了一顿。

于是,同治帝的怒火更盛。几天后他又写了道诏书,打算一股脑儿将十重臣统统撤职查办。八月初一这天,正当同治召集所有大臣上朝,打算当庭爆发皇帝的“雷霆之怒”树立威权之时,两宫太后突然出现在了朝堂上。由慈禧太后开口,将同治帝当众数落了个一钱不值。于是,同治帝的皇权君威彻底垮掉,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则重新恢复了她们才是王朝真正懂行统治者的权威。

同治帝的任性妄为,造成了君臣离心的后果,大臣们更加拥护两宫太后。备感挫败却又不知错在何处的同治帝干脆破罐子破摔,何况慈禧太后仍然管着他的房闱私事。于是,同治仍然不沾正规妻妾后妃的边,而是在宫内折腾宫女太监,同时出宫冶游。据说,从此后他“学了乖”,怕遇上有脸面的朝臣宗室,也不相信有门道的王庆祺等人,再不往名妓们聚集的高级红灯区跑,而是出没于下三烂地段甚至京郊地方,与那些连寻常妓女都看不起的暗娼之流厮混。

这样的地方去多了,消息当然又传出来了。朝臣宗室们纷纷上书劝谏,然而同治帝却乐在其中,根本不听。重臣们将消息报给太后,慈禧太后却权当没听见:首先,儿子荒嬉,她正好重新掌权;其次,她也确实是不愿相信。

终于,祸事来了。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公元1784年11月30日),同治帝在去西苑时受凉感冒。这本是小病,没想到竟越来越厉害,到十月三十(12月8日),他竟然发起疹子来了。两天后,宫里传出同治帝“有天花之喜”的消息。虽经百般调治,同治帝仍然在一个多月后病死,成了清王朝最短命的皇帝,年仅19岁。

关于这位浪荡皇帝的病情,野史一直众说纷纭。多数时候,老百姓都认为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性病梅毒,理由正是他热衷冶游。不过即使是天花,其病之来也与同治帝好冶游不自重脱不了干系。

据说,同治帝的病情在治疗过程中曾经有过起色,但很快就急转直下。在传说中,此事与慈禧太后和阿鲁特氏婆媳间的一场争吵有关。

据说,当时阿鲁特氏前往探望同治帝,夫妻俩屏退众人说私房话,阿鲁特氏便向丈夫哭诉自己如何受婆婆欺负,却没料到慈禧太后躲在外头偷听。当慈禧听到同治帝偏向老婆的言谈之后,立即冲进来大发脾气举手要打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一急之下冲口而出:“我是大清门进来的,你不能打我。”——这话的意思是:我是明媒正娶的皇后,你虽是婆婆,却是个小妾出身,没有资格打嫡妻身份的女人。这话一出,慈禧顿时大哭大闹。躺在病床上的同治帝眼见这样的场面,顿时晕厥过去,病情于是再不可收拾。

此事是否当真很难确认,不过也还符合慈禧与阿鲁特氏之间恶劣的婆媳关系状况。但此说法虽然表现了慈禧太后的横蛮,阿鲁特氏却也脱不了干系:老公病得将死,还要去对他诉苦刺激他,皇后怎么做的?与此野语相比,另一种说法就可靠得多:十一月初八初九两天,同治帝病情稍有好转,痘花也颗颗饱满,只待鼓胀浆出便可望痊愈。然而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哄得同治帝回心转意,发下了在自己病中将政务全数交予太后的上谕:“请太后代阅奏折,待过百日之喜,病情稍缓,朕再出来办事。”冲动之下将此谕发出后,同治帝越想越不是味儿,发现上了老娘的大当,权力一旦正式交出,就算自己病好了,恐怕也很难再收回;万一病好不了,那自己恐怕就连选继承人的权力都没了。在这样的情绪刺激下,从初十开始,同治帝病情日渐消沉,终至不治。

