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学传统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融合聚汇——个体安全研究假设及方法中的“多棱透镜原则”

·杨敏·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无论对于个体、群体、社会还是国家，安全都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安全研究应当具有的两个基本角度：个体性安全研究与整体性安全研究。在所有的人类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的基础和归宿。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个体安全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社会安全的隐患和社会风险的威胁。然而，以往的安全研究主要侧重于强调整体性安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生活中的安全问题。我们倡导，个体安全研究应当体现出全球与本土、现时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等重要研究视角的结合。这一研究过程有可能形成安全实践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公共政策的转变、社会政策覆盖域的拓宽、社会治理的创新、资产建设积极作用的发挥、社会管理体系的变革等等，从而对整个社会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实践系统的开放性与个体安全

现代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系统是一种实践系统。这里所谓“实践系统”着重强调的是，这一系统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人为构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人类自觉意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强烈。

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人为性系统，具有与生俱来的种种开放性（甚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构成了现代社会遭遇风险的内在原因。譬如，交往沟通的开放性：不同的个人、群体、组织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着交往沟通，彼此之间往往形成“偶连性”关系，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这种“偶连性”关系尤其易于缺乏稳定性而导致风险；知识和经验的开放性：知识总是伴随着无知，经验也总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就难以避免不完整性和有限性，处在一个不断调整和反思的过程中，这也构成了风险的主体性原因；选择的开放性：因为行动者总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理性做出选择和决定，所以每一个选择和决定也意味着风险，而且由于行动者往往以自己的观察作为标准值，相互之间的协商和共识常常陷入困难而引发风险和冲突；运作的开放性：现代社会系统是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它们之间或者呈水平状或者呈垂直状，形成复杂的结构性关系，许多子系统的不同操作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整体系统或子系统都没有一个最终的确定性操作，这其间会蕴生出无穷的风险；时间的开放性：社会系统是建立在有限的理性和不完备的知识基础之上的，社会及其组织处于从过去、当下到未来的不断过渡状态，不是一个能够彻底规避茫然和不确定的完备系统；因果关系的开放性：现时社会过程的极速流变打破了因果规律的经典逻辑，事件之间往往没有清晰可辨的因果对应关系，甚至完全失去了因果关联，这造成了社会风险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含意；等等。

由此可见，安全问题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结构系统本身，与现代的发展如影随形。正如我们所知，“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因而社会系统的安全问题最终将在个体的生活中得到表达。在当前，现代性之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交织扭合，助推了社会的一系列复杂症候，中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也进入新的活跃期，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对个体安全的影响日益明显，也往往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我们从现代性之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视角，较为具体地分析了在当今世界和中国出现的一些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具体譬如，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社会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变化、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下滑、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等等。

可以说，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在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这一宏观背景之下，个体安全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譬如，社会组织模式的重组过程强化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趋势，从而助推了社会的离散趋势，在多方面（如经济、文化、人际关系、心理满足等）削弱了个体安全传统上的依托；资本与劳动的传统关系的变化对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下阶层的就业、福利、生活水平的稳定性形成了负面影响，从而对个体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以往在我国社会中占绝对人口优势的蓝领工人和农民等阶层，现在却由于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的下降而普遍处于不利的境况，这可以说是当前我国个体安全的最大隐患；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失衡对于社会合作、权利义务体系也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大大降低了个体的安全度。

然而，从社会学研究来看，在以往很长时间里，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与个体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很清晰的。事实上，自中国实行社会改革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一直给予很高的期望，曾一度认为随着这些方面的发展，许多的社会负面问题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安全还没有成为一个明显的问题。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而明显的提高，人们对社会进步和生活幸福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贯彻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和个体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也进入新的活跃期，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对个体安全的影响日益明显，也往往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正是在这种新的情势下，个体安全问题完全凸显出来。

二、个体安全研究的假设

当前，我们面对着社会管理和治理的严峻局面。由于社会转型的持续快速推进，我国处于各种不协调因素的新的活跃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其中一些呈现出反复发作的特点。同时，由于我们的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及方式的滞后性，在许多情形下，管理和治理与社会问题及矛盾展开了一场“拉锯战”，陷入一种疲于应付、被动治理的状态。所以，必须对积极型、建设型、未来型的管理和治理做深入的探索。我们以为，对个体安全进行研究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基础。

