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立宪党与革命党
余以政闻社诸君之请，莅临盛会，而命有所言。余与中国人士交游颇广，此会中想多旧相识者，今不期得与诸君相见，其乐宁可言耶。然入会时即逢革命党员起与立宪党员，小有冲突，余见之而不觉倏焉有所感也。忆昔横滨中华会馆，中国富商与革命党孙君所率诸人，以主义之差异，奋起争斗，相持若不下。余时往会馆为之中裁，勉以国事为第一义，而当化除恶劣之感情，时两方颇韪其言，余得以竟其说而去。噫！回首往事，于兹十年，今日会中，或当时即有留学我国者。然其时所谓革命党与非革命党，皆不过最少数所主张。今会中诸君，较中华会馆时，二十倍且或三十倍矣。虽曰留学者之日多，然实人民对于国家负责任肯研究之一现象，不足为中国前途庆幸耶。然十年至今而冲突仍不能免也，今日者暴动者有人，防御者有人，而余又适立于两者之间。余平心观察之，终不能不为诸君进一说。诸君诸君，非皆救时之志士乎。余十年前之所主张，皆得而闻之否耶？余谓中国与日本，学问之根底同源，制治之精神一致，两国关系千有余年。今欧风美雨相逼而来，是两国当相携进步，以收得文明之美果，毋为白种人所摧折，此余十年前之所主张也。革命党知之，非革命党知之，官吏知之，商人亦知之。今余以友谊者之立言，对于诸君固无所偏袒。今日之冲突，其主义之是非，吾不得而断定之。然诸君既为救时之志士，其劈头之一问题，不可不解决者，必如何能巩固中国之独立，保全中国之领土，然后能吸取欧美之文明，增进国民之幸福也？换言之，即诸君遵世界大势之趋势，以求国政之改革，必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也。诸君如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而研究之结果，认革命为必要，如革命党之所主张也，则革命也可。诸君如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而研究之结果，不认革命为必要，如立宪党之所主张也，则不革命也亦可。不仅此也，前提既不误矣，则主权者无论其为汉人为满人；政体也，无论其为共和为立宪，举无不可也。斯言也，匪独可质之中国革命党，且可质之世界之革命党；匪独可质之中国之非革命党，且可质之世界之非革命党。是余之为此言，乃世界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言也。今革命党与非革命党之争，亦云激矣。余以外国人立于中立之地位而见之，一推翻满洲人之主权者，以建设共和政治，一拥戴满洲人之主权者，以建设立宪政治。事实大相违反矣。然诸君主持种族革命者，其实由政治之方面而来也。既由政治之方面而来，则政治能改进也，今日之革命党，安知异日不为非革命党？政治而不能改进也，今日之非革命党，安知异日不激而为革命党？自今日见之两党若水火，然溯其由来，皆最初同一目的者也。是则今日之激争，岂真有不得已者耶？今革命党主义之激烈，其对于吾最先之一问题，想不能无所研究，然吾终不得而知。至于主张立宪诸君，则固以此为兢兢，而深有所恐惧，余所深知者也。余今就主张立宪诸君而言之，今中国内政之腐败若此，外患之压迫如斯。自今日始，以至宪政实施，其间能有五年或十年之余地，以容诸君之研究乎？吾恐此又为立宪党之一困难问题也。余立身政党，多历年所，生平颇有经验，不敢不贡献以为诸君参考之资。今无他，敢先取诸君困难之问题，而就中国与日本立宪政治难易之比较而言之可乎。夫宪法政治之谓何？大都取专制政治而移为多数政治也。