无论如何,同治帝死了,他没有儿子,连女儿都没有,清王朝必须从宗室中选出一位继承者。

同治帝崩逝的当天深夜,关于继位人问题的御前会议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与会者包括宗室王公、朝廷重臣,还有同治帝的师傅。一番争执之后,早有盘算的慈禧太后一锤定音:“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两宫太后)同一心,汝等敬听。”随后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道旨意一出,诸人大感意外,醇亲王本人更是当场昏迷过去。然而谁也不敢表示反对,因为载湉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他是咸丰帝的亲侄儿、慈禧太后的亲外甥,是正宗的皇家近支。那么,为什么不给同治帝过继儿子呢?原来,当时的皇族近支中“溥”字辈的人选只有一个溥伦,乃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嗣孙。溥伦虽是道光帝长子长孙,但他身上并没有有流着道光帝的血液,甚至连嘉庆帝的血液都没有:溥伦的父亲载治是过继给奕伟的,他的亲祖父乃是皇族的旁系。不过既是过继,似乎也没有必要讲究这些。何况就算是让堂弟入嗣大统,也大可选个年纪大些的,为什么会找上载湉这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这当然就是慈禧太后的算盘了。假如从旁支溥字辈中选一个做同治帝的过继儿子,那么两宫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垂帘听政就说不过去了:同治帝的皇后还在呢!假如选年纪大些的载字辈堂兄弟,那么首当其冲要被考虑的就是恃才傲物的恭亲王的儿子们。这当然绝对不是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愿意看到的。更何况,选中的小皇帝越是年幼无知,慈禧太后掌权的时间就会越久。除此之外,慈禧太后还另有私心:载湉是她亲上加亲的外甥,父母一向温驯听话,肯定比恭亲王父子好摆弄得多。当然,据说还有一条比较“人性化”的理由:慈禧太后想要重新看到自己儿子当年做小皇帝的模样,寻求她儿子的印象,使她聊以自慰。总之,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十二月初七,载湉生父醇亲王主动请辞一切职务,慈禧太后正中下怀地批准,让他去监修皇陵。醇亲王辞职的同一天,两宫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同治纪年终结,光绪朝揭开帷幕。

对于同治帝死后竟没过继儿子,皇位也交给最年幼的堂弟继承,朝野上下都心怀不满。恭亲王当然是最不满的,但他的儿孙们离皇位很近,他利益攸关不敢出声。不过敢出声的大有人在。光绪元年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奏,要求两宫太后立下铁券,保证日后一定要为同治帝过继儿子并将皇位交由其嗣子继承。这要求立即触怒了慈禧太后,对广安大加斥责,铁券也就化为泡影。

同治帝崩逝的次日——实际上就是当天深夜,年仅四岁的醇亲王嫡子载湉被浩浩荡荡的队伍迎进了皇宫,从此成为清王朝的又一位小皇帝。清王朝的年号也由“同治”进入了“光绪”。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公元1871年8月14日),是慈禧太后亲妹妹与醇亲王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也是那位亲王之妻所生的四子一女五个孩子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

由于这个小皇帝实在太小,就在他登基的同一天,礼亲王世驿便递上了一道奏章,要求两宫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立即将这项建议采纳下来。于是,朝堂上的那道帘子又重新垂下,清王朝的军国政务又一次交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手里。

有了同治帝的教训,两宫太后对光绪帝的教育格外上心,在他5岁那年就选择了师傅教学,不但学儒书,还学骑射及满蒙汉各种语言。为防止光绪学习不用心,慈禧太后还派其生父醇亲王陪读,终于使光绪帝学有所成。当然,光绪帝学业有成之时,两宫皇太后已经只剩了慈禧太后一个。虽然性情较宽厚的慈安太后不在了,对于光绪帝的学业,慈禧太后给出的评语仍然远非同治帝所能企及。对亲生儿子的学业极为不满的慈禧太后如今却毫不吝惜地表扬少年光绪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披阅奏章,论古断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然而,光绪帝学习成绩再好,慈禧太后也不情愿把手中的权力交到养子的手中。

