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的重大经济结构失衡及其纠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作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来部署，一方面说明我国在新常态的政策框架下，已经形成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和行动序列；另一方面也表明，面对经济缓中趋稳和不断分化的趋势，目前资本的脱实向虚倾向令实体经济发展的挑战加大，结构纠偏的任务重大和艰巨。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央适时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要求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是党中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必然会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新一轮发展起到较好的引导作用。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对全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作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和长三角地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提出的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和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战略方针，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动能的转换也具有较强的指引作用。
一、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
2012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均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此外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用电量、货运量等指标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增速均出现明显下降，CPI、PPI数据也都接近通缩的边缘。这些都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动力在衰减，经济增长潜力在下降。
与导致2008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因素有所不同，2012年之后长三角地区经济下行是在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稳、没有出现明显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发生的。2015年美国经济稳步增长，增速达到2.4%，产能利用率维持在80%左右；欧洲经济出现复苏态势，2014年3月以来欧元区信心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日本经济回到正增长区间，2012年、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均超过1.0%；虽然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的增长不令人满意，但印度2014年GDP增长达到7.4 %并超过同期中国7.3 %的增长率，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状况并未对中国经济运行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复苏的情况下，现阶段长三角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内外部双重原因，但主导性因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我国经济的内部矛盾，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的原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
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常态阶段，结构调整是最核心的内容、最关键的环节。从长三角地区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区域发展面临加工贸易加快退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结构调整也是区域发展迈向现代化新时期的必然过程。未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人们对发展的新要求及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和贸易环境的变化，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必须以新的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发展方式、以新的结构关系替代现有的结构关系，而这种转变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是涉及所有领域的变革，而在此过程中要面临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产品升级换代的挑战。针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通过市场约束引导资源配置，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增强产品竞争力，这是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适应性的根本途径。结构调整是否到位，一方面表明前期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是否得以消化，另一方面也决定着速度换挡能否顺利实现，这一举措必然会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奠基作用。
长三角地区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此外，必须深刻认识到结构性矛盾是长时期积累的结果，即使是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结构调整也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作为我国最为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巨大，经济运行惯性很大，结构调整也更加困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二、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
（一）重大经济结构失衡及其主要表现
长三角地区经济运行面临经济增速下降、产能过剩、债务高筑和房价疯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重大结构性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供应体系质量不高，影响供求平衡，实体经济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资本开始脱实入虚，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或者在资本市场自我循环，追求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进一步形成资产泡沫，随着泡沫愈来愈大，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最终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1．实体经济的供求结构失衡表现
在开放条件下，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际经验也表明上述三者只有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才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长期以来，在政策倾斜、区位优势等带来的有利条件下，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长三角地区在投资拉动和强劲出口双重推动下经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带来的全球需求疲软的影响下，长三角地区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2015年下降为36.51%，尽管这一比例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比仍然较高，但与2005年的58.63%相比下降了22.1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出口拉动增长效应的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呈现下降趋势，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下降的情况下，需求也就成为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供需结构的失衡，特别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动力下降，难以满足国内外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供给侧质量不高，也表现为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长期创造无效供给带来的产能过剩。尽管长三角地区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足。过去国内的供给体系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现阶段大多数产品供给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致使消费需求外流，无法有效转化为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此外，从供给企业质量上看，现阶段长三角地区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整体中占比还不够，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靠以低端加工制造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拉动区域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
从表象看，长三角地区宏观经济运行似乎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供给侧质量不高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进而产生需求受到压抑和外溢的情况。这些情况表明，供给侧质量不高已经影响到经济转型升级，阻碍了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凝聚。
