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和”在儒学中的意义与地位

冯友兰自认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倒转是承接了中国古典思想“和”的学说。现在撇开冯友兰所谓“辩证法”意义，专就儒家思想考察“和”。

关于“和”，最著名的儒家论述大概出自《论语·学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此章既讲了“和”对“礼”的补救，亦讲了“礼”对“和”的节制，决非单纯主“和”，而是透出了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圆融与审慎。朱熹《论语集注》引前贤语，以为此章得礼乐之本。则此章所谓“和”，实指“乐”之用。儒家一贯礼乐并重。盖礼主分别，乐主和融，不可偏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离”，郑玄注曰：“析居不和也。”“礼”主分别，分别过甚则疏远不和，此时即需“乐”的补救。“礼之用，和为贵”的真意即以和融克服“礼”的分别疏远倾向。而反过来一味主“和”，则“乐胜则流”，“流”为“合行不敬”，概指上下失序，抹杀界限，即孔子所谓“近则不逊”之类。此时便需“礼”来节制这个越界的“和”。然则礼乐孰为本？礼为本，和为末。朱熹确然指出：

“有礼而不和，则尚是存得那本之体在。若只管和，则并本都忘了。”（《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如此看来，“和”只是对“礼”的补充，地位逊于“礼”。

儒家对“和”在实践上最全面的阐述当推《礼记》之《乐记》篇。“和”在儒家经典之中的首要意义是“乐”的功用。《乐记》篇对“乐”“和”的阐述即从自然与人性的本源一直贯穿到伦理与政治的意义。但即使在这篇赋予“和”最高地位的权威文献中，“乐”也始终附随于“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此篇中但凡说“和”，必并举“礼”“乐”。但凡“礼”“乐”并举，多说一端过重之危。实际上，“和”只是自然德性之一。天地之德既备，单举一端便是不准确的。王道法天地，不可只取“和”。“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

很明显，王道不能仅用“和”概括。王道不是无原则的亲善和平。它也包括了适宜的刑戮甚至战争：“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礼记·乐记》）这就是说，斗争与和睦一样是王道的组成部分。两者都是王道的运用，都不是根本。根本在于运用斗争还是和睦的合宜原则与适时判断，这就是“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