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的满蒙关系与清朝统治者天下观的演变

孙喆

数年前，戴逸教授在一次有关清史纂修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清朝政治得失问题，曾发表过这样一种看法：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时间，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一是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经济实力的利用，二是对蒙古各部军事力量的借助。在此基础上，清朝得以奠定空前辽阔的疆域和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对于戴逸教授的观点，本人深以为然，同时认为，蒙古各部不仅是满洲入主中原并维护统治的强大军事保障，而且其政治传统及治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对清朝统治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天下”和“中国”观念的形成。围绕满蒙关系与清朝统治者天下观这两者的关系做一些较为细致的探讨，亦是本人一直想努力尝试的工作。

学术界关于满蒙关系史的研究，开始较早且持续至今，从不同视角进行探讨而累积下来的成果丰厚，鉴于这一问题的庞大性和复杂性，本文在这里暂不做学术史梳理。而“天下”作为理解中国传统国家体系构成的核心概念，如何对它进行界定和阐释，也是自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后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热议的一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杨联陞教授从讨论中国世界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的世界秩序即天下常被描绘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他认为，从理论上说，这个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三个层级：中国是内部的、宏大的、高高在上的，而蛮夷是外部的、渺小的和低下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相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他着重指出，文化疆界和政治疆界无须一致。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秩序哲学导论》中也提出：“与西方语境中的‘帝国’（empire）概念不同，‘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与其说是帝国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他们都认为，与其说“天下”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体系、框架，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完美的理想。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兼具对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影响深远的几个关键特性：它是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最后阶段，也是传统天下体系转变为现代国家体制的时期，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奠定的重要时代。那么，清朝的“天下”体系是怎样的？作为“蛮夷”出身的满洲统治者的天下观又是如何？这也是许多清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其中，郭成康教授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中认为，随着清朝疆域的奠定，清朝统治者视野中的“天下”逐渐分成三重空间。他在文章中着重强调的是清朝统治者将第一重空间的民族（蒙古、藏、回）纳入“中国”版图的努力，以及划分的思想渊源，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型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而关于这三重空间形成的实践和理论，张永江教授在其《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李大龙教授的《转型与“臣民”（国民）塑造：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一文虽然重点在于解析清代中国的形成，未及天下观，但从内容中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支持清朝统治者还秉承天下体系的观点。他提出，虽然清朝的统治者经常将清和汉、唐、元等中国传统王朝相比，而后人亦多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延续，但和前代相比，清朝的“大一统”构建还是有很多不同以往的鲜明特点，突出表现就是已经具备了一些近代国家的特点，“中国”与“天下”基本实现了重合。张世明教授在《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中也认为，清朝皇帝往往以“天下共主”自居，自矜于所谓“万邦来朝”的景象，声称自己抚有天下而声教远播，但其实清朝对自己的实际统治所及具有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中国古代五服制所折射的理想主义早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现实主义所取代。中国国家观念在清入关后一直就悄然发生着近代化转型，但出现质变则缘于清代晚期西方文明的冲击。

本文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17—18世纪这个清代疆域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考察时间段，讨论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对中国传统“天下”概念的认知过程，尤其是满蒙关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