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文集 卷二（上）

南窗谈往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自序

有一个时期，曾经时兴过一个新名词，叫作“玩”。什么“玩电影”、“玩文学”、“玩艺术”以及“玩深沉”之类。有人还特别申明，这里的“玩”，并非如上海人之所谓“白相”，乃是“特指写作时的一种状态，一种排除任何功利、一切杂念，调动起自己全部智力潜能的创作状态”。隔行如隔山，我不搞文艺这一行，弄不懂如此颇有点神圣味道的“创作状态”，为什么偏要用“玩”字来表达。也许“玩文学”之类的说法，很能传神地反映出某些人“才气横溢”的潇洒之态吧！

因为职业的关系，自己有时也不免写一点东西。不过我可没有那么潇洒。每当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不要说从来不曾有过“一不留神”就写出一部鸿篇巨制的情形，就是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也常常要冥思苦想，搜索枯肠，才能勉强完卷。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根据自己治学的经验，我倒是宁肯相信马克思的这个比喻的。当然，除了一些想象性的描述以外，谁也不清楚地狱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那里总不会像“娱乐城”“康乐中心”一类地方好玩，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学术研究，是需要付出全部精力，或者用一句也是时髦的话来说，是要求全身心地投入，才能有所收获的。为了强调这一点，马克思引了但丁《神曲》中的两句诗：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确实，假如成天慨叹“何必活得太累”，恐怕很难与学术有缘。

我之深感治学之难，除了学术本身的严格要求以外，还有我个人的一点特殊情况。我在《太平天国社会风情》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曾说过，1985年以后，“我的工作却有了变动，上班时间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处理各式各样的杂务，历史研究变成了 ‘业余的业余’的爱好”。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改变。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全副精力”，于是，我只有在精疲力竭地下班之后，在晚上或节假日，才有可能坐在我家南窗下的那张小小的书桌前，去读书，去写作，回到我那深深眷恋而永不能忘情的史学天地中去。这种状况，离前面所说的“全身心地投入”自然是差之千里，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就学术而言，我至多是一个业余的史学工作者或史学爱好者。

这些年来，我所写的一些书和文章，包括收入本书的这些已经发表和未曾发表过的短文，大抵就是在上面所说的环境和条件下完成的。人们常常偏爱自己的文章，这也不难理解，敝帚尚且自珍，何况自己心血的结晶？我对自己文章特别珍惜之处，倒不是自以为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或惊人的创见，主要还是对文章写作甘苦的一种忆念。

因为这些短文都是写在南窗之下，内容又大体谈的是既往的历史，或与历史等学术有点关系的东西，所以书名就叫《南窗谈往》。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里有这样两句：“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是描写他归隐之后的简朴恬静生活的。不管以“南窗”作为书名，是偶合还是借用，我倒确实也有一点“归去来兮”的迫切心情。不过，我不是想附庸风雅，自然更不是要逃避现实，只是想早些摘掉“业余”的帽子，回归到历史学界的队伍里，重新成为一个专业的史学工作者。

末了，还有一点说明。收入本书的《“厌讼”心理的历史根源》，是我同赵晓华同志合写的；《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是我同康沛竹同志合写的；《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一文，本是《光明日报》马宝珠女士对我的访谈记，我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在收入本书的时候，我都事先征得了她们的同意。

1998年10月25日夜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