我们可以将本项目的研究设想做一个概括，即个体安全研究假设有三个层面：第一，基本层面的理论假设；第二，中间层面的理论假设；第三，操作层面的工作假设。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假设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关系，并通过研究展开相互间的递延关系，从而使个体安全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和实证研究构成一个连续体。

（一）个体安全研究的二维视野及基本假设

个体安全研究应当体现出全球与本土、现在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等重要研究视角的结合。我们目前面对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可以视为全球与本土的种种变化所共同造成的现实效果，个体安全问题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在宏观视野上，采取“社会实践结构的二维视野”，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之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有助于透视和把握个体安全问题的基本动向和持久走势。除此之外，我们也强调要以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视角、以普通人的眼光，对个体所感受到的极为生动的安全问题予以具体的观察和研究，深入探索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对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具体情节，包括种种偶然的、局部的和个人的遭遇，做近距离的观察、描述和分析，以便解释发生在个人生活中的较为近期的困扰，探寻与之相应的社会政策和对策（见图1）。

我国目前的个体安全状况与现代性之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说，这两股力量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我国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现实性和潜在性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表述，个体生活中遭遇的不安全因素及其影响可分为“现实困境”与“未来威胁”。基于这一分析，形成了本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设想，即现代性之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两股力量交织扭合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对个体生活与发展造成了双重的压力，导致了个体所面临的现实的和未来的两方面的安全问题，影响到个体的实际安全状况以及主观的安全认知。

其中，所谓“现实困境”，主要是指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及其造成的个体安全威胁。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改革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社会系统各部分、社会生活各领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这些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直接削弱了个体的安全性。譬如：（1）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带来的持续性的负面影响；（2）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下岗失业群体的边缘地位和弱势地位的固化趋势；（3）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差距不合理，贫富悬殊过大并仍在迅速扩大；（4）腐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及社会价值体系的倾斜；（5）较为合理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的缺乏；（6）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滞后，农村贫困阶层的扩大；（7）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8）其他问题，如社会不公平现象、社会治安状况等等。

所谓“未来威胁”是指社会风险对个体安全造成的潜在性的、前瞻性的威胁。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高度敏感，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往往忧心忡忡。譬如：（1）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心理恐慌；（2）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增加了生活压力；（3）公共物品（如教育、银行、通信、交通、医疗等）的涨价；（4）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残疾）；（5）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等。

（二）个体安全研究的中层理论假设向工作假设的递延

在一定意义上，个体安全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可以看成对现代性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变迁的短频震颤所导致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直接反应。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至今），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模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与古典现代阶段相比，社会再生产体系与日常生活都发生了空前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前面提到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几种主要趋势，进一步为个体安全研究奠定了中间层面的理论假设。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

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

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

基于上述基本理论假设和中层理论假设，可以提升为与个体安全密切相关的五个重要维度，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体系维度、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维度、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维度、个人生活方式维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维度。这些维度意味着个体安全研究得以展开的具体视角和切入点，由此构成了个体安全研究的五组更为具体的工作假设。

（三）个体安全研究从工作假设向操作假设的“下沉”

通过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体系维度、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维度、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维度、个人生活方式维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维度这五组工作假设的概念分解，每一组都可以形成相应的操作化假设。具体如下。

1．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体系方面

（1）社会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假设：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使各种失谐因素更容易迅速地被激活，更易影响个体安全。

（2）虚拟经济及其风险的假设：虚拟经济规模的持续膨胀和扩大，随着更多个体参与其中，社会风险也不断扩大和加深，给个体安全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3）劳动与资本紧张关系的假设：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使劳资关系的调节难度加大，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影响到社会的不同方面，从而加剧了个体的安全问题。

（4）劳动自身分化和竞争的假设：劳动自身的分化和竞争趋势，随着社会劳动体系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对个体安全造成了重要影响。

2．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方面

（1）社会贫富悬殊、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的假设：贫富悬殊、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稳定造成深层威胁，影响了个体安全。

（2）社会的快速变迁、社会阶层地位的不稳定性的假设：社会的快速变迁和社会阶层地位的不稳定性（尤其是中产阶层和下层的不稳定性），造成了个体安全的多种问题。

（3）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固化假设：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积累”，造成了这一群体在社会分层、收入分配、资源和机会占有等方面难以解脱的被动处境，从而影响到他们及社会中其他个体的安全。