日本之国体，一专制之国体也。数千年历史，无人民参与政治之痕迹，国民拥戴皇室，奉为天降，其绝对服从命令，如军队之对于长官，所谓万世一系而神圣不可侵犯者是也。中国则不然，孔孟者人民之代表，其学说弥满人之脑筋，至今且尊奉之。孔曰：“君不君，臣不臣。”孟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中国之国体，君主专横，人民可得起而反抗之。一姓扑灭，则一姓代而兴，历朝递嬗，四千年如一日也。由是观之，日本之改革难，中国之改革易。难者人民之实力多而收效少，易者人民之实力少而收效多。中国与日本之比例，一反比例也。然日维新之初，政党之势力，亦微弱甚矣。而政府卒以布宪法开国会，成为今日立宪之政体者何耶？得谓非内忧外患之相逼，而承接世界文明之潮流，非此不能立国之故乎。今中国亦迫于内忧外患，而在世界文明潮流之中矣，是诸君攘臂奋起，披榛剔莽，以回复古盛时之制度，莫此时为急也。诸君读古人书，平日所奉为金科玉律者，莫如书经一书。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唐虞以降，信而有征矣。余考尧舜时，政事计于州牧，是当时计多数而行政治，俨为议会之雏形。又中国古有明堂，明堂之说，学者纷挐不一致，或曰即宗庙，或曰祀天地之神。自余观之，明堂为王政所自出，祭祀时借以决定所行之政治，实无异今日之议会，是多数政治。在中国古时，已有行之者，不过经数千年之变更，转为专制政治，浸浔以至于今日耳。今日之国体，上下既相牵制，行政亦极弛缓。盖政事之大体，多集权于中央，而政治之设施，悉任之地方官吏。此自古迄今，虽经列朝兴亡，而未尝一变易者也。若因地方之政治以求地方之自治，凡县以下，治具毕张，当完成一最良之立宪国，是立宪最宜于中国甚明。然中国为专制国，吾固已言之矣。凡专制国变为立宪国，必经过冲突之一阶级。激烈者谓非揭竿以与主权者为难，则宪法终不得布，议会终不得开，因是人民遂分为两大党派，犹之日本二十年前，自由党进步党之分立也。今日者人数如此其众，将来散布各省，如几何级数，吸收同志，向于政治方面，作积极之进行，吾可决宪法实施之际，去今当不甚远。然前途当有一大困难，不可不为诸君告。此困难也，余生平所经验，而回首往事，最为痛心者也。明治十四年，自由党人奋起直追，迫政府开议会，卒以二十三年实施。当时政府诸公，皆能吸取世界新智识，建设维新之大业而为最有名之人物也。然一旦与人民冲突，则授民党以非常之压迫，其最著者则为二十五年之干涉选举，政府收贿赂，击杀选举人，暴戾恣睢，莫此为甚。今中国立宪之诏敕，已颁布矣。在朝诸公，余不得深知。然其智识，其勤动，不若吾维新诸臣，吾敢漫言之也。日本布宪法开国会之后，而政府之专横，犹如此其甚。今中国民党之进行，其对于布宪法开国会之后，吾且不必言，即此国会期成之一问题，则已不胜其困苦，外患既日亟矣。国会之成立，当在此数年间，不然亦无诸君开设国会之余地。诸君皆能知世界之大势，吾岂敢以一言相欺耶？然国会开设之期，日益迫促，则人民与政府之交绥，日益紧接。权利上之冲突，事实上之冲突也。迨事实上冲突问题之发生，吾不敢谓必取消前立宪之诏敕，轻量中国在朝诸公，自速其亡至是，然其出死力以压制民党，则余敢断言之也。诸君诸君，其前途之障碍，非具有千钧万马之力，不能通过此难关，岂独革命党一方为然耶？虽然，犹有一事，当为诸君告者，则民党之自残是也。日本之自由党，类于诸君之革命党，然其目的，在改造政府，与皇室固无关系，不过持论稍激，较渐进者有异耳。改进党即今宪政本党之前身，其言论近于事实，最为有力，一面迫胁政府，实行宪政，一面扩张党势，与政府作政治上之对垒，殆与今日诸君言立宪者无异。