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方法论自觉——兼论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
（内蒙古大学社会学系）
自觉性与“文化自觉”
自觉性是哲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概念和术语。自觉性与自发性不同，因前者的主体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人的意识和实践状态。一般认为，自觉性偏重状态，而自觉偏重行动。但往往将两者混用。所以，自觉或自觉性既可以指人的一种区别于动物的活动，也可以指这种活动所达成的状态。
自觉性常常依据不同的层次、主体、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等标准，而被分成多种类型，其中包括：
广义自觉性和狭义自觉性（根据是否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
初级自觉性和高级自觉性（根据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程度）；
个体自觉性、集体自觉性和社会自觉性（根据自觉性的主体）；
理论自觉性和实践自觉性（根据客观规律是否进行实践）等多种类型。
而费老的“文化自觉”也正是基于自觉性哲学探讨而言的。按照上述的几种类型，可以将费老所提的文化自觉，看成一种狭义的、高级的、包含有多样化主体的、理论和实践兼具的自觉。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解释：
其一，文化自觉是一种狭义的自觉。狭义的自觉是主体的活动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意识、目的和计划指导基础上的自觉。费老强调，文化自觉“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即要在理解自身和其他文化发展的基本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自觉。
其二，文化自觉是一种高级的自觉。高级的自觉是主体的活动，是在认识和把握了客观规律之后的活动。但这种高级的自觉是一种无限发展的过程，因为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规律的把握本身是不断接近的过程，永远没有终点。所以，费老强调，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其三，文化自觉是主体多样化的自觉。费老强调，“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是个体、群体抑或整个社会，但其中所蕴涵的却是各个层次均可以充当主体的自觉。
其四，文化自觉是理论和实践兼具的自觉。文化自觉不仅要有“自知之明”，更要“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所以，文化自觉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反思与对话，更重要的是文化自觉的实践。通过反思与对话，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总起来看，费老的“文化自觉”既注重自觉性的高低程度之分，也注意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以此来促进“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的实现。按照费老的解释，如何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呢？费老认为，要进行“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精神”来进行，同时通过对话了解和认识其他社会的文化。可以说，反思与对话是费老用来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对话，对话又能促进反思的深入，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但对话不是目的，最终是为了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费老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之后，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文化自觉”议题的热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郑先生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源自对于中国社会学百年学术轨迹的总结，郑先生提出“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而在接下来的系列论文中，又对“理论自觉”的含义、内容、目标、使命、途径等方面做了具体而微的阐述和说明。郑先生认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从而有关文化自觉的论述对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是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的。在谈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如何实现的时候，郑先生同样强调费老的反思与对话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而这种创造是在提升本土经验、挖掘传统资源、借鉴国外理论、回应两类挑战的基础上做出的，目标是要建立“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可以说，郑先生有关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费老“文化自觉”的进一步延伸和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论自觉”
通过上述对费老的“文化自觉”和郑先生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概括与分析，我们会联想和引申出另一重要的概念——方法论自觉。方法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特别是理论自觉）是什么关系呢？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未来走向，方法论自觉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有哪些内容和特征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费老和郑先生的思想指导下，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说明。
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理论及其作为论证基础的方法论，而后者是前者的根基。理论只有阐释清楚自身的方法论，并使方法论转变为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才能说理论是完备的，也是具有可行性的。所以，方法论直接决定着理论观点科学性以及合法性的程度。而方法论作为一种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就使得方法论自觉成为费老“文化自觉”和郑先生的“理论自觉”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方法论又因其基础性的地位，又成为决定上述两种自觉形式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的重要依据。可见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更何况很多理论本身就是方法论或研究方法创新的结果。因此，要建立中国社会学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自觉实不可或缺。
众所周知，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主要包括三大要素，即客体、主体和主客关系。客体，即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包括人、物或精神产品等；主体，即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如个体、群体、社会等；主客关系，即主体对客体的评价、认识和实践方式。而恰恰是由于这些不同的评价、认识和实践方式，出现了诸如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批判主义方法论、女性主义方法论和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等几种类型。