和对待同治帝一样,为了不想太快让出权力,慈禧太后直拖到光绪十三年正月,光绪帝16岁时才为小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典礼虽然举行了,慈禧太后仍然与礼亲王一唱一和,弄了个《训政细则》,以法令的形式打算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也就是在幕后操控皇帝。

除了操控光绪帝的政事,慈禧太后还要操控光绪帝的婚姻。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慈禧太后终于拖无可拖,要为年已17岁的光绪帝挑选后妃了。这年十月初五,经过激烈的竞争,五名秀女进入最后的淘汰赛,由太后与皇帝当面确定谁是皇后。

进入决赛的五名秀女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的女儿沁凤(或曰静芬)。当然,沁凤令人关注的只是她的家庭背景,她本人的外貌风姿实在有些平平。另四位秀女则正好是两对姐妹,分别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和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这两对姐妹中,德馨的两个女儿貌美如花,站的位置也仅次于太后侄女;长叙的两个女儿站在最后面,相貌虽然不如德馨之女,却也比沁凤略强。

按照清宫规矩,皇帝将给自己最为中意的秀女一柄玉如意,确定她的皇后身份,再将两对荷包交给另两位秀女确定她们的妃子身份。

选后开始时,慈禧太后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要让光绪帝自己做主。然而,当光绪帝拿着玉如意走向第二排,作势要将玉如意递给德馨长女的时候,慈禧太后却终于不顾场合地叫了起来:“皇帝!”这一声叫听在光绪帝耳中,抬头看去,慈禧太后不但喊了他,还在用眼神向他示意。光绪当然立即就明白了这位“亲爸爸”的用意,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勉强转过身子,将手中的那柄玉如意递在表姐沁凤的手里,使慈禧太后的侄女儿成为皇后,完成了慈禧太后“亲上加亲拉拔娘家”的打算。

按一般清帝初选后妃的惯例,一般要选一后三妃嫔成双数。从五名秀女在殿中站列的位置来看,慈禧太后的本意就是想让自己的侄女正位中宫,由她完成自己这个姑妈一生都未能达成的心愿,做大清朝的叶赫那拉氏原配皇后。因此,这位侄女儿站在了最前面。其次,慈禧太后也注意到了德馨之女的美貌,有心要让她们都做妃嫔,也考虑到侄女的外表确实一般,因此让德馨的一双女儿站在第二列;最后,是长叙的一双美貌稍逊一筹的女儿位列第三行作为备选。然而,如今少年光绪毫不遮掩地表达出了自己对德馨之女的一见钟情,却使慈禧太后改变了原本的打算。慈禧不愿让德馨的女儿入宫了,怕她们会威胁到自己侄女的地位。因此慈禧立即下令终止选秀,自作主张地将一双代表嫔妃地位的荷包塞给了原本是充数的长叙之女,也不再考虑从德馨女儿中再选一位就让她们落选了。因此,光绪帝的第一次婚姻,只有一后二妃成单数,而且三个女子中没有一个是他最初心仪的对象。然而,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皇帝,恐怕此时的他们都没有想到,终光绪帝一生,他名下的妻妾也只有此三位,比寻常土财主还少,使得这位皇帝成为中国王朝史上后妃最少的皇帝之一。

大婚迎娶皇后的日子定在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至二十八(公元1889年2月25日至27日)。按规矩,皇后入宫之时要有嫔妃跪接。因此,长叙的一双女儿提前在正月二十五日夜晚便进了宫,姐姐被封为瑾嫔入住永和宫,妹妹被封为珍嫔入住景仁宫。二十六日,太后侄女这位新皇后终于在隆重的仪式中进了宫,成为光绪帝的皇后了。

