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生就在于奋进，生命就在于创造，只要认定了目标，就要不断地追求，以达真、善、美的境界。”这是我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后对访问者说的话。它既是我学术生命的深切体验，也是我生命学术的矢志追求，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的紧张和融突构成了我这一生学术生涯的风风雨雨。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限的体质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学术，艰也！难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的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度越不了时代和环境的“地”的生存世界，也度越不出性命和机运的“人”的意义世界，以顺应自然而然的“道”的可能世界。基于此，我把自己的生命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以前为学术的生命，之后为生命的学术。有生命的存在与开拓，才有学术的追求与发展。生命是学术的体能和智能的支撑，学术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时代和环境，只能有学术生命，而不可能有生命学术，假如有，也只能处于“潜龙勿用”状态，以保生命的生存，而罔顾学术。学术和生命相兼并得，是“文化大革命”后所开出的新局面。

依照我的理解和体会，学术生命是以生命投入学术，以求生和求学为宗旨，在求生存中求学术。在那“考零分为光荣”、“斗大字不识一箩筐”为荣耀的“打倒学术权威”的社会氛围中，学术被视为反动，被视为“白专道路”，被误读为是与要灭掉的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但我却把生命投入学术，尤其是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而不是“理工科还是要办的”学科，故而被人视为“傻子”“书呆子”。然而，我无怨无悔，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不管学术生命道路上陷阱遍布，荆棘丛生，我认定了目标，坚持走下去。

求学术的最好途径、最优选择是考大学，这是我学术生命的最初目标。学术生命支撑着我度过“红薯当粮草，火炉当被袄，竹篾当灯草”的“三同”岁月，挺过镇反运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批斗时日，度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愈多愈反动”的“革命”春秋。历经种种磨难，庆幸生命的实存，庆幸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起始了学术生命。

学术生命既已起始，就不能中途而废，而只能不断追求。因此，我放弃了结束“牛郎织女”生活的祈望，抛开了一跃龙门而成为领导阶级的荣耀，只想过艰苦的、平淡的、宁静的、无利的、无出息的（当时是这样看的）学术生活，以能延续学术生命。在当时确有点“生命诚贵，亲情价高，为了学术，皆可抛弃”的意味。正由于有这么一点精神，所以在“三同”之余，耕耘之后，运动之间，批斗之暇，也还捧书沉潜，自我切磋，偶思所得，喜不自禁。读书给人以知识的海洋、智慧的启迪、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培育、思维的锻炼、观念的构成，并给人以烦恼的缓解、孤独的消除、痛苦的减少、精神的安抚，因此，读书求学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学术生命是我自己交往活动的主旨。

“文化大革命”后，我的学思历程发生了显著变化，学术生命的开展与生命学术的追求交相贯通。如果说学术生命是把生命投入学术，生命在学术的交流、涵泳中流逝，那么生命学术的主旨则是以生命转生学术，转生智慧，生命在学术的交流、涵泳中获得深刻的体验，换言之，即转生命为智慧。

生命是我们活着的实存主体与生俱来的。荀子认为，生命现象不仅人具有，而且草木、禽兽也具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贵的价值就在于人有知、情、义的生命现象以及道德。生命可以与生俱来，但智慧不能。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无论出身如何，贫贱抑或富贵，智慧都是一张白纸，任何人均得从零开始学习，在白纸上涂鸦。这就是说，天老爷一视同仁，人人平等，把每个人放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任何优待和偏爱，每个人必须依靠自己在竞赛场上的拼搏去获得成绩和智慧。

转生命为智慧，就是在这个竞赛场上，生命在体验、反思、探索、总结学术生命中，在学术生命走近生活、走近社会、走近现实中，在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中，以及由此五大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中，以全球的视野、人类的意识来观照学术生命，以实现转生命为智慧。

智慧之智，见于甲骨文，《说文》:“智，识词也。”慧不见于甲骨文，《说文》:“慧，儇也。”徐锴《系传》:“儇，敏也。”“智慧”两字均有聪明的意思。墨子主张尚贤使能，以治理国家，“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孟子与公孙丑辩论，讲到周文王依靠其小国而建立丰功伟业，是困难的。齐国有句俗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现在乘势推行王政，与周文王相比，就容易多了。智慧指聪明、才智。“智慧”又作“智惠”，荀子认为，天子势位至尊，应该是“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佛教传入中国后，智慧为梵语般若的意译。《大智度论》卷四三载：“般若者，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穷尽到边。”是指了悟迷惑、证实真理的识力。西方把爱智慧理解为哲学，它是对希腊文philosophia的翻译。简言之，智慧既指人体认、辨析、判断的才智和与时偕行的创新发明的智能，也指度越形相、无形相和超名言之域的理智了悟。