一旦自由党所主张之一部分，与改进党所主张之一部分，互有参差，而党员亦于演说会中，以拳棒相见，至今回首，其意气之相陵，非不盛也，然卒因是减杀民党之势力。今日政党之不振，其惰力犹自此时乘之。回思昔日，足为于邑。今中国人民四万万，其能有国家之观念，而忧心时事者，不过五六万，至多不过十万。此十万之众，置之四万万中，亦最少数矣。而又相残踏以杀其势力，中国前途，犹可望耶。革命党牺牲性命，抛弃身家，以与主权者立于绝对之地位，其用心之苦，吾不得不感服之。然立宪党诸君，志在取政府之权力，开国会，制宪法，其前途之困难，吾前已言之。然一方又以有接近政府之嫌，为革命党员所攻击。是立宪党之地位，上压于政府，下迫于他党，摄于二者之间，两岸绝壑，间道以行，其能不至于颠仆耶？使能贯彻主义，坚持十年，是则诸君能力之韧强也。虽然，民党之势力，分则弱，合则强。无论立宪党革命党，实皆出于爱国之热诚，宜何如同心戮力，改造政府，必达到最终之目的地为最善。至于各有主张，趋涂不一，是其方法之不同，而爱国则无以异。于此而终不能化除意气，调和感情，是人民自相争斗，置国家为第二义，而丧失最初之目的也，不大可惜耶？至于主义之是非，吾虽不加判决，然必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是予所殷殷希望于诸君者也。今日参列盛会者，有矢野君、箕浦君、高田君，皆吾国政党之先辈，而富于经验者。诸君欲借镜日本政党之情形，请自矢野君等言之可乎，吾无言矣。
案：犬养君为日本改进党有力之党员，生平最富于经验者也。年来与中国人士，交游颇广，凡留学日本者，殆无不仰望之。本社大会锦辉馆时，敦请犬养君出席演说。犬养君至，适逢革命党员暴起，扰乱会场。说者谓犬养君慑于革命党员盛气，立词颇涉模棱，然犬养君之言具在也，词旨恺切，意详且尽。其对于吾党多所劝诱，岂真有依违两端，而令人不可探索者乎？犬养君谓无论立宪革命，当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似对于两方无所判决，即对于两方皆表赞同。然实不然，吾辈今日谋国，当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不独犬养君为此言，即吾党亦为此言，何也？夫巩固独立保全领土，非对于内而言之，乃对于外而言之也。吾国惟外势力之压迫，如此其日亟，而吾辈言救国，遂劈头发生此一问题。不然，锁吾国，封吾港，复仇也可，共和也可，充其量不过草木皆兵，横杀无道，血流成渠，尸横遍野而已。吾之国不至于亡也，吾党亦何不可偃旗息鼓，以从革命诸君之后，而必以争角为雄耶？虽然，今之国势，为何如国势也？列强剥夺吾权利，侵略吾土地，以独立国资格论之，吾早已在亡国之中矣。至于瓜分之揭晓，一反掌间耳，固无时而不可。且各国皆秣马厉兵，日以待机会之至也，岂有长久之时期，余闲之地步，容吾国之变乱耶？或曰：“子畏之甚，何必若是？”曰：“吾行于市，购一物焉，试以石击之，纷纷然碎也，然而无伤也，吾再购其一焉可也。国一而已矣，不幸而亡，谁复为我赔偿？国也非物之比，岂可以冒险而尝试者耶？”或曰：“吾信吾国土地大，人民多，即令不幸亡国，必不如波兰印度之不可恢复而独立也。”曰：“今日列强之亡人家国，非吾历史所可比喻。吾国四千余年所谓兴亡，一姓之兴亡而已，国未尝亡也。今日各国之政策，为殖民之政策，既得人国，则悛削其脂膏，没收其权利，必使其种族自归灭亡然后已。今年统计，死亡几何？明年统计，死亡又几何？如日本之于虾夷，美人之于红种，民族虽多，不患无灭绝之一日。