对于婚事的不由自主和婚礼的奢华,光绪帝本人非常愤懑。这对表姐弟虽然结了夫妻,彼此的关系却从一开始就陷于困境。

光绪帝大婚后的二月初三,慈禧太后在太和殿举行了归政仪式,正式撤帘。这一次,慈禧做得似乎很有诚意,不但举行了仪式,而且还驳回了御史屠仁守请她继续批阅奏折的折子,表态说要真正交权给皇帝。当然,这是因为慈禧已经对光绪帝的孝顺深表满意。此时的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军国大事仍然主动向“亲爸爸”请示批准,慈禧太后根本不必公开理政犯众怒,当然也就乐得图个“不恋权位”的名声。既然光绪帝如此孝顺,珍嫔又年幼讨喜,虽有些小小过犯也还没有触及太后的底线,慈禧太后也就顺水推舟由他们恣意了。光绪二十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还在自己过六十大寿时循例将珍嫔晋封为妃。

然而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光绪帝年少气盛,渴望能中兴王朝的统治。然而在慈禧太后看来,什么国家大事都没有她自己的尊荣重要。光绪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中,慈禧就曾经在中国军队大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求和。

中法战争爆发时,光绪帝还是个孩子,对于这些军国大事不知所以。但是到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两派在政见方面的不和,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明显化。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由于早已问题多多的清王朝各级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及在整个对外作战过程中孜孜不忘派系斗争,更因为慈禧太后仍然惦记着自己要过六十大寿,不但不肯将自己庆寿的经费改做军用,还要从军费中克扣大笔钱粮用于庆寿,中国军队终于大败亏输。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公元1895年4月17日),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不但承认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还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都割给日本,更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

甲午之战的大败,无论对光绪帝还是对慈禧太后,都是个很大的刺激。由于用玺盖印的是光绪帝本人,他的情绪就更为激烈。而国家的惨败给慈禧太后的刺激,却远远没有她自认为的尊荣受损来得重要——无处发泄的光绪帝在战争中途曾经处分过李鸿章,给予其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革职留任等处分,又曾经提出要将慈禧太后的寿诞用款改作军用。慈禧太后却根本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王朝国家利益之上,反而据此认为养子无视自己的权威,对自己不够孝顺,因此对光绪帝极度不满。决定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

决定教训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在珍妃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此时的珍妃,已经失去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与皇后及瑾妃对太后的依顺相比,珍嫔则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一边,也毫不掩饰地尽情展现皇帝对自己的宠爱,不给皇后留什么面子。这自然也就入不了慈禧太后的眼。慈禧太后越来越觉得珍妃任性反叛,对她的好感也荡然无存。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培养真正只忠于自己的臣下。光绪先后提拔了许多这样的人,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进入了军机处。对于光绪帝的心思,珍妃不但全力支持,还主动推荐了不少人选给光绪帝,其中也包括她儿时的老师文廷式和她的哥哥志锐。在珍妃的大力举荐下,光绪十九年的时候,文廷式不但官升得快,还当上了江南乡试副主考。志锐则于甲午之战的当年正月直升礼部侍郎。

文廷式与志锐都是进士出身,提拔虽有私意,却也没什么明显的失当。但是珍妃在其他事情上的做法却明显失当:卖官。

早在光绪十八年尚未失去慈禧欢心时,珍妃就曾经将一个知县的缺卖给了文廷式的亲戚。此后由于得宠,珍妃卖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功率甚至比慈禧太后还高。光绪二十年初,有个叫耿九的人贿赂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王长泰、聂德平,想买得粤海关道之缺。两个太监居然不求慈禧太后,反去求珍妃,很快将此事办成。慈禧太后得知,既怒且羞,将两个太监发配黑龙江并在途中杀掉,借此警告珍妃。

然而两个太监的死并没有警醒正沉溺于帝宠中的珍妃。不久,珍妃居然将上海道兼管海关的肥缺卖给了一个从未踏足仕途的富商鲁伯阳,令朝臣侧目。光绪帝在此事上颇觉亏心,便打算在朝臣面前挽回些脸面。然而,光绪的挽回方式却是在四月时坚决否定了养母慈禧许诺给木商玉铭的四川盐茶道官职。从大义上来讲,光绪帝否决玉铭是正确的,然而有鲁伯阳之事在前,相比之下,慈禧太后遂再次羞怒交集。