如何由学术生命向生命学术转生？如何能转生命为智慧？如何由体认才智到理智了悟的超拔？如何把超名言之域的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如此，就不能仅停留在显性现象的层面，如身的求生活动，心的求学活动，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求知活动和审美经验的求情活动，这些都是在探索学术生命的“是什么”之域。生命学术是变“是什么”为“为什么”的求索，即变“所当然”为“所以然”的探求。“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所以阴阳者，道也”。所以，道体的追求是德性的观念层面，它具有制约、影响显性现象价值导向的意义。但隐性观念是在对显性现象的体悟中了悟的，是“为什么”对“是什么”之深层奥秘的觉解，是对“打破砂锅问到底”之“底”的觉悟，即是一种度越形相与无形相、度越名言之域的理智了悟和觉解。

转生命为智慧，关键在智慧。智慧所关注的是点燃与时偕行的发明创新智能的火花，提出化解当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系统理念，构建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如果说我的《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李退溪思想研究》《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戴震》等，是代古人发言，画古人思想之画，再现古人精神之风采，那么就需要遵循求真、求善的原则，而不能借古人思想之题，任意发挥而太离谱。只能依据其本人的著作文本、相关的记载之真，描述其思想形象，阐发其心灵气质，诠释其理想精神，整合其精、气、形而成研究对象的完善本真。虽后人、今人与古人存有时空的差距，以及后人、今人在与时偕行的不同人文语境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前见”“前识”，而不可能完全再现古人的本真和其思想的本义，但对实存主体的研究者来说，在其理念层面应力求贴近研究对象的精、气、形，尽量缩短由时空差所造成的隔界。它要求研究者有一种诚实的态度和真诚的诠释。在这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我注六经”的关系。

那么，如何转生命为智慧？简言之，就是建构独具个性化的、生命智慧的、智能创新的理论思维体系。我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就是度越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探索；《和合学概论》《和合与东亚意识》《和合哲学论》，是在上述“三论”基础上的提升，是在重建伦理价值、安顿价值理想、营造精神家园、落实终极关切的根基上，进入和合生生道体的天人和乐的美的境界。这个天人和乐的和合世界，在终极追求上是与儒家的大同世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基督教的天国世界、伊斯兰教的天堂世界相贯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学术已度越了学术生命的精、气、形的“我注六经”的学术进境，而跃于和合生生道体的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理论思维体系的途中。这里，我与“六经”的关系已转变为“六经”为我所用，“六经”是说明以及论证我的观点、理念的资源和活水，这就把超名言之域的不可能性转变成了可能性。

转生命为智慧，是转学术生命的照猫画虎式的“照着讲”、“声一无听”式的“跟着讲”、秉承衣钵式的“接着讲”，为生命学术的独具匠心式的“自己讲”“讲自己”。“自己讲”“讲自己”是古希腊哲学“认识自己”的逻辑延伸。“认识自己”要求直面生命的本来面目，“讲述自己”要求直面“话题本身”或生命学术本身，“讲述自己”是对“话题本身”或生命学术本身的体贴、发明和创新。传说苏格拉底为了证实神谕“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到处找有知识的政治家、诗人甚至工匠谈话，以求证自己是否比他人更聪明、更智慧，从而证明神谕是驳不倒的。他反躬自问，觉得自己其实毫无所知，“自知自己无知”正是他的聪明所在。柏拉图说：“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苏格拉底要求人人都“自知自己无知”，而要人“认识自己”。“自己讲”“讲自己”，正是由于自知自己无知，不会“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才要求知自己哲学的无知，从而激起强烈地求知自己民族之哲学的动力，获得自己知自己哲学之知，讲自己哲学之讲。

如果说苏格拉底教人要“认识自己”，就是说要人认识“真正的我”，那么我们“自己讲”“讲自己”就是要认识中华民族真正自己哲学之我，把自己从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主义的注脚中解放出来，从削足适履地肢解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以合西洋哲学之谓哲学之履中超拔出来，从那种分门别类的按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教条式的重新组装的固定框架中跨越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有中华民族真正自己哲学之我，才能“自己讲”“讲自己”哲学之真，才能建构真正适应中华民族与时偕行所需要的哲学智慧，以及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智慧之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转生命为智慧，使生命学术变为现实。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人生在世，生命如流星，一闪而逝，若能闪出一丝光芒，就有所价值了。事实上，数以千万计的流星默默无闻地、无显光芒地消失在宇宙中，又有谁看得见！谁知道！如果说人生是一种担当、责任和使命，那么就应该忧中华民族文化处弱势之忧，忧未真知中华民族自己哲学之忧，忧不能讲中华民族自己哲学之忧，忧思难忘！人生虽“慨当以慷”，但若没有孟子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魄和精神，那么就没有这种担当的能力和智慧。既然如此，还是回头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在这里，只是一种“淡泊以明志”而已。

张立文序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200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