3．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方面

（1）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假设：我国社会单位制的改革，集体和组织的解体和重组，增强了社会内部的分离和分化趋势。这一变化过程对个体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

（2）社会关系的“弱结合”假设：个人、群体和组织在目标、期待和追求以及责任和义务方面的普遍短期化，亲密关系的削弱，社会群体特别是首属群体凝聚力的下降等，从更深层面上影响了个体安全。

4．个人生活方式方面

（1）个人生活中非预期性事件的假设：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个人健康状况问题、失业、意外伤害、疾病、残疾等。

（2）“长寿社会”的假设：个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带来了个人生活保障的新问题，个人对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的忧虑，影响了个人的职业、投资、积累等行为选择，对个体安全感造成了重大影响。

（3）生活方式个体化的假设：我们将生活方式个体化理解为，在当代经济活动、社会生产、劳动就业方式及社会生活进一步开放和快速流变的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其完整性、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充分显示或表达。

生活方式个体化过程一方面为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也对社会急剧变迁中的个体安全造成了各种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

5．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

（1）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假设：世俗事物的神圣化趋势强劲，社会信念的神圣感普遍急剧下降，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

（2）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假设：我国社会处于现代性的急剧转变时期，这一过程造成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不协调关系。一方面，以往传统的不断解体，对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和生活环境造成打击；另一方面，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新传统的不断发明和确立，其社会认可和接受需要时日。这些变化对个体安全（感）造成了影响。

（3）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复杂关系的假设：旧式现代性的不合理发展方式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新型现代性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社会生活和生产、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策、保障等方面旧因素的变革过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原则的逐渐确立，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对个体安全带来诸多的影响。

在这些基于五组工作假设的操作假设中，个体对“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的经验或感受将融入各个重要方面。

譬如，关于个人生活方式维度，长寿社会的出现，社会成员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受到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所带来的压力，这又刺激了社会风险化现象。职业生涯、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一些意外事件很容易对个人生活造成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消费社会也在快速发展，公共费用的“累进”趋势，如教育、银行、通信、交通、医疗、住房等的涨价，使社会成员安全感深受影响。

再如，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体系维度，虚拟经济的扩张，在各个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催化了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行为，使金融和保险市场（储蓄、证券、股票、保险、期货等）的投资套利行为更加盛行，愈加暴露出虚拟经济内在的危险性。此外，人的理性不仅存在着固有的有限性，而且现代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无时不在对有限理性提出新的考量，因而显示出一些学者所说的“理性的衰微”，使得“任何一次理性自诩都会成为风险”。由此，个人的不安全感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反过来又加大了社会系统的风险性，形成了日常生活世界不安全性与社会系统世界风险性的相互反馈，推动了社会深层结构的风险化趋势。

（四）小结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长寿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虚拟经济”、“理性衰微”等表明，“未来威胁”对个体安全指数的影响会不断趋强，一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大大降低安全感，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心态。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是一些已经发生的实际现象，其背后也隐伏着“未来威胁”。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群体性事件的源起表面上是参与者经济利益的相对受损，深层里是在诸如就业等即期营生手段无法确定的条件下，人们对未来安全预期的不稳定，人们担心现在，更忧虑未来，而且后者更甚，人们害怕看不到希望，希望破灭导致失望，长久的失望积累就会弥生恐怖和无奈，长久的恐怖和无奈就会导致麻木和理性渐灭，理性灭亡就会做事不计后果，最终形成“民不为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社会局面，造成社会激烈振荡。

很长时间里我们缺乏一种认识：即“现代性的成长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正在以更快的速率成长着，这使得过去、现在、未来的传统分隔不断呈现出模糊状。反映在个体安全方面，“现实困境”与“未来威胁”的双重压力相互添力、彼此助长。对于前一种社会压力，从改革初始，中国社会学界就对社会分化、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等现象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至于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们的关注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势。尽管在当前，“现实困境”依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方面，但是“未来威胁”的更多压力将日益显示出对个体安全的负面影响。

三、个体安全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个体安全的研究内容涵盖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调查研究、对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学多元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融合；在研究方法上，不同方法的组合运用，采用了多种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

（一）个体安全的研究内容

从个体安全研究的实际展开来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理论研究、社会调查研究、对策研究。