2．虚实经济的结构失衡表现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稳增长”的主要难题，虚实经济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与“虚拟经济太虚”：实体经济不实即产能过剩、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虚拟经济太虚即利率高、汇率高、房价高、债务高。
“实体经济不实”主要表现为：一是现在很多企业不愿做实业或者比较浮躁，更愿意进入泡沫经济领域获取短期高利润；二是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但国内很多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却要依靠大量的进口；三是产业创新能力差，许多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是顶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帽子”，做的却是传统产业的活；四是产业生产率低、附加值低，因为无法覆盖不断上涨的生产要素成本，很多实体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
“虚拟经济太虚”，主要表现为“四个高”：一是真实利率高。我国不断上升的利率水平脱离了实体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成为普遍的问题。二是汇率高。人民币汇率的高估和持续大幅度攀升，直接导致出口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倒闭，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长三角地区的冲击也更加明显。三是资产价格高。过去是以房地产为主体的资产价格不断地拉高M2（反映现实和潜在购买力的重要指标）水平和利率水平，不仅抑制了民众消费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而且是制造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是股票资产价格高估，既定的社会融资总量被过度地吸收到交易有限的市场中，引起新的经济泡沫和市场风险。四是债务率高。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呈现为“堰塞湖”，其严重性不是体现在债务规模和水平上，而是表现在债务结构上，负债的资产构成中很多是回报率倒挂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负债的抵押物主要是价格虚高的土地资产，极有可能诱发局部金融危机。
（二）重大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和后果
1．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供给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不清晰的市场信号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一部分企业不积极主动转型而坐等政府救助，还有部分企业面对盈利空间收窄，不积极推进产品创新而只希望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努力；低廉商品大量充斥市场，对国内精品制造产生了较大冲击；资产价格泡沫的非理性膨胀，导致社会投资投机风气盛行，不利于创业氛围的培育和形成。
资产短缺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一般来说，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资本的实物产出能力很强，但金融资产的创造能力却严重不足。这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供给短缺，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稀少，投资者投资渠道单一，结果导致有限的优质金融资产被过多的货币所追逐，从而形成严重的资产泡沫和过大的金融风险。严重的经济泡沫必然诱使或者迫使企业轻视或放弃实业活动，从而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天敌。进入21世纪之后，全面的资产短缺伴随的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
2．经济结构失衡的后果
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由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主导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转向国外，这又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工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外迁，于是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效率都难以提升，出现了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已经引起了许多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后果。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近年来在房地产和金融业等虚拟经济部门的冲击下，其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逐步减弱，进而带来长三角地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其中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不仅降低了民众的消费能力，还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拉高利率水平拉高了制造业发展的成本，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实体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在各种虚拟经济的打压下，很多实体企业由于无法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而选择退出市场，或倒闭破产。近些年来，虚实经济之间的失衡现象愈演愈烈，如果这种脱实入虚的失衡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会导致我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
三、重大经济结构失衡的纠偏
（一）回归均衡才能有发展的新动力
根据上文的分析，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需求已越来越高端化，然而大多数供给却仍然停留在低端层次，导致了当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只有对结构性失衡进行纠偏，使经济发展回归均衡，才能促进新增长动力的形成。
1．回归均衡要求从要素供求到产品供求的合理匹配
从要素供求来看，一是低端劳动力和高端劳动力应有合理配比，发挥两者间的强互补性。然而，由于一些人为和体制性因素，导致劳动力自由流动存在障碍，从而加大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摩擦，不利于解决当前许多大城市面临的“用工荒”问题。二是大企业与小企业融资竞争应回归公平，以激发市场活力。这里所说的融资公平，强调的是融资渠道获取机会的公平。长期以来，大量中小企业始终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而且也有利于当前的经济增长实现阶段性企稳。从产品供求来看，无效和低端的供给过多，而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给不足，从而造成了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与高端化产品需求难以满足并存的局面。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供求结构回归均衡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回归均衡也要求虚拟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来源。如果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了，就必须使它回归原有的功能，股市、汇市、楼市均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尤其是楼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现在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迅速膨胀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抑制，恢复房子原本的居住功能，抑制投机炒作。需要指出的是，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并不是说不要发展虚拟经济或虚拟经济不重要，而是要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协调。实践证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能够激发强大的经济动力。比如，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经济转轨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合理利用，将极大地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推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
（二）供求结构失衡的纠偏
纠偏供求结构失衡，关键抓手还在于，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纠正生产与需求的错配，破解“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局。
1．针对供给过剩，积极主动去产能
