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没收了官僚资本，并采取措施积极消除外国在华特权势力。但是只是这两项还不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党和政府又进行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和采取的坚决措施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遭到严重摧残破坏的处于崩溃状态的经济烂摊子，如何使这个被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能够迅速恢复起来，是人民政府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人民政府分析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其中最严重的，是物价飞涨和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两大问题。

（一）物价飞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波动十分厉害。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全国各地区曾发生4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第一次是1949年4月，华北地区物价首先上涨，波及山东、苏北和华中。以华北地区批发物价为例，1948年12月为100,1949年3月为261,5月猛升为380。第二次是1949年7月，由于敌人封锁上海，加上严重的台风水灾，投机分子大肆活动，投机对象从金银、外币转到粮食、纱布上来。上海从6月27日起到7月30日，共波动33天，批发物价指数7月比6月上升了1倍半以上。第三次是1949年10月中至11月。10月中旬投机分子首先从上海、天津掀起一场物价大波动，波及华中、西北，延续时间达1个半月之久。投机对象由五金、化工原料等进口商品发展到纱布、粮食。到11月25日止，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比10月上旬上升2.26倍；同时，其他城市物价也上升了3倍～4倍。第四次是1950年2月。2月6日（春节前11天）国民党轰炸上海，电厂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工厂停工，纱布大减产，又值春节将至，投机分子乘机抢购，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据15个城市25种主要商品统计，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12月为100,1950年1月为126.2,2月为203.3,3月为226.3。又据统计，全国12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以1948年12月为100，则1949年1月为153,7月为1059,11月就上涨到5376。北京市物价指数1949年5月份和2月份相比，上涨了171%。1949年11月，上海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涨价20%～30%。上海1949年6月—1950年2月，批发物价上涨了约20倍。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是：

1．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投机倒把盛行引起的。早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由于发行法币过多，已经引起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困难，财政赤字大量增加，因而大量增发钞票进行弥补，结果进一步引起通货膨胀。1937年6月—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同时期物价指数上涨了85000多亿倍。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未停止。在一些大的城市中大宗交易多用黄金、银元，或以物易物（农村中则使用银元）。大批投机商人乘机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炒买炒卖黄金、美元和银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结果引起金银价格暴涨。金银价格暴涨又反过来带动了一般物价的上涨。

2．生产下降，交通阻塞，物资供应缺乏，也是造成物价飞涨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1949年工业产值较抗战前1936年下降了50%，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了30%。农业方面，1949年，粮食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20%左右，耕畜下降了16%，农具损坏了30%。水利破坏，连年受灾。1949年受灾面积为12000万亩，灾民4000万人。此外，生产停滞，交通运输遭到极大破坏，城乡物资交流滞塞等，也是造成物价飞涨的原因。

3．国家财政困难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解放初人民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也是全国财政状况最困难的一年，为了收拾接收下来的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人民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不得不增发货币，货币发行过多，自然对物价上涨产生影响。

（二）国家财政困难。新中国成立前，不仅金融物价十分混乱，国家财政也极度困难。引起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人民革命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仍占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1949年占一半左右）。另外，人民政府还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人员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这样，连同我们自己的军政人员大约有900多万人，这900多万人全部要由国家供养。此外，交通、工矿企业也需要重点恢复，众多失业人口亟待救济，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财政支出。这样，就使得国家财政开支巨大，而国家收入则由于国民党政府造成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状态，一时难以恢复，因而收入有限。这样，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国家财政只有相当小米303亿斤的收入，而财政支出却达570亿斤。在财政支出中有2/3的赤字不能不靠增发纸币来弥补。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生产恢复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物价上升的局面。

以上是人民政府在解放之初，所遇到的最主要的两大难题。

二、人民政府采取的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措施

针对以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尽一切可能用极大的力量来进行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以便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

恢复这样一种被破坏了的混乱的经济，必须首先打击投机势力，稳定市场物价。经过调查了解，物价剧烈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投机资本乘国家暂时困难，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追逐暴利的结果。如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家以“证券大楼”为指挥部，利用几千部电话和专设的对话电话和分布的各据点进行联系。一些银元贩子，也在到处造谣，结果在10天左右的时间，将银元价格哄抬了近2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上海从5月28日解放起，到6月9日，13天内，物价就上涨了2.7倍，黄金上涨了2.1倍。在北京，投机资本家在物价上涨中，利用国营粮食公司对私商每出售面粉一袋，可向公司购进小麦66斤的规定，大量套购国家的粮食。有个“粮老虎”在11月11日一天，由他的面粉厂抛售面粉678袋，这些面粉大部分又由他的联号买回，用这种办法套购了国家的大批小麦。他还用空头支票进行场外交易，指挥各联号相继提高面粉售价，并先后囤积了粮食50万斤，面粉438袋。结果使得面粉和粮食价格猛烈上涨。

物价剧烈上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混乱。所以，必须设法把物价稳定下来，物价不稳定，其他经济恢复工作根本无从谈起。

