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会议议程上要我做一个主题发言，我就借助这个机会，简要地回顾一下，我的理论自觉的历程，并对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提出几点初步的思考。
我一再强调，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综合“理论自觉”的各个要素，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理论自觉”范畴一经形成和提出，就有这样那样的方法论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既为回顾、又为瞻望、也为观察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新的理论视角。
我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上、下两册的“自序”中说道：回想起来，应该如实地说，我的“理论自觉”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如果追溯起来，大约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算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的新概念，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个新概念来梳理自己的以至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理论自觉”轨迹上的新起点、新境界，即“理论自觉”的意识更明确、更强烈，实行更主动、更坚实，并进入了对“理论自觉”本身的思考和研究。
总起来说，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
在“自序”中，我从九个方面加以论证和说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1．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
2．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
3．对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的提倡
4．对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学反思和总结
5．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的彼此推动
6．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超越
7．对一些理论误导的学术剖析
8．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
9．学术争鸣、时代精神与“理论自觉”
几乎与此同时，我还专门写了文章，对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和途径做了论述。
目标就是：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
途径主要是四条：
1．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2．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
3．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
4．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这是我2009年7月20日在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西安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中强调的。后来这个报告的全文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摘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经过上面的梳理，我们的“理论自觉”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关于“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我想简要地提出几点初步的思考。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还要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即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也是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处在边陲但是不甘边陲的动力。如果处在边陲、自甘边陲，那就失去了任何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可能。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概括、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话语，从而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如果连这种想法都没有，如何谈得上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界也同样担负着理论创新的责任，同样有可能是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外国理论的贩卖者或掮客。
上述三个必由之路、必要条件、必具前提，充分说明“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增强，外国社会学者已经对我国社会学界刮目相看，过去那些很难见到、很难请到的外国大牌学者，现在已经相对来说容易见到、容易请到了，这是因为他们现在也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深入研究中国，他们的心态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不提高主体性、反思性，不拿出真正有水平的东西来，最终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
其次，我们还要认识到，“理论自觉”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的转向、实现本理论的创新、实现分理论的开拓。
在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回归或转向上，我想向大家推荐王道勇博士提供给这次会议的文章——《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这篇文章指出：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在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郑杭生通过论证社会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社会学元问题进行全面探究，以及对社会学发展进程进行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积极回应，为社会学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再次，我们要进一步认识，“理论自觉”还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
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不是适当的。
我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总之，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直接相关，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