1．理论研究——从基础理论的探索到分支理论的拓新

个体安全研究的创意直接来自我们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的持续研究。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审视和现代性理论的重新思考，对这一历史性变迁与社会学重大题域的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使得“走向现代”过程的各种社会困题的意涵也进一步显现。作为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引发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激发了具有本土底蕴和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的新一轮探索，“社会互构论”、“社会行动意义效应论”以及仍在进行的“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正是这一过程的收获。这些基础理论的探索直接为社会学分支领域的研究开阔了视野、奠定了基础。在本课题研究报告的第一章，回顾了近年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启动了对安全议题的关注、逐渐聚焦在“个体安全”研究的过程。

随着“个体安全”研究的展开，本课题对安全领域相关研究和不同理论流派进行了回顾、梳理、审视和评析，对当代西方社会学在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如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并对“个体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假设、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当今社会的风险化新趋势及其在我国社会呈现出的本土特点等等，给予了理论的思考和解释。本课题在理论方面的这些探索旨在促使安全领域的社会学研究开拓出新的空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社会调查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个体安全研究体现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定性研究的开展主要依托于本课题主持人所负责和参与的社会实地调查研究的两个系列——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这两个系列的实地调查从2006年始至今，经历了几年的时间跨度，目前仍在继续进行。在实地调查过程中，采用了社会调查研究的多种方法，如访谈法、座谈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接触了政府部门的文案和统计资料、民间档案资料及口述资料等。关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这两个系列的社会实地调查，请参见相关调查研究报告。通过社会实地调研——来自中国社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的一线实况，获得了对个体安全研究的新的感悟。

个体安全的定量研究过程可以说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科学之环”所阐述的研究逻辑。本课题基于对当今社会现实存在的安全方面的深层隐患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个体安全这一新的研究题域，采用了“实践结构论”阐述的“社会实践结构的二维视野”，形成本课题的基本研究假设，并通过这一基本假设向中层理论假设的递延，建立起了个体安全研究的具体工作假设和操作假设。在此基础上，本课题进行了问卷设计和试调查，根据试调查对问卷做了反复的修订，然后进入到了抽样阶段。在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后记”中，对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过程及其数据分析做了较详细的说明。

3．对策研究——从学术关注走向现实关怀

本课题围绕个体安全展开的基础性理论研究，确定了基本研究假设和中层理论假设，明晰了具体工作假设和操作假设。这些大量的研究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使得研究内容具有较宽阔的涵盖性，因而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基本覆盖了目前我国个体安全的重要实际领域或方面。譬如，社会公共治理、社会群体和阶层、社会组织、社会劳动关系、企业、家庭、高龄老年人健康、独生子女家庭、城市居民个体安全状况、互联网技术等等。同时，本课题对这些实际领域的个体安全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这种研究的覆盖性和深入性直接构成了本课题的对策研究。所以，本课题包括两个部分的研究成果：一是理论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二是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部分有6章内容，专门领域部分计有10个专题报告。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报告对个体安全现状给予了具体的研究分析，对这些领域的个体安全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或建议。

（二）个体安全的研究方式——不同范式传统和研究方法的融合聚汇

社会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不同类型和多元传统。传统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主要为三大类型。本课题倡导社会学研究应遵循“多棱透镜原则”，并在研究中对“多棱透镜原则”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多棱透镜原则”直接促成了多种研究方法的复合运用。

1．社会学研究中的三大传统范式

社会学的范式传统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特性。一般认为，传统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主要为三大类型，即实证范式、解释范式、批判范式。

实证范式是“自然科学型社会学”的研究类型。这一范式类型侧重于从自然的客观的物质结构属性来理解社会学的知识对象，以模拟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根本性的研究策略，遵循“将社会现象看做客观事物”（涂尔干）的方法论原则，在研究过程中采取操作定义、客观观察、假设检验等程序或步骤。实证范式中隐含的逻辑是，科学方法可以使经验事实的真实性获得精确的了解和科学的陈述，实证方法、程序、技术可以促成科学知识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相同结构。

解释范式则是“社会科学型社会学”的研究类型。这一范式类型侧重于对社会学知识对象的主观心智结构属性的探索和解释，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不同，强调社会学研究对于社会现象的具体性、特殊性、非重复性、不确定性的关注，重视社会行为主体对社会事实的作用和影响，因而着重对人的主体性、个人行动的动机、意义赋予、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行研究和解释，由此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与实证主义传统不同的人文主义方法。