稳定物价，实质上是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投机资本家手中夺取市场的领导权问题。国家首先在城市中积极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积极建立和发展供销合作社，加强工农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以掌握工农业产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与此同时，着手建立市场管理制度，用行政措施和经济力量相配合，坚决打击投机势力。

人民政府对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活动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金融管理。在国民党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下，金银外币是市场物价波动的先驱。根据这种情况，首先迅速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金融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规定私营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监督和管理；在物价高涨和国营贸易公司集中抛售物资时期，银行相应地实行短期通货紧缩，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贷款投放；严禁买卖金银、收兑外汇以及对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等。此外，还大力吸收存款，吸引社会游资，缓和社会多余购买力和游资对物价的冲击。

人民政府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同时，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银元金钞投机的斗争，同时还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宣布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举办折实存款，挂牌收兑金银外币。在上海，为了稳定币制、物价，制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封闭了金银外币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并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恶分子200余人逮捕法办。在武汉抓获银元投机首要分子200余人。另外，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对一般私营银行钱庄，加强管理与监督；对专门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等非法信用机构则严格取缔。广州就取缔了地下钱庄87家，金银兑换店377家。

经过这些措施，基本上制止了金钞投机活动。私营银行钱庄业务也基本上纳入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

（二）控制主要商品，通过抛售商品打击投机活动，平稳物价。首先，对重要物资短缺容易引起投机的特点，成立专业性的经营紧俏商品的国营商业机构，如全国性的粮食、花纱布、煤炭、土产、油脂、猪鬃、蛋白等专业公司，通过这些公司来集中掌握大量的紧俏物资，加强国家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其次，迅速扩充国营和合作社的零售网和代销店，直接供应一些紧俏商品，如煤炭、食油、食糖等商品，并规定合理的零售价格。另外，由国营商业机构进行全国性的物资大配套，缓和物资供应紧张状况。此外，国营贸易部门还在适当时机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来打击投机势力，平抑物价。

国家加强主要工农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实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迅速聚集大量的物资力量。如粮食，通过征收公粮，国家掌握了大量余粮。此外，国营商业还控制了煤炭供应量的70%，棉纱的30%，棉布的50%，食盐的60%，这是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

在几次物价涨风中，国家均抓住时机，集中大量抛售物资，使物价下跌，给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以沉重打击，把涨风压下来。同时国营商业也在市场有利的情况下，把物资收购进来，这样利用市场吞吐政策，壮大国家经济力量，取得市场的领导权。

例如在1949年11月涨风中，从上海开始，先是工业原料、五金、化工产品价格上涨，接着棉纱、粮食价格猛涨，每天涨20%～30%，各大城市也跟着上涨，投机活动甚为猖獗。上海国营商业部门，从10月10日到11月10日一个月中，抛售棉纱2万件，棉布30万匹，粮食更多。11月7日一天抛售粮食911万斤，相当于平时交易量的10倍以上。但涨风仍未制止。于是，中央经过周密研究，全面布置各大城市调集主要物资一起行动，11月25日进行大量抛售，26日物价回落，囤积居奇者措手不及，受到严重打击，涨风被制止下来。

（三）加强市场管理。主要措施是：公布工商业登记办法，普遍登记，未经核准不准开业；严格管理市场交易，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资集中交易；运用行政力量管理市场价格，保护国营牌价不受私营破坏，成为市场领导价格；管理采购，把大量物资采购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取缔投机活动，对投机分子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少数反动的哄抬物价的资本家则给予打击，依法制裁，对正当私营工商业则加以保护。

事实证明，既有经济力量又加上行政管理力量（政治力量），不但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而且还巩固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引导私营工商业走上正当的道路。

人民政府为了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发展经济，除了采取以上积极措施打击投机势力稳定市场物价外，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活跃城乡经济、调整对外贸易、收购物资增加储备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等。

在活跃城乡经济方面，国营商业起了重大作用。从1950年到1952年3月，人民政府及中财委曾多次发出有关推销农副产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指示，各级政府还采取具体措施，认真贯彻。主要是：恢复旧的和开辟新的土特产商业渠道；恢复和建立新的集市和庙会；组织农民群众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等。国营、集体商业组织还相应地设立推销机构，划出资金对农村土特产品进行收购和推销。一般在专区以上设立专门的土产收购公司，设立货栈，县设立综合经营土产门市部；同时，还鼓励私商下乡开展购销活动，并从税收、运输、贷款等方面给以优惠，使他们在价格上有利可图。

为了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交通运输工作十分重要。党和人民政府除了使国家的铁路、交通部门进行有计划的运输以外，还发动群众组建土产运输公司、联营公司，发展交通网络，组织人力、畜力和各种车、船等交通工具运送土特产品。与此同时，还召开各地各级物资交流大会。参加交流的有国营、集体商业，还有私营商业和广大农民群众。1952年全国各地召开的物资交流会达到7738处次，成交额达16.38亿元，约占全国各级交流大会成交总额的1/2。