首先，要坚决淘汰一批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辅之以政府的适当调控管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把存在落后产能的企业淘汰出市场舞台，留下先进的企业，最终实现市场产品供求的基本平衡。同时，政府应重点建立和完善针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保障机制和强制退出机制，推动僵尸企业实现“腾笼换鸟”，腾出土地空间和环境容量，促使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工艺装备更新提档，推动产能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市场活力与竞争力。其次，开发国内需求市场，消化一批过剩产能。在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下，扩大内需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开放的方式进行，如可以大量地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生产，并在本国和全球其他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市场就成为全球“纵向专业化分工”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种是用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的支持下，在国内各地区完成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增殖过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倘若这些地区的市场需求能够加以开发和利用，那么它将以其巨大的消化能力成为化解过剩产能潜在的有效途径。再次，推进产能过剩行业调整，争取整合一批产能。既要制定有利于行业兼并重组的财税、金融、土地政策，以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大对兼并重组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加大对技术改造环节的支持力度，同时也要兼顾资源、市场、物流等要素，鼓励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引导和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从而优化行业内企业的产业组织结构，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力。鼓励行业内的优势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以合作、合资、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完成行业的兼并重组，并有效整合内部资源，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完善产业链建设，避免产业链的重复建设，从而有效地整合和压缩过剩产能。最后，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转移一批过剩产能。一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环境承载能力也较强，在符合中西部地区环保、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应适时适当地鼓励、支持和引导过剩产能行业和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能。二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产能过剩行业中拥有相对优势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与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互利合作，通过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等方式转移一批产能。
2．针对供给不足，多策并举补短板
从当前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要素短板。其中特别是补齐人力资本的要素短板，大力培养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职业训练水平很高的产业工人队伍，挖掘人口的“质量红利”。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在其后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的增长事实也客观地验证了该观点。特别是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人力资本表现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可观的增值空间。二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质量短板。实际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完善，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产品质量的高低是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也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广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增加高质量、高水平产品的有效供给，重建老百姓对国货的信心，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三是适应经济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制度短板。所谓制度，本质上讲是一种规则，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秩序环境。可以说，制度“软短板”在一定程度上比“硬短板”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更大。完善制度供给，补齐制度短板，也是当前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保护产权，也要努力消除执法监管中存在的差异性监管、监管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纠偏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挤压，部分企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但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有利于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市场行为进行组织调整，从而优化供给结构，化解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反过来，实体经济通过技术和产业创新，也有利于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活跃和繁荣，从而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优质资产。从根本上讲，发展虚拟经济与发展实体经济并不矛盾，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因此，纠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性举措，是平抑资产价格膨胀，努力振兴实体经济，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
1．在虚拟经济领域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
一般来说，金融业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脱离开其服务对象自娱自乐、自我服务。但是，如果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金融就必须回归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定位，而这个回归过程，就是“去杠杆化”。因此，在当前我国杠杆率过高的现实背景下，金融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这也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其中，尤其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实体企业的高杠杆率，这与我国的融资结构基本上以间接融资为主有着密切联系。所谓间接融资，是指借贷者以间接的方式（如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从金融市场上借贷资金的行为。尽管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有利于降低融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但由于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加入金融机构作为中介，隔断了资金供求双方的直接联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经营状况的关注和筹资者在资金使用方面的压力和约束。如果企业过度地依赖间接融资，那么在经济下行阶段，无疑会增加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我国目前的大部分企业基本上都是通过信贷资金进行融资的，这也是造成当前存在大量僵尸国企的首要因素，因此，当前必须着力进行投融资方式的改革，强化预算约束，使企业在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同时，也要着重控制M2的过快增长，减少金融机构之间的大宗交易，防止金融上层建筑脱离开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畸形膨胀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空心化。
2．在实体经济领域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应当看到，让实体经济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让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获得超额经济回报，是社会能够拥有更多优质金融资产的基础。其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熊彼特曾指出，创新作为一种“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他将其概括为生产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新技术或新工艺，开拓新市场，获得一种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以及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或管理方法这五种活动形式。实际上，实体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变化的互动机制实现的。这一互动机制可以描述为产业结构的某些特征诱发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促使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集成效应→提高产业创新效益并诱发新一轮创新。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创新能力的形成有赖于如下因素：一是良好的知识环境，全民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态度和热爱创新的社会氛围；二是较强的基础条件，特别是以完善的科教体系（包括中小学基础教育、大学高等教育以及科研院所等）、企业为支撑的产学研创新平台；三是有效的制度支持，包括合理的项目评估和资金支持体系、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科技创业的社会融资系统和明智有效的产业政策等。因此，在实体经济领域，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基础，以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作为重要抓手，以商业模式创新作为支撑载体，推动科技、管理、市场及商业模式有机结合的创新体系建设。这样一来，实体经济就能够重新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为虚拟经济提供更多可能选择的优质资产，从而平抑由资产短缺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问题，有利于纠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