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生治学具有浓厚的“经世”情怀

中国古代史学的写作虽有“官史”与“私史”之分，却从来都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时常具有强烈的“资治”功能。因此，如何有效地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变革进程，如何把自身对历史的研判转化为国家建设的能量，同时又尽量保持不完全受政治风向支配的独立见解，从来都是史家安身立命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先生早年曲折的求学与教书经历一直与风云变幻的革命风潮相互激荡，面对着时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或回应或讨论或辨析或批判，当然有时也不免成为政治风暴的冲击对象，先生之治学路向的变化无不与时代的巨变息息相关。我们不妨把先生的治史风格视为传统“经世”精神在当代的一种延续和体现。

正因如此，先生读史研史的主旨始终不懈地回应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类重大现实问题。如果说，先生参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仍是寻求在主流意识形态形塑下有效地辨析中国近代变革的主导动力问题的话，那么，《论“清官”》一文则显示出先生不甘随波逐流地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束缚，不断探究历史真相的求实风格。

《论“清官”》发表于1964年，笔名“星宇”，其主要观点是，清官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力的代表，他反对豪强权贵追求法外权力，无限制地进行剥削。清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群众，减轻他们的苦难，缓和阶级矛盾，但他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先生自谦地说这些观点都是“老生常谈”，但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单线叙事里撕开了一条“异端”的口子。两年以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生与林甘泉等四人以“方求”为笔名撰文反驳，文中关于清官问题的论述采用了“星宇”的观点，“方求”的文章后来被“四人帮”认为是陆定一、周扬为抢夺“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而写，是对吴晗的假批判真包庇；《论“清官”》则是调和主义、折衷主义的“大毒草”。1967年4月，上海写作组以“康立”为笔名撰文点名批判“星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全国报刊广泛转载，以此为起点，各家媒体大批清官之文立刻呈铺天盖地之势蔓延开来。其主要论点是，清官更坏更反动，因为贪官进行残酷剥削，能引起人民的反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对人民反而有欺骗作用。如此荒唐的逻辑只有在那个年代里才能出现。

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冲突，事件平息后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先生选择中俄《尼布楚条约》作为课题，花费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做出详细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先生自述写作之时，始终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却努力保持冷静客观立场，探讨中俄东段边界的沿革。先生利用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包括谈判使臣戈洛文的详细日记，充当中俄谈判译员的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的日记，以及故宫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满文奏折等史料，详细展示了中俄使节谈判的具体情节，为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的中方代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先生六十岁以后的治学重点仍与国家变革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时又为改革开放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断忧思焦虑，并时时发出警告。20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先生以《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为题发表意见，一方面肯定了清廷在西部开发中实行屯垦、发展畜牧业和矿业的历史经验，以及设置和拓展驿站网络，加强贸易交流等举措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清朝开拓西部时无限制地把森林、牧地、湖泊开垦成农田，无补偿地开发导致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环境变得日益严酷，使人们难以栖息和生存。当今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呈愈演愈烈之势，而先生早在二十余年前即已通过清朝开发西部的教训发出警示，应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又如20世纪80年代先生就提出应建立“避暑山庄学”，对清代皇家园林的布局和风格进行整体研究。1988年，先生撰成《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文，较早从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角度探讨清代皇家园林的价值，《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亦列有《北京城市建设》专章，细致梳理京城“三山五园”兴建的历史脉络。经过三十多年的彷徨，北京市政府最近几年开始意识到，应该从古都整体保护的角度对皇家园林进行修复和整治，并逐渐开始付诸行动，这也算是对先生当年的建议做出的一个迟到却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