批判范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创的学术传统。这一范式类型的鲜明特征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强烈批判立场和革命态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由于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社会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决定了其总体上的不可避免的恶性发展趋势。立足于这一基点，批判范式涉及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如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社会秩序、社会结构、阶级斗争、社会变迁、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等等。

2．个体安全研究倡导“多棱透镜原则”

在我们看来，社会学知识对象——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表达是多重属性的重叠与聚合。也可以说，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往往体现为多重属性的重叠聚合。而且，这些多重属性的重叠聚合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如自然物理性与人文社会性、物质的客观性与心智的主观性、外在事实与内在过程、社会结构性与行动过程性、结构必然性与个人能动性……因此，观察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时必须采用与之相宜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以使研究更为真实地表达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多重属性的重叠聚合。在此，笔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概称为社会学研究的“多棱透镜原则”。然而亦应看到，社会学研究采用的每一种理论视角都难以避免特定社会的具体发展水平、阶段性特征、重大现象、社会矛盾或冲突这些基本事实的选择和制约，每一个社会学研究者也有其独特的生平经历、经验结构、学术修养、旨趣偏好、价值倾向。也因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学研究来说，“多棱透镜原则”在实际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弹性。

3．个体安全研究中的“多棱透镜原则”

与现代性的以往时期相比，当今全球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现状更为复杂，这使得社会学知识对象的多重属性及其重叠聚合更为凸显，社会学研究过程对于各种不同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融合聚汇也更为重要。所以，在个体安全研究中，对于社会学三种类型的研究范式——实证范式、解释范式、批判范式——都有具体的使用。

首先，如前所述，课题组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进行了定量研究过程，以社会的实际问题为起点，在理论基础上研究建立假设并使其操作化，多阶段抽样方法和问卷调查的实施，以及数据资料的方差分析、逻辑回归模型、Log-Linear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都体现了实证研究范式。

其次，通过对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系统的扭结和分化、社会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及方式的重大调整等所展开的研究和阐释，本课题认为，安全已成为社会生活实践的一个核心内容，安全研究应真正定位于人的实际诉求，因而重视安全研究向基层社会的下沉，切实逼近大众生活的一线，以探求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近期困境和未来威胁，既把握人的现实利益期待，也关注人的价值诉求。本课题的上述感悟显然来自富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解释范式。

最后，通过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深入展开，本课题对现代社会作为人为构建的实践系统具有的种种负面特性——如盲目性、不确定性、不安全性等等——进行了研究，对当今社会本身原生的和内在的开放性和风险性给予了分析，对这类负面特性给以往科学所建构起来的因果律以及人们的逻辑信念所造成的颠覆做了深刻反思，对社会系统的安全问题最终如何在个人生活中的表现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都有赖于批判范式的运用。事实上，我们此前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对“个人”这一侧面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对安全研究存在的局限和缺憾的思考，对“个体安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阐发，都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创的批判精神。

4．个体安全研究对于多种研究方法的复合运用

在笔者看来，社会学的经典性研究应当是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等的相互结合。对于本课题研究而言，“个体安全”范畴本身决定了必须运用不同类型的研究方式。我们将“个体安全”理解为“作为个体的人在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换言之，这一范畴界定反映了我们对于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多种二重性——客体与主体、客观实际与主观表象、物质属性与心智属性、外在事实与内在过程——的聚合和统一的把握。这一理路确定了我们在个体安全研究过程中对多种研究方法的复合运用。

具体地说，个体安全研究中的多种研究方法的复合运用主要在于四个主要方面：（1）个体安全既是属性范畴也是状态范畴，个体安全研究因而是质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2）个体安全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普遍性与相对性等多重表征，个体安全研究应重视比较研究、动态研究和过程研究等方法。（3）个体安全既是客观的事实状态也涉及主观的心理感受；个体安全研究既可以从实际的经验角度，采用数量化和指标化方法，对客观的、外在的、物理性的安全状态进行测量，也可以从个体心理的角度，运用主观指标对个体安全感进行测量，还可以对个体安全状态进行反向测量（如安全感量表的使用）。（4）个体安全既是价值性范畴也是实践性范畴，因此，我们既重视研究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追求，强调积极的、更高的、更好的“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同时也强调研究的现实性、应用性、针对性、有效性。在本课题的研究报告中（理论研究部分的6章内容以及专门领域部分的10个专题报告），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复合运用有多种讨论和不同体现。