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自觉就是指要对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两者的关系有着很好的自我意识，要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传统与当代国内外的现实状况下，创造和发展出适合于研究当下中国经验和世界困境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这当然需要国外众多方法论派别的重要成果，但重在思考这些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与国内本土情况的适应，而不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这就需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好东西”。正如费老所说，“就拿理学中所隐含的方法论来说，就可能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某些充实和帮助”，因为这些方法论“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种认识”的。所以，这种挖掘传统资源的尝试，以及对于此种尝试的自觉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来说意义重大。
具体而言，就研究者来说，方法论自觉强调研究者应该从“自我中心主义”变为“多元中心主义”，结合西方的方法论和我们传统中所蕴涵的“和同论”以及“两一论”的系统的、整体的、战略性的辩证思维方法论思想开展社会学研究，避免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等二元对立的思路，并通过增强主体的反思性、责任性和竞争性，达到方法论自觉的目标。要积极利用反思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理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对理论的起源语境和演变历史的‘谱系学’具有批判性的把握”。
就研究对象而言，通过巴什拉和布迪厄所提倡的“认识论断裂”，构建和重建一些“主题”，“从而培养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一种社会学的眼光”，由此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加上利用新的关注方式开辟与创造的新的研究主题一起，应成为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客体。
就两者关系来看，研究者的方法论自觉应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评价、认识和实践方式作为反思的另一对象，充分借鉴知识社会学和反思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各种方法论及其具体方法来说，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其价值、局限和改进的方式，从而能够自觉吸收和借鉴其他方法论的长处和优势。
“方法论自觉”与人文区域社会学
正如费老所说，“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并非是源自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而是从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费老是在看到了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冲击下的现实状况，萌生了“文化自觉”的有关思想。但费老将其推到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来探讨中华文化的发展问题。如果将其回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情境下，我们便由此而对社会学的另一新的分支——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有所助益。
简单来说，人文区域社会学是为了认识和研究区域，采用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区域内存在的诸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这门学科主要根据地理和人文空间的划分，对区域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旨在促进区域问题的解决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
正如洪大用先生在谈及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时所说，环境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下因原因、表现、影响和解决方式存在诸多不同，从而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的建立有其可能性。与此一致的是，人文区域社会学也因其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不同，在社会问题的类型和程度、社会现象的原因和表现、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等方面会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尤其是在中国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下，人文区域特色鲜明，风土习俗各异，比如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而在这些不同的地理区位下，又因文化的不同，出现了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不同。并且，在这些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类型下，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模式和地区经验。这都为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在各地的社会学研究实践中，专家学者都自觉依托所在文化地理区域的特色和优势，进行了多年的实地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思想资源。这也为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本土化的养分。
在回答了方法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方法论自觉如何促进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方法论自觉让我们依赖实事求是、“从实求知”的实证主义精神，依据各种具体的社会学方法，去调查分析并充分注意各人文区域在各方面的异质性，从而认识和把握区域发展的独具风格的发展规律，为建立人文区域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贡献力量。比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发展的程度、速度，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这使得两者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方面差异很大，不可能依照单一的对策得到解决。
第二，方法论自觉让我们在充分注意区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利用本地区的各种固有硬资源和软资源，懂得发挥本地区的特长，来促进区域的整体性发展。比如，西部地区多为资源丰富的省份，如何发挥资源优势，促进区域又好又快发展，是本区域的重大课题。
第三，方法论自觉让我们意识到吸收多种学科和文化成果对于区域社会学建设的重要性。比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理论和方法都对促进区域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方法论自觉让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思考人文区域的形成及建构的原因和过程。区域本身的界定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是没有固定的边界的。而方法论通过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视角，关注人文区域的建构和表述，可以为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不断发展的动力。同时通过系统论的思想，对文化整体进行剖析。
第五，方法论自觉可以让我们时刻保持超越人文区域社会学研究的动力。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不断跳跃到更广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如冯友兰所说的“普遍的公共的义理”，而不仅仅满足于仅研究人文区域的狭窄空间内的现象与问题。
第六，方法论自觉可以让我们充分挖掘和利用各人文区域内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将“小传统”与“大传统”、“地方性知识”和“总体性知识”自觉地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人类的基本秩序和共处守则的达成。
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文化自觉的哲学分析，本文提出了方法论自觉的问题，认为方法论自觉是理论自觉的重要内容和决定基础，并将方法论自觉的有关内容应用到人文区域社会学的研究中来，在阐述方法论自觉的意义的同时，说明了方法论自觉对于促进人文区域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正如哲学史上很多理论都是源自于方法论的变革和创新一样，社会学的方法论自觉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