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结论

观察上文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可以发现，一国产业的聚集或者分散是由国际贸易成本和一国内部的运输成本共同决定的。不同于以往的新经济地理学结论，我们发现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不单纯受区位的影响，还受区域大小的影响。不同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一国产业的空间布局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当一国内部一体化程度较低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聚集于沿海地区，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现实很吻合。但是，我们也发现，当一个国家与海外市场联系较少，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时，内陆地区往往比沿海地区聚集更多的经济活动。正如Krugman和Elizondo（1996）所研究的，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的中部地区，但是却聚集了大量的经济活动与人口。同样地，Gallup等（1999）也发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经济活动很少聚集于沿海或者沿江区域。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在本文，我们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和一国内部一体化程度对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我们扩展了Krugman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构建了一个不对称的两国三区域模型。该模型更考虑了现实情况，首先考虑了中国沿海开放的影响，然后设想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影响。该模型所得结果比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更复杂，更符合现实情况。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当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时，经济活动逐渐向沿海地区聚集；当一个国家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时，经济活动向内陆地区聚集。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内陆地区成为开放的前沿阵地，并且内陆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较低，一些经济活动开始向内陆地区聚集，沿海地区转型发展，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发展较快，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

第二，我们利用2006—2012年279个地级行政单位的数据证明，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内陆地区的贸易开放度较低，与国外市场的联系较少，贸易成本较高。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有利于人力资本丰富、人口密集、与海外市场距离较近的区域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开放沿海，这符合当时的背景。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人口与经济活动逐渐向沿海地区聚集，拉大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内陆地区开放度不断提高，成为开放的前沿阵地，这就需要内陆地区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人才配套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聚集，加大力度鼓励创新。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规划首先更注重促进东部、中部、西部以及沿海和内地的联动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强调各个区域特别是大区域联动，如推动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承接，以推进产业梯度发展等。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注重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更加注重推进国内与国际的合作发展，以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拓展我们的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建设“一带一路”要不断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内一体化水平，降低国内运输成本，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战略大通道，加快国内各经济区的整合和联系，缓解西部内陆地区的区位和空间劣势，打破内陆地区不靠海的限制，加快我国内陆地区同沿海地区的联通，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扩大对外开放，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区域产业发展新布局。

第五，“一带一路”战略将构建新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根据劳动力成本和自然禀赋，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中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而中国的东部则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形成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构筑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