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氏朝鲜到清代中国：朴齐家的影响
金正喜来自七世为官的缙绅世家，其名声之初起，亦皆因其两班门第。朝鲜英祖（1724—1776在位）的第二任妻子贞纯王后便是金正喜的直系亲属。金正喜养母的一位族人（金正喜的表兄弟）后来成了朝鲜高宗（后称光武帝）的祖父。1800年，金正喜15岁时与出身名门望族的闲山李氏缔结婚姻。同年，朝鲜正祖逝世，因新王年幼之故，先王之妻贞纯王后垂帘听政。金正喜的父亲受益于与贞纯王后的亲族关系，得以历升高阶。职是之故，金正喜于1809年得以成为陪同朝鲜朝贡使团造访北京的二十四名青年之一。1809年至1810年之间，他在中国留驻近六个月，而且很快引起了清朝学者的注意。
金正喜天赋异禀，自7岁起渐以书法闻名朝鲜。对经书的熟稔和书法上的天赋使他很快在清廷结交了诸多汉学文士，并得到了阮元与翁方纲的器重。嘉庆皇帝（1796—1820在位）在大学士朱珪（1731—1806）及其他朝臣的帮助下扳倒宠臣和珅（1750—1799）（见图2），正发生在这次1810年使团来访的十年之前。
图2 和珅（1750—1799）
18世纪90年代，和珅兼任军机大臣与大学士。他自1785年正式统领密记处，从认罪的高官手中收缴“议罪银”；另外，当时普遍的地方腐败阻断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和珅据说也曾非正式地担任这种腐败现象的监督者。
金正喜在北京结交的友人扩展了他的文艺与学术声誉，而许多人知晓其名则仅在他1840年遭流放之后。这其中有庄受祺（1810—1866,1839进士）、赵振祚（1835进士）、张穆（1805—1849）。前两者来自江苏常州，此地在18世纪后20年间正是抵抗和珅的中心；后者则对顾炎武（1613—1682）治国之学倍加倾慕。金正喜在一封寄往朝鲜的信中叙述说，乾隆皇帝早年是一位英明之君，但待至世纪之中的太平之世，本有可能媲美汉唐盛世的乾隆之治却进入了和珅时期，是为一大污点。
金正喜钦佩中国与朝鲜的治国之士，还于北学名士朴齐家（1750—1805）（见图3）门下膺受教导。金正喜还未任官职之时，坚持跟随朴齐家研治北学，并撰文批判程朱道学的僵滞严苛。他还寻访钻研朝鲜古代石碑，并尤以辨识考证“北汉山真兴王巡狩碑”而著名（真兴王为新罗中古时期国王，约540年至576年在位）。在赴京之前，金正喜于1809年通过了生员考试，位列甲等。
图3 朴齐家（1750—1805）
朴齐家并非像金正喜一样出身贵族，而是身为庶出之子，无缘两班地位；但在18世纪后期，他以经学研究而自著其名。朴齐家师从另一位北学名家朴趾源（1737—1805），后者曾于1780年来到中国，撰有《热河日记》，亦曾论述中国的文化、艺术与环境。朴齐家于1778和1790年两赴中国，返回朝鲜后，于1778年供职于奎章阁。（金正喜于1801年回国后也供职于奎章阁，该机构为朝鲜正祖[1776—1800在位]所设立，是朝鲜王朝的皇家图书馆）。
陈鳣（1753—1817）（见图4）出身江苏省海宁府，为1799年举人，但未通过1801年北京顺天府的会试。据其记述，1801年，他在北京南城的琉璃厂书肆偶遇时任朝鲜检书官的朴齐家。与陈鳣一样，朴齐家亦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当时正与同僚柳得恭（1748—1807）在琉璃厂寻览书籍。那一日，陈鳣的好友钱坫（1744—1806）也同去书肆。钱坫是嘉定人，为钱大昕（1728—1804）之侄，研习金石铭文，工篆书，与邓石如（1743? —1805）相颉颃。陈鳣、钱坫这两位中国士人与朴齐家、柳得恭这两位朝鲜官员趣味相投，一见如故，皆对新的考证训诂之学抱有兴致。