（三）个体安全研究的资料收集及分析

个体安全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个案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实证数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

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运用了文献法和历史比较方法。通过文献法本课题对有关安全研究的发展过程、主要题域、基本论点等，获得了较为系统的把握。历史比较方法主要运用于对安全领域不同时期的主要学术传统、各种理论流派的梳理和比较分析。这一研究过程使本课题对安全状况的现实变化以及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获得了基本的把握。

个案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则主要采用了社会调查方法中的访谈法、座谈法、个案研究法等。上文已做了概括性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实证数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运用了抽样法和问卷调查法。根据对我国城市发展现有水平和区域特征的研究分析，本次调查确定了北京市、郑州市和昆明市作为问卷调查的实施地。从发展程度上看，北京市、郑州市和昆明市分别代表了东、中、西部的梯度发展特征；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三个城市分别呈现了北、中、南的区域特征。在对每个城市的调查中，我们依据多阶段原则，以市—区（县）—街道（乡）—社区（村）的规则，采取了多阶段抽样方法（PPS）对三个城市进行了抽样。本次调查发放问卷了135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1143份，有效回收率为84.7%。情况详见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后记”中对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过程及其数据分析所做的说明。

此外，本课题使用了其他权威数据和资料，主要有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及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零点调查公司等公布的数据等等。具体使用情况参见本课题各研究报告中所做的说明。

四、讨论：个体安全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社会安全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安全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安全指数普遍低落，这样的社会难以称得上安全，也难以达到和谐。当今社会的风险化趋势使个体安全面临更大的威胁，从而对安全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综观国内外对安全和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学应更为主动地引导和推进这一领域中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从中形成回应未来的积极对策。

（一）个体安全研究将促成安全理论和理念的转变

1．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安全理念

以往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国家利益或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而逐渐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势是把人的福利作为安全研究的着眼点和归宿。我们强调，在“人的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安全，维护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解决地区、国家、国际和全球的各种传统或非传统安全问题，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保障个体安全、促进个体幸福上。这一认识意味着安全理念的根本转变。确立这一新的安全理念是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相一致的。

2．丰富安全范畴的内涵

安全不仅是指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还应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不仅要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安全，如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等，也要重视个体安全。此外，安全也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概念，有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日常生活的以及心理和精神的广泛含义；不仅要应对目前面临的基本生存的困境，而且要谋划未来的长远发展的需要。所以，安全概念的内涵应当具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心理的以及未来的、成长的丰富性。

3．扩展安全研究的范域

在对现代化的后果和风险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安全的范围和领域被逐步扩展，主要表现为从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以往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自然灾害、社会治安、职业风险等问题上，而如今学术界、政府和公众对生态恶化、资源短缺、艾滋病等新型传染性疾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因素蕴涵的对安全的威胁更加关注。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许多非传统安全现象的探讨，如水资源短缺、渔业纠纷、交通堵塞、物种灭绝、救济困难、光缆中断、认同模糊、语言失范等，实际上也是个体遇到的不安全问题。我们以为，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运用个体性安全研究的视角，将使安全研究的范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4．促进安全研究单位的转变

以往对安全问题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国家或抽象的群体单位之上的，应当推动以个体为单位进行安全问题的调查以及对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趋势。在社会重大变化（如医疗、住房、教育、退休和养老、最低保障等制度的改革或调整）来临时，对社会成员的自我定位、自身安全评估、不安全因素的确定等给予具体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对未来政策进行设计的风向标。从目前看，从以整体（国家或社会）为单位展开安全研究到以个体为单位进行安全研究，还处在一个转变过程，需要做出许多新的探索。

5．提高安全研究社会性和制度性含量

以往的安全研究是相对封闭的，安全问题的解决偏重技术操作层面的探索，对人的安全的价值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现在，一种新的安全研究正在形成：不安全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技术发展的后果，也不仅仅是技术系统出错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为的社会组织、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同时也涉及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群体的安全感知和界定。因此，对不安全问题的预防和治理也不是单纯依靠科技进步、完善技术操作程序就能够解决的，它还需要进行组织和制度、社会和文化的创新。