总之恢复非用兵器不可，日本解散朝鲜军队，无所谓暴动矣。且不闻诸越南乎？苛征暴敛，日日有加，无物可鬻，至于卖天。凡民族强悍之处，即五家共一庖刀，悬诸街衢，用时请之警察，约以时间。如此其民族，惟坐以待毙而已，岂犹有死灰复燃之望耶？如谓吾国若亡，而可以恢复，吾决不信其有是也。”或曰：“革命之名词，其义甚广漠，革新亦得为革命。即以立宪言，如政府反违世界之趋势，必不许人民以参政权，有时亦不得不取强硬手段，以对付政府。即如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必达到改造政府之目的而后止，是亦革命也。子何恶革命之甚耶？”曰：“革命在今日，原有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之分。政治革命者，对于政府而言之，与主权者无关系也。吾所言革命，对于言种族革命者而言之也，此今时习用之一名词也。犬养君所言革命，亦沿袭而用之也。”或曰：“主权者之为满洲人，独可以不争乎？”曰：“主权者不过行政上之一机关，无一争之价值也。主权者掌握最高机关，或谓当由国民中选举，或谓当用单一之自然人。学者激论，皆忘失此问题关系之性质。盖机关之价值，由时与地而变迁，无绝对良好机关之发生也。世界立宪国，拥戴世袭之元首，皆不过就历史与境遇豫定条件之范围内，而比较上维持良好机关而已。吾国立宪，当沿用此最高之一机关，亦就历史与境遇而利用之也。至于握此最高机关者为满洲人，为不承认。此盖由于今日有两种人之界限，且专制政体，君主独裁，国民对于政府恶劣之感情，而携带种族之观念，集注于主权者之一身也。若制定宪法，主权者不过握最高之一机关，君主不负责任，而大臣负责任，务使主权者不立于与人民冲突之地位，如是则人民对于主权者，因迁就历史所挟来自然之情势，而完成一统一机关，每年定皇室费若干而已，复何有重轻之足云？如抛弃四千余年伟大之历史，四百二十万哩雄厚之版图，孤注一掷，赌生死存亡以争此行政上之一机关，是亦不可以已乎。吾故曰无一争之价值也。”或曰：“今固截然两种人也，日言混合，而界限愈严，此岂独主权者之一人乎？”曰：“患不实行立宪耳，如实行立宪，则撤驻防，赐姓易服色，全国人皆割发，满洲人既不享政治上之特权，而皆有同等之权利，谁复辨其为汉人为满人耶？其遗留种族上之痕迹而不可泯者仅主权者一人而已，吾固言主权者无一争之价值矣。是则今日之言种族，岂真有不得已者存耶？”或曰：“种族之见，人不能免。如以满洲人之主权者，迁就立宪，则国民固因时势之压迫而莫可如何，然对于国家终不免冷淡视之，以冷淡之国民，而欲昌大其国家，吾见其难也。”曰：“国民冷淡，而国不昌，此诚至论也。然以主权者为满洲人，遂对于国家而冷淡，是重视此主权者，而不解政治机关之组织也。夫重视主权者而不解政治机关之组织，是历史上专制国之观念。专制国君主万能，朕即国家，主权者负国家莫大之责任。而人民对于政治上之冲突，即对于主权者之冲突。故人民重视君主，为专制国民之影象也。如知立宪国政治机关之组织，则知君主自君主，国家自国家，主权者不过机关之一部耳，岂能以机关之一部，而置国家全部于不问耶？”或曰：“立宪国世袭元首，既由历史而来，是历史之势力，亦云大矣。人民对于历史之观念既厚，则人民对于元首之观念，不得而薄。安得谓人民对于元首之感情，而于国家无关系耶？”曰：“关系诚有之，至关系之深厚，则在一国改革之初。何也？”一国改革之初，人民对于世界之智识，多模糊而不正确。日本倾幕时，曰王政复古，曰尊王攘夷。国民之视线，皆集注君主之一方面。逮至今日，学识增进，政治上组织之见解，日益明确。吾敢断言之曰：今日日本之国民，非忠臣之国民，而爱国之国民也。