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契约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理论渊源

卢梭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使宣扬“理性、科学与进步”的启蒙思想和启蒙运动迅速波及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当时的法国封建等级森严，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相当富有和强大，但在政治上却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对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实行全面变革。而意识形态领域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宗教的“启蒙运动”为这场行将到来的政治大革命进行了思想准备。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

法国的启蒙运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一批伟大的著作，向人们提供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和教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卢梭和启蒙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起，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这位信奉古典智慧的政治哲人一路批判承继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言说，在古希腊城邦理念、古罗马共和国精神、古典自然法学说和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程度实现人之平等自由的理想政治方案。但卢梭与以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阵营存在重大分歧，对启蒙分子轻率的贬古颂今表现出极端的不屑。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都深信科学文明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会带来社会进步，他们把社会进步设想为连续上升的链条，高举科学的旗帜，以人类的理性权威批驳和取代情感表达和宗教权威。然而卢梭以古典哲学的眼光来处理启蒙时期的问题，他认为任何使人类偏移自然本性的权威都是恶的根源，人类一旦成为理性的奴隶，和受神权摆布同样可悲。在此意义上，德国哲学家卡西勒指出，卢梭是以分裂的形式属于启蒙阵营的。他认为卢梭移动了启蒙的重心，攻击了启蒙运动的前提——科学、理性和进步，使各种差异思想在批判辩论中丰厚饱满起来，欧洲社会也因此经“差异”和“批判”的涤荡，开始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界通常认为，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思想最深刻、最富现代精神的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更是认为，卢梭在回归古典的同时却又推进了现代性，在反启蒙时成就了“第一次现代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