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TWO

导读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最好的政体的研究不能仅是空谈，而应对那些实际存在的政体以及被人称颂的理想政体进行翔实认真的分析，列举出优点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得到关于最好政体的信息。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到目前为止，那些实际存在的政体，以及被人们理论上所称颂的政体，都有弊端。第二卷的主要任务因而就是对于各种现存的政体以及理论学说进行批判。在这种批判中，也就显示出了亚里士多德心中理想政体的基本形态。

第一个被批判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猛烈地抨击了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提出的那个最正义的城邦的基本原则。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为了建立最正义的城邦，几乎完全地废除了人类私欲的可能性，通过共产共妻，使得人们只能为了城邦的公共利益而活。因而对于柏拉图来说最好的城邦就是那种最整齐划一的城邦。这种整齐划一的城邦建立在城邦公民的人性单一的假定上。为了保证城邦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的德性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本质应该是多元化的，城邦的目的就应该是容纳不同种类不同本性的人组成一个以互惠为原则的共同体。正是因为城邦可以包容多元利益，所以城邦才成为优越于家庭、村落的最高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也就自然不会同意《理想国》中最好的城邦的严格的等级制了，为了保证互惠性，城邦的最高权力也应该是由平等的公民分享和轮流统治的。

废除私有制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即不管是妻儿的共有还是财产的共有，都只会导致大家对于公共利益的淡漠，因为越多的人共有一件事物，人们对这一事物的关心也就越少。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跟现代经济学家讲的公有地的悲剧有相似之处。但亚里士多德跟现代经济学家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公有制不利于人们德性的培养，公有制的问题在于以某种制度设计代替了人类自身发展德性、克制自己私欲的机会。这不符合城邦的目的。城邦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的德性的发展和实现，而不是相反。因而在财产问题的态度上，亚里士多德支持私人所有而公共分享，即对公共利益的保证并不是依靠一种制度设计，而是依靠着个人的慷慨的德性。

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批判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多元化的，与理性所要求的整齐划一和简单明了可能天然就存在着矛盾。一些本来出于良好意愿的制度设计在实际实施之后，反而会得到完全相反的负面结果，而这种结果在设计之时完全是无法预料到的。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观的根本所在。在批判希波达莫斯时，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希波达莫斯的三分法的划分表明他对于理性的追求已经达到偏执的程度，而亚里士多德接下来通过分析指出这种三分法在实际生活中则会导致无数的问题和麻烦。此外，希波达莫斯将政治与其他技艺混淆，认为政治像其他技艺一样需要不断的革新、完善自身。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生活必须建立在稳定基础上，法律需要被人们习惯性地服从，而习惯本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才有可能，不断的变革会破坏人们对于习惯的服从，从而根本上破坏城邦生活的稳定性。这种理性化的错误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费勒亚斯以为只要保证财产的平均分配，就能够保证城邦的稳定，但亚里士多德随后指出需要平均的并不是财产而是人类的欲望，正是因为人类欲望的复杂性，使得简简单单的财产平均分配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开始对实际存在的城邦进行分析，分别以克里特、斯巴达和迦太基为分析的对象。随后又谈到了梭伦的立法。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分析都暗含了同样的观点，即城邦原本的政制的最初宗旨往往会在漫长的实践中产生变化，导致一些不好的负面影响出现。如斯巴达人忽视了对妇女德性的培养，斯巴达、克里特的长老制可能会随着长老年龄的增大而产生弊端，迦太基原本贵族制的宗旨可能反而会鼓励人们沉溺于贪财享乐，梭伦设立的平民陪审法庭可能会沦为暴民政体。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政治的复杂性、城邦生活的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正是对这一点的清醒的认识，才决定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小心审慎，以及对于在将理性用于城邦规划中的节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