（二）个体安全研究将推动社会管理和治理体系的成长

这种“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将引导出新的安全研究、安全技术和安全实践，推动未来型、能动型、主动型、积极型和建设型的社会管理和治理体系的全面成长。譬如：

1．公共政策的转变

安全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内涵的扩展，势必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变革，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安全。表现在政府的管理方式方面，以往政府主要是以直接责任者的身份，通过政府投入、生产和组织公共产品，然后提供给社会成员，这样政府就是自己承担起了筹措、监管和支付的直接责任。实际上，政府的公共政策模式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灵活的方式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配置、协调、监督等。在这方面可以探索新的运作方式。

2．社会政策覆盖域的拓宽

如果人的安全需要有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心理的以及未来的、成长的丰富性，我们的社会福利、保障和保险的功能就应当具有更宽阔的涵盖性，不是仅仅局限于对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正的弥补和调节，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救助，而且在普遍适应社会成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创造潜力的发挥，以及有所作为的期望方面，应当发挥更大的功能。

3．社会治理的创新

以新的社会管理和治理机制形成社会安全的护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促进第三部门的健康成长，开展非营利、非强制和非政府的社会公益性活动，以及社会互助事业（如社会捐赠、志愿行动等），推动相应的社会组织、机构和团体（如慈善组织、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发展，这样可以加速政府职能由无限型、全能型向有限型、非全能型的转变，在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同时大大提高社会安全的实效。

4．资产建设积极作用的发挥

可以通过资产建设来形成更为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以往我们的社会政策主要侧重于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来解决财富占有不公平及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应当借鉴西方一些国家“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实施资产建设的制度化政策，使资产积累进入到社区和家庭。由于资产建设可以进行长期积累、跨代积累，从而为个人的持续发展、持久幸福奠定基础，这对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和发展状况有深远的意义。

5．社会管理体系的变革

我们曾经指出了现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弊端（事后型、治理型、惩治型、限制型等）和程序至上性（无论实际效果怎样，符合程序的就是合理的，以程序上的合理性取代了事实上的不合理性），以及“程序技术”的流行（当事人借此规避责任、相互推诿，以至“有组织的”共谋，变集体负责为集体不负责）等等。个体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说明，社会管理体系必须形成一种新型的安全机制：“未来型”——对非事实性威胁的预测和分析；“能动型”——随时处于激活、启动状态；“主动型”——对风险迹象的高度敏感和捕捉能力；“积极型”——鼓励创新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发挥;“建设型”——具有持续的自我调节、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能力。显然，新型的安全机制要通过社会管理体系来表达、运作和实现，这本身意味着一场异常深刻的社会变革。

总之，针对个体安全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威胁，针对社会风险化过程的不确定性、不可测性等，我们倡导，将人文学科的理解和解释方法，融入到现实中的多元因素及其可能效应的分析中，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下，考量和权衡对各种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的回应，加速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五、附录：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城市发展实地调查研究

从2006年始，本课题主持人负责和参与了两个系列的社会实地调查研究，即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历时几年，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之中。这两个系列的社会实地调研对于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于，不断增进了对中国社会一线实况的深入了解，对我国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过程逐渐积累起来的“中国经验”进行了探索，对社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巨大成就和现实问题获得了实感，这些收获不断地为本课题提供了宝贵的实地资料，推动了个体安全研究的深化。

（一）关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系列

广州市和深圳市社区建设实地调查。对广州市社区实地调查是2006年11月进行的。这次调查的对象有广东省民政厅以及广州市民政局、公安局、文化局、卫生局、劳动局等单位，社区层面的调查则涉及了海珠区南华西街聚龙社区、天河区天园街骏景社区和车陂街广氮社区、荔湾区逢源街耀华社区、越秀区洪桥街三眼井社区等10多个社区。深圳市社区建设实地调研在2007年11月13日—11月18日进行。深圳市民政局作为合作单位，刘润华局长对整个调查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周全的安排，并由社会工作处处长邓小梅全程协调。这次调查同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市民政局、公安局、劳保局、司法局、卫生局、文化局、城市管理局以及盐田区民政局、罗湖区民政局、南山区民政局、宝安区民政局等单位的调查；二是沉入到社区，深入了解社区实践的方方面面，特别关注了居站分设、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新型人民调解等制度创新在基层社区的具体运作状况，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调查组走访的社区包括：盐田区沙头角街道办事处的中英街社区、福田区水围社区、福田区福田街道办事处的口岸社区、罗湖区翠竹街道办事处的翠竹社区、南山区招商街道办事处的花果山社区和沿山社区、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的翻身社区和宝民社区。这些社区分属不同类型，既有高度现代化的新型物业社区，也有单位型、“村改居”型、混合型社区。通过此次调查，对于深圳市在社区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以及实践探索中的种种困惑，有了较为深入的把握。