在对外贸易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对外贸易仍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对我国实行禁运、封锁、经济制裁，迫使我国对外贸易转向以与苏联、东欧国家为主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得到了发展。1950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1.6亿元（11.3亿美元）,1952年增长到64.6亿元（19.4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20.2亿元（5.5亿美元）增长到27.1亿元（8.2亿美元）。

收购物资，增加储备，是为了应急需要。人民政府为了打击投机资本，采取行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手段，一方面严禁黄金、银元和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取缔交易所大楼，惩办严重违法分子；另一方面把收购来的大批重要物资，适时地、集中地投入市场，从而很快地使市场物价平抑下来，并掌握了市场的领导权。在此以后，党和政府仍然继续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公私厂家收购诸如粮食、棉纱、煤炭、食用油等重要物资。特别是粮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中财委明确规定，一切应调出粮食的地区必须如数调出；一切要粮的地区不应多要，必须把应付市场的机动调拨权归于中财委。这样，实行统一调度，全国主要地区的粮食市场才能保持稳定。另外，在加强对粮食的收购、管理，统一调度的同时，国家还对棉花、棉布以及酒、烟、纸张等其他重要物资，也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这样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它保证了国家能储备起必要的物资以应付市场的需要。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稳定市场物价的根本措施。生产不恢复和发展，没有生产出足够的物资来供应市场，市场物价是不会稳定的。为了使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时处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仍挤出部分资金支援重点建设，如兴修农田水利和恢复交通运输事业等。这样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第二节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为了确保物价稳定，人民政府还实行了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使物资力量集中起来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各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分散管理的，这种管理方法适合当时的情况，但新中国成立后就不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和市场已经统一，资本主义经济还在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不再统一起来，仍然各地区分散管理，势必加剧市场无政府状态，便于资本家从中投机牟利，国家就不可能灵活地调动国家所掌握的现金和物资，不能保证对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

鉴于这种情况，人民政府于1950年3月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有三项：

（一）统一全国收支。重点是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不经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动用。这样就保证了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使国家的收入能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保证军事上的供给和进行经济恢复工作，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规定各地国营贸易机构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使国家掌握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原料和器材等，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统一调拨。这样可以调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1950年，中央贸易部还及时将大批粮食调往灾区和大城市，解决灾区和大城市人民缺粮的困难。国家手中掌握了粮、棉、布、煤、盐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为稳定市场物价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要稳定市场物价，必须对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进行控制。为此，中央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也由其统一管理。人民银行开展了大量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的工作。另外，国家银行还实行统一现金管理及转账制度，要求所有属于国有但是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而各单位之间的财务往来，则使用转账支票进行结算，以减少货币流通。这样，原来留存在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手中的巨额现金即迅速集中到国家银行手中，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从而减少了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并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市场货币流通量顿时大量减少，物价因而也降了下来，而银行存款额大量增加。银行存款额常在市场货币流通量的3倍以上。所以实行全国现金统一管理，对稳定当时的经济，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三种统一的同一结果是避免了财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这种效果对于扭转困难的财政经济局势起了重大作用。

另外，为了稳定金融物价，还必须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而平衡财政收支的关键，在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增收主要是整顿税收和发行公债两项重要措施。整顿税收的重点是城市，城市的税收整顿是废除苛捐杂税、平衡税负、核实税额、催缴税款等。经过以上整顿措施，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发行公债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也可以回笼社会上多余的货币。节支方面，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对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加以减缩，军政、公教人员的待遇严格控制。为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广大工作人员继续过着艰苦的供给制或低薪的生活；同时，机关和部队还要尽可能进行一些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仅西北地区的节支运动就使军费和行政费减少了20%左右。

由于实行了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还从1950年起又加强了征收工商业税和农业税的工作，发行了3亿元公债，同时大力节约开支，特别是节约国家机关经费的开支，因此，国家的财政收支很快就接近了平衡（并且经受了抗美援朝的考验）。到1951年，国家财政已有余额10.6亿元，1952年继续有余额7.7亿元。在国家财政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中，企业收入只占13.4%，而各项税收占75.1%，农业税占29.3%;1952年，企业收入所占比重增至31.2%，各项税收下降为53.2%，其中农业税更下降为14.7%。这说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表4—1、表4—2、表4—3，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和结构变化情况。

与此同时，国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资调运工作，在各大城市储备了大量的粮食、棉花和棉布等。由于现金管理和转账制度的实施，原来留在机关和国营企业中的现金和流通领域中的大批通货，源源流回国家银行，很快地缩减了货币流通量，从根本上扭转了通货膨胀的局面。所以从1950年3月开始，物价出现了下降趋势。1950年的批发物价指数，以3月份为100,4月下降为75,5月更下降为49。6月以后，政府又采取各种措施，使物价下降趋势停止下来。同年12月份物价回升到85.4。这样就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了。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结果建立起来国家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稳定市场物价，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刚刚建立，还有待于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