同年十月,就在中日之战开始后不久,珍妃因卖官之事又得罪了皇后。

皇后的舅舅想要谋个福建将军的职位,皇后自知帝宠不如珍妃,就拉下脸面去求珍妃帮忙。然而,珍妃却回绝了这个百年难遇的后妃和解机会。原因是河南巡抚裕宽想升任四川总督,重金求到了珍妃这里。珍妃一心要办裕宽之事,不愿将机会分给皇后。于是,珍妃不但拒绝了皇后的请求,据说态度也颇不恭敬。

皇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性子的女人,受了皇帝的冷遇和珍妃的气哪里还忍得住,立即跑去向慈禧太后哭诉,并把珍妃卖官卖到总督一级之事也向慈禧太后兜了出来。慈禧太后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深入追查。

十月二十八,慈禧太后将珍妃召来,当众杖责,将她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颁布降珍妃姐妹为贵人的懿旨。十一月初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严责光绪帝包庇宠妃,并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六十余人。帝党当然不甘示弱。十二月,帝党成员纷纷上书,要求恢复珍妃的妃位。为了激起光绪帝的反抗之心,帝党成员甚至对光绪帝说:“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

这番“离间母子”的话很快传开。本已收手的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立即对帝党官员进行围剿,文廷式革职、翁同龢革职、汪鸣銮革职……前方甲午战争,后方党派纷争,国事一败涂地,真是不亦乐乎。

光绪二十一年,慈禧太后总算消了气,重新恢复了珍妃姐妹的妃子名位。然而这个仇,却是从此结得大了。

由于甲午大败,原本对儒家书典信服无比的光绪帝转而恨透了典籍,认为国事皆败于此。恰在此时,以康有为居首的举人们反对《马关条约》,“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康有为成为政治新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平心而论,光绪帝与变法书生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整个变法过程却过急,激进到了极端的程度。光绪和康有为似乎当真认定只要是皇帝,谁就都得听他的。在短短一百零三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书生的鼓动下,一连发了二百多道谕旨,似乎想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将两千年的封建王国马上变成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这些计划可行不可行。且不说看起来似乎必要的裁撤机关之类得罪官员,另一些实在毫无必要的变革更将举国上下都得罪了个七七八八。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下令将所有的寺庙道观祠堂改为学校,连出家人和略有宗族意识的民众都得罪完了。再如废八股科举,得罪了天下所有一辈子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数不清的读书人因此自杀寻死,数不清的出身科场的读书人切齿痛恨。科举制度是清入关之后为笼络汉族读书人的选择,甚至还规定进士前三甲一定出自汉族书生,因此巩固了王朝的统治,很多读书人为了求得功名,也就此放下了民族之争。如今既然没了仕途出身之路,满汉之分的老账又开始算了起来,清王朝的统治愈发摇摇欲坠。

除此之外,光绪帝还急于起草宪法,建立“制度局”,实际上就是想要重新成立一个新政府,将后党的所有势力一扫而光。然而欲速则不达,更遑论此时的军权还掌握在后党人马手中。

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带领大队人马从颐和园赶往紫禁城中和殿,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之中。慈禧太后再次“训政”。从此,光绪便离开了政治舞台。离开了政治舞台的光绪的结局是怎样的呢?光绪帝死的时间,仅比慈禧太后早一天。

对于这个蹊跷的去世日期,世人一直诸多猜测。更惹人猜测的是,光绪帝辞世的前一天深夜,患病的慈禧太后先已选定了光绪帝的继承人:光绪帝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所生的儿子溥仪。溥仪入宫的次日,他的伯父、年方38岁的光绪帝就死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光绪帝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光绪帝是自然死亡,时间纯属巧合。

慈禧皇太后终于死了,时年74岁。与光绪帝冷冷清清的身后事相比,这位执掌政权近五十载的皇太后的丧事办得异常奢华隆重,给她上的谥号也美轮美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