图4 陈鳣（1753—1817）
此四人碍于语言隔阂，以笔墨交流神会。而且，陈鳣不仅提到了朴齐家1801年之前所撰《贞蕤稿略》，而且加以校订，为之撰序，于1819年左右在中国刊刻。李德懋（1741—1793）与朴趾源皆激赏朴齐家之诗，先前都曾为其诗集撰序，序文也在此时被陈鳣收录。这两篇序文皆称朴齐家文章遒劲有力，因其师法古贤（“为文章如之何，论者曰必学古”）。陈鳣亦钦佩朴齐家，并与之兴趣相合。他自谓“从事于声音文字训诂，已历多年”，而“今阅检书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朴齐家的文章展现了他对考据之学的精通熟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考据之学席卷清代中国、江户日本和李氏朝鲜，成为经学界的前沿显学，文字、音韵与训诂之学广受推重，而陈鳣在序文中即称朴齐家“发明古学，贯通六艺”。朝鲜正祖于1792年组织了著名的“文字策问”，集中讨论“六书”问题，而朴齐家即是对策者之一。陈鳣还曾评价说，朴齐家的“考古证今”直追顾炎武，而后者当时正蜚声于朝鲜学林。在序文中，陈鳣称，刊印朴齐家的“考证之作”，将使人们“咸知崇实学尚风雅，无间于绝域遐陬”。
朴齐家在阐述其治国思想时叙说了朝鲜科举考试的困境，以及两班贵族社会地位的下降。同时，柳得恭亦曾强调政制与社会的“沿革”，而朴齐家则控诉称，两班贵族垄断科举，道德堕落，已经引发了朝鲜王朝之中一发不可收拾的朋党分裂局面——我们稍后会看到，这种局面后来恰恰使金正喜遭遇困厄。精英阶层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期望感到沮丧，而这也间接影响了当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两班贵族坐享朝廷薪俸，不勤于政务，而社会下层拒绝从事工商业（“上不及于仕宦，下不及工商”）。朴齐家等人针对此状况而倡导一种彻底的新型农业政制：以改善农民生活来吸引不务正业的文武举子安于农耕。在19世纪前期，中国唐代自给自足的屯田制在朝鲜被认为是值得模仿的。
有趣的是，朴齐家在其文集中回忆了常州官员洪亮吉（1746—1809）（见图5）并对他敬重有加（见于卷三“行状”与“传”部分）。他首先赞扬其“小学”功夫，同时评论说，洪亮吉长于骈文，并继承了《公羊传》的褒贬传统。这些评论表明，洪亮吉将“比事属词”的文学措辞传统与孔子编订《春秋》的历史褒贬传统结合了起来。最后，朴齐家描绘了洪亮吉在乾隆至嘉庆的几年之间（1796—1799）抗击政治腐败的努力。而我们前面也曾看到，金正喜也曾在后来论及和珅这位声势煊赫的乾隆宠臣。
图5 洪亮吉（1746—1809）
嘉庆前期，翰林学士洪亮吉是对抗和珅的干将之一。1799年，他以一封著名的奏书激刺时弊，触怒新皇，险获死罪。洪亮吉幼时从学于常州庄氏家族，亦娶庄氏女为妻。所以，在看待洪亮吉在嘉庆初年（1799年之前，乾隆仍然在世，仅是“退位”而已）参与反抗和珅势力时，需要考虑到常州是当时反抗和珅的中心。洪亮吉那封奏书写作之时，乾隆已经去世，和珅已被赐死，巨额腐败财产已被没收。当时，嘉庆皇帝的老师朱圭曾为庄存与（1719—1788）一部关于《春秋》的著作撰写了序文。朴齐家在1778年、尤其是1790年的北京之行中接触了当朝政治事件，并在返回朝鲜后进行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