郑州市社区建设实地调查。2007年8月，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暨郑州市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郑州市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立项，本课题主持人作为项目主持人，会同郑州市社科联暨郑州市社科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单位，实施了郑州市社区建设实地调查。郑州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2007年8月16日—8月26日，对郑州社区建设做了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设计了相应的问卷。第二阶段为2007年9月16日—9月23日，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了正式调查。两次调查的单位包括市民政局、政法委、公安局、文化局、综治委、信访局、劳保局、管城区宣传部等机关和经八路街道办事处、北林路街道办事处、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北下街街道办事处、西大街街道办事处，以及北顺城社区、风和日丽社区、昌盛街社区、三湾街社区、石化路社区、送变电社区、伏牛北社区、馨苑名家社区、体育局社区、代书胡同社区、平等街社区、管城回族社区、上街社区、南阳寨社区、西湖花园社区、王霆警务室等。

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建设实地调查。2009年6月，我们对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建设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涉及了区委区政府相关直属部门、民政局、司法局、区委组织部、公安分局、综治委、卫生局、文广新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残联、社区学院等单位，而且覆盖了上城区的全部街道办事处——南星街道、清波街道、紫阳街道、小营街道、湖滨街道、望江街道。调查组还深入到了以下社区：南星街道的海月桥社区、复兴桥社区、紫花埠社区、美政桥社区，湖滨街道的东坡路社区、岳王路社区、青年路社区、东平巷社区，清波街道的劳动路社区、定安路社区、柳翠井巷社区，紫阳街道的上羊市街社区、彩霞岭社区、凤凰社区，小营街道的小营巷社区、葵巷社区、金钱巷社区，望江街道的在水一方社区。这次调查不仅直接接触到上城社区建设工作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同志，还直接接触到了该区的6个街道，以及在52个社区从事一线工作的一批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

（二）关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系列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地调查。2008年8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受杭州市政策研究室委托，《关于杭州市复合创业主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重点课题得以立项。本课题主持人承担了子课题《社会复合创业主体——“杭州经验”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社会学分析》研究。2008年9月课题组在杭州开展了调查研究，对西溪湿地、西泠印社、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工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杭州女装行业协会、杭州市生活品质行业点评等社会复合主体的典型案例做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并对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同盟、杭州市与中国美院战略联盟、茶行业战略联盟、美食行业联盟、婴童行业联盟，以及西博会、休博会、动漫节、数字电视行业等社会复合主体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这些实地调查再现了“杭州经验”的发展过程——“钱塘江时代”（2002）、“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精神、和谐创业（2004）、“生活品质之城”（2007）、生活品质系列点评（2007）、生活品质网群（2008）、“城市有机更新”（2008）、社会复合主体（2008）。

郑州市“三化两型”城市建设实地调查。2009年1月，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暨郑州市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三化两型”城市建设：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立项，由本课题主持人负责。课题组成员分别来自郑州市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2009年4月19日—4月26日，郑州调查正式开始。调研组先后走访了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郑东新区、金水区经八路办事处，郑州市科技局、旅游局、环保局、园林局、林业局、规划局、统计局、文化局、信息办、民政局、劳保局、农业局、市委宣传部等各局委，以及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的文化中心和教育社区等基层单位。此外，在郑州市社科联和郑州市社科院的协助下，我们还获得了郑州市发改委、市委政研室、市招商局、外贸局、商务局、建委、公安局、教育局等单位提供的与本课题相关的材料。

总结近年来的社会实地调查，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遭遇的多种挑战。这些挑战可归结为以下方面：在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构建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在价值观念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上述对社区建设和城市建设所做的各种探索，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重大挑战，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