其国人尚武，所谓大和民族者，岂因拥戴万世一系之皇室，而鼓铸此精神耶？虽然吾言至此，而慨然有所感矣。一国改革之初，国民智识，既不正确，则其思想界，全为历史所占据。而事实之发生，悉为历史之魔力所驱使而为之，此自然之情势也。日本开国之际，使不有幕府掌握大权天皇仅拥虚位之局，则国民谋改革，或亦发生变更君主之问题，有反对者则亦别为两党，立于不相容之地位。即无变更君主之问题发生，而亦无反对者，然无一种尊王之学说以驱之，则人民亦付之冷淡，决不能唤起全国人之精神为一致，仅向于政府之一方面，为积极之进行。而对于君主，不独不生冲突，且借以吸收全国人之心理若是也。然天特构一幕府掌握大权天皇仅拥虚位之局，以付之改革之初国民智识不正确之际，使之承受历史之势力，倾覆幕府，大政奉还，又使之乘此朝气，以建设立宪之政体，此中非有天幸耶？然以之观于吾国何如者，一姓既衰，则一姓取而代之，四千年历史如斯矣。谋改革者转旋于历史之势力中，必起而集矢于君主，其势已较日本为难，又况当开国时，人民当求政治上之改革，而适有满洲入关之历史，使种族复仇之说，足以囊括全国多数之国民，卷之而去，以立于政治改革之外乎，夫借排除异族之心理，唤起全国人之同感，急起直追，以变更一主权者，又乘此朝气，以建设一立宪之政体，则亦不得谓非吾国之天幸。然此天幸，在咸同间洪杨之成功，犹可言也，不可以语今日也。虽曰洪杨之目的，非由外患之逼迫而来，纵能成功，而立宪政体不可必得。然在今日言之，吾犹不敢绝对断其无有。要之洪杨既失败矣，事至今日，犹欲贪此天功，以为洪杨之续。设一旦亡国，将若之何？岂非天之特以祸吾国耶？语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顺逆之道，其几至微，在有识者善审之耳，日本顺天而存矣。吾辈处今日，其天事为如何？天者自然理势之谓也。吾国今日自然之理势，为无论汉人满人，无论君主人民，皆当承接世界文明之潮流，以规律的，合成意力，组织一最良之法制国，然后对于世界国际之竞争，立于优胜不败之地位，所谓应时而兴是也。如满人怀抱种族主义，以为立宪前途之障碍，其道为逆天，而汉人昧于时势，必欲言种族以至相持俱亡，又岂得谓之为顺天耶？天道难知，不顺则亡。吾不幸亡国，是天特构一七百年幕府之局以福日本，天又特构一三百年满人入关之局以祸中国也。天何能祸福人，人自祸福之。吾辈当善所处矣。
虽然日本之顺天，以顺为顺也；中国之顺天，以逆为顺也。以顺为顺，其事至易；以逆为顺，其事至难，何也？吾国列朝兴亡，既非如日本万世一系之皇室，而满洲入关，其制度又不能化除两种族之界限。且国民对于世界竞争之感觉，因极微弱，而军国社会主义不能骤尔发生。故处此专制政体之下，人民对于君主恶劣之感情，又与种族之观念相携并至。于是积极者专言种族，消极者又冷静视之。其轻置主权者之一问题，而单独为政治上之活动者，复有几人？中国地大，制治既难，而外患之迫，朝不及夕。以日本维新时国民之精神赴之，其存亡尚不可必，而况国民之现象如斯耶？此吾所以长太息也。犬养君论吾国立宪之难，吾党进行之苦，吾深韪其言。独自历史观之，谓中国较易于日本，则适与吾意相反，盖犬养君之所谓易，正吾之所谓难也。即尧舜时公其事于州牧明堂为议会之雏形，诚如犬养君所言，皆不过历史上之佳话耳。其他因历史之势力，以构成吾辈前途之困难者，岂有量耶？吾译述犬养君之演说而叙论及此，盖欲表吾党研究之结果，认立宪为必要，而即以此一商榷也。敢以质之犬养君，其不以为忤乎？
译述者王恺宪附识
（本篇选自《政论》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