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卫兵造反

1966年5月，学校党委在党内传达“五七指示”，其中说：“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接着发布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25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要“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 “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等。这就引起了哲学系教师的极大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总觉得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知识分子又要遭殃了。思想改造运动后，每一次运动知识分子总是被批斗的对象，这次不仅不例外，而且更糟、更惨。这样，我们在前沙涧半农半读的老师就成了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某几个教师贴出了炮轰哲学系领导张腾霄、萧前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他们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当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曾展开小规模辩论。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不断升温，大字报愈贴愈多，“半读”便读不下去了，革命压倒了劳动，“半农”也坚持不下去了。学生和教师自发凑在一起，议论、揭发校系领导以及其他教师的问题。我根据自己历次参加运动的经验，认为揭发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乱扣帽子，不要无限上纲。同学们革命热情很高，要求回校闹革命，学校也不得不同意，这样我们就撤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红卫兵到处串连，张贴“造反有理”的标语，并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历来如此”的对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等宣扬血统论的标语。血统论像是头上的紧箍咒，像背上背的十字架。从我1950年参加土改起就不断被要求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每次向党交心，汇报思想，都要批判地主家庭。由于出身不好，总是低人一等，被看作改造对象。我有时会埋怨，会叹息，但出身是不能选择的，是个人无法决定和改变的。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对血统论大加赞赏，主张将其作为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加以推行。他们高喊“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神”，以致在行为上肆无忌惮。他们斗中学教师，剪女教师的辫子并将其剃成阴阳头，削女教师的高跟鞋等，甚至发展到把教师活活打死等。红卫兵由缺乏理智而到疯狂，再到残忍凶恶。人性的泯灭，兽性的发作，理智的丧失，是很可怕的。凶手不是天真的孩子，而是背后的教唆者。这种做法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红卫兵走上街头，在街上看见穿高跟鞋的女同志就把其鞋根削掉，见到长头发就剪，搞得人人自危。红卫兵到处抄家，烧教师的所谓“封、资、修”的书，抓“牛鬼蛇神”等。红卫兵由中学发展到大学，大学亦纷纷成立红卫兵战斗组织。8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其“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革命的对象就不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革命对象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而后两项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哲学系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召开师生大会，批判和斗垮三种人：一是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三是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人。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只要有人在会下喊一声“把某某揪出来”，就算被揪出来了，这样张腾霄、萧前、方华、苗力田、李秀林、石雷等以及任学生班级的辅导员和写过几篇文章的中青年教师都被揪出来了，在台前排成一大排，会后就要他们戴上高帽子，高帽子不够用，就找来字纸篓扣在头上，甚至将痰壶扣在头上，在校内开始游街，并高喊“斗倒、斗垮、斗臭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派，再踏上千万只脚，使它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压得教师们气都喘不过来。

在会议中间，我精神很紧张，怕被揪出来，因为我从1961年到1965年发表了11篇文章，虽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但只要有人喊一声“张立文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或有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我就会被揪出来。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被揪出来？第一，我原来辅导、教课的学生已毕业，同在校的学生接触很少；在前沙涧与一、二年级学生半农半读，只在劳动中有接触，我劳动很积极熟练，学生对我印象不错；“中国哲学史”课程一般是三年级第二学期和四年级第一学期才上，这时一、二年级学生没有上过“中国哲学史”的课，三、四年级学生上“中国哲学史”课时我到湖南湘潭县“四清”去了，所以他们不知道我的状况。第二，我在报刊上发文章到1964年6月为止，之后就没有在报刊上发文章，所以学生们不知道我写过什么文章，抓不住辫子。基于这些原因，我没有被揪出来。我当时认为我系被揪出来的所谓当权派、教师、辅导员都是对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好同志，故而在“游街”后我便去看望他们，并不把他们当作打倒的、批臭的革命对象。

此后，观点一致的同学、教师便纷纷成立战斗队，揭发校系领导、教师等的各种问题，有“枪杆子战斗队”“红旗战斗队”“揭老底战斗队”“千钧棒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等，无奇不有，甚至一个人也自称“战斗队”，并以“战斗队”的名义写大字报。我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只是去看大字报，学校里所有的墙壁都贴满了，学校就在“文化广场”（文化广场是“文化大革命”中全校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地方）和操场搭了一排排席棚，把大字报贴在席棚上，“文化广场”一时成了人民大学最热闹、辩论最激烈的地方，也是信息最灵通的地方。北京市及外地来京的学生都来看大字报，于是经常是人山人海，配上高音喇叭，高喊“打倒当权派”“批臭反动学术权威”等口号，把斗争的气氛推向高潮。在这种气氛的鼓噪下，很多人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理智，跟着鼓噪。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这时，红卫兵组织已由北京中学发展到全国。他们对揪出来的所谓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有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人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实行斗争、抄家，对“封、资、修”的书实行烧毁，我和我们教研室的教师都担心在扫“四旧”中把我们的古籍书、线装书拿去烧掉，好在没有被烧。张腾霄曾对我说，红卫兵去抄他的家，看到他从内部购来的《金瓶梅》，当场一面批判他看这种淫乱书，是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坐在他家看了起来！当时党中央号召全国闹革命，红卫兵就在全国串连闹革命，这样大学生也去“大串连”，后来教师也出去串连，其实就是出去走一走，看看大字报，也有玩的性质。我们年轻教师也去串连了。1966年冬，我与孙长江、葛荣晋三人一起由北京到南方去串连。当时串连坐火车不用买票，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三免费。每个地方都有接待站，是为串连的学生提供食宿的。住宿一般住学校教室，地上铺稻草和席子，我们和衣而睡，串连人太多，被子太少，有病的同学才可借到一床棉被。反正串连的同学、教师住一晚就走，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待两天，也不会到原来的地方过夜，而到就近的学校去住宿。串连最难就是坐火车，人太多，火车一来，大家往上挤，挤不进去就爬窗户进车，有时爬窗户都不行，因人多，被堵住了，火车座位底下都躺着人，上面行李架上也坐着人，座椅背上也坐着人，厕所站满了人，人满得要爆炸了。见缝插针，恐怕连针也插不下了。有一次，我们三人过铁道到一列要开的车那里去，需要钻过好几列火车，我们就从车底下爬过去。孙和葛先爬过去，我爬时，车开了，他们赶快把我拉出来，避免了一起事故。由于坐火车实在太难，到处人满为患，我们串连了几个城市，如武汉、柳州、桂林等就回京了。后来串连的同学和教师都回学校了，谈起坐火车难，他们就批评我们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去了错误的地方，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必然犯极大的错误。他们说选择西去和北去的路线，人就较少，坐火车相对容易，且不挤，但后悔也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