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探航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历来有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曾经反复强调过学习和研究历史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以及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极端重要性。最近，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把学习历史同学习理论、学习现代经济知识、学习科技知识一起作为各级干部乃至全党、全社会应该特别要注重学习的四个方面提了出来，强调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在全党和全社会造成学习历史的浓厚空气，必将为在新形势下掀起的新的学习热潮，增添更加生动丰富的内容，取得更加积极坚实的成效。

了解历史，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既往岁月。当我们正在集中全副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当我们正在迎接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的来临、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把目光投向过去，去理会那些尘封的岁月呢？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认识现实世界、推进现实实践的需要。

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他还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指出了历史、现在、未来之间的历史联系，这种历史联系的根本内容就是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努力去探索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个客观规律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斗争的战略策略。当革命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朦胧走向清晰、从感性走向理性时，党也就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这过程中，由于某些历史时期对国情和形势的分析以及路线、政策的制定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的事业遭受了或大或小的挫折和损失。目前我们正在做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为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中国特色的而不是别种模式的？因为只有符合我国历史特点的东西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能实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别种样式的纲领与政策？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为什么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因为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所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以上事实说明，如果不能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既不能正确指导和投身于当前的社会实践，也难以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党来说，就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党；对于个人来说，就不能说是一个自觉的清醒的革命者。而离开了对于历史的了解，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如此鲜明而深刻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也更加艰巨、更加宏伟，自然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更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坚实的实践基础，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经讲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里所说的“大道”，既包含社会的进退得失之道、政治的兴衰治乱之道，也包含个人品德的善恶美丑之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幕幕悲壮慷慨或哀怨凄戚的历史活剧，一个个叱咤风云或默默无闻的历史人物，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深刻的历史警示。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总结历史上的重大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里看出许多是非曲直，增长许多聪明才智。

我们的先人充分认识到历史借鉴作用的重要性。一部伟大的经典式的史学巨著，从编撰目的到社会影响，都鲜明地贯穿着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启迪这样一个根本之点。司马迁自己讲，他撰《史记》，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不仅书名就表明了此书的目的和功用，而且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更明确说明，此书的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他希望最高统治者读后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这些伟大的史学家之所以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历史活动本身便具有这样的功能，史学著作不过是把历史本身的功能加以集中提炼而已。

时代的更易，社会的变迁，使今天的现实同历史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的时候，自然不能简单地以历史的是非为是非，而需要下一番分辨剖析的功夫。过去之是也许恰恰成了今日之非，往昔视之为罪恶的也可能如今正应目之为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鉴戒作用的丧失，而只是说明在汲取历史营养的时候，确立正确历史观的重要性。更何况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许多问题仍有其一贯和相通的地方。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但社会历史现象在特定条件下却常常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和面貌反复出现，这正好说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人们并不十分陌生的例子。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特地把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此书是专门总结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及此事时，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并亲自致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用李自成因骄傲而失败的历史事实教育全党，提供了一个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的范例。

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提出了“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汲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说它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大事。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有一个正确对待中外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论述过继承历史遗产同指导当前运动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稍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着重阐明了历史文化同新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必须从灿烂的古代文化中通过批判、继承而汲取其营养，同样，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也需要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离开了当前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文化的发展固然会成为无本之木；割断了与长期积累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也会成为无源之水。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拥有的最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对于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颂古非今、言必称三代固然不行，妄自菲薄、数典忘祖也并不可取，还是应该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所以我们讲尊重历史文化，理所当然地要包括尊重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内容在内。学习世界历史知识，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愈来愈显得必要和紧迫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

从历史中获取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目前，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致力于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促使我们万众一心地去面对各种挑战、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就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这种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江泽民同志曾经对这个问题讲过一段极富激情的话：“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涵养而成的民族精神，也必定会在对历史的更深刻的认知中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当人们更加具体地了解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了我国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特别是了解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后，必定会对今天更加热爱，对明天更加充满信心。

邓小平同志在论证为什么“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个问题时，专门叙述了一段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并且说：“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这也许正可以看作对本章开头所引那一句话的具体说明。

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

学风正则学术兴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反对不正派学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谈及在学风上要发扬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优良传统问题，并明确提出，要“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最近，江总书记又热情赞扬了那种“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认为它“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

确实，只有在全社会倡导和发扬优良学风，才能够营造一种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良好环境，才能够鼓励和支持科学创新的精神，才能使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出来。

回顾新时期的历史学，谁都不能否认，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扩展上，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学论著。在充分估计史学走向初步繁荣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学风不正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并日益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在史学研究领域，学风不正有哪些表现呢？具体表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对待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如何对待历史实际，三是治学态度和如何对待学术规范的问题。

史学研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但实际上，却并不是不存在不同的态度和认识。不久以前，在某高校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的文章。文章认为，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心理障碍”，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积极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也是在不久以前，一位青年教授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称：“在过去一个漫长的时间里，统治我们的是客观的思维方式，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可以把握规律，并以此改造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是陈旧的、阻碍人类发展的思维方式。”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要唯物史观干什么用呢？当然，像这样对唯物史观的公然讨伐，毕竟还只是一些极端的例子，并不多见，但把唯物史观的指导同对历史现象的科学探究对立起来的想法，却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个极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态度，不是把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分析丰富复杂的历史现象的锐利武器，而是当作一种简单的公式和刻板的框框，以致损害甚至扼杀了科学的创新精神。邓小平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工作，“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本本主义曾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造成过很大的危害，我们党也曾同这种坏学风做过长期的斗争，但绝不能说本本主义的影响已经在史学研究中不存在了。继续清除这种错误学风，坚持解放思想，提倡创新精神，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还需要提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但有些人却往往任意加以割裂，或断章取义，或顾此失彼，或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或随意发挥、全失原意。这样的学风，自然也不是对待科学的老老实实的态度。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毛泽东同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时。对“实事求是”做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这里，“实事”是研究的客体和依据，“求”必须依靠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是”则是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只有对客观事物有了深入的了解，凭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才能发现事物的规律，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就史学研究而言，只有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才能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历史研究结论是否正确，唯一的评判标准是是否合乎历史实际。但是，有些史学论著，往往不提出任何历史事实的依据，就对历史人物任意褒贬，对历史事件随意评说。爱之，可以把某些并无突出历史贡献的封建官僚誉之为“推翻旧世界的先行者”；恶之，也可以把真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斥之为制造军阀混战的罪魁祸首。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批评过的有些人热衷于写一些“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的现象，应该说现在并未绝迹，还是可以常常看到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

学术研究是一个艰苦的，需要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才能有所收获的事业。历史学由于研究的是既往的社会存在，历史资料又汗牛充栋，其难度就更不待言。但是，也许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浮躁心理，急于求成的思想，却在一部分人中间颇为流行。甘坐冷板凳被目之为太“迂”太“傻”，下笔万言而离题千里似乎就是“才思敏捷”。东拼西凑便可以出一本“专著”，东拉西扯便可以创建个新“体系”。还有一种极坏的风气，那就是“捧”风颇盛。有青年吹捧老者的，也有老者吹捧青年的，当然还有同辈之间的相互吹捧和自我吹捧的。捧来捧去，结果是“学者”遍地，“权威”泛滥，“大师”贬值，“名家”成灾。真正的权威和大师愈多，愈意味着学术的繁荣兴旺，但这些带引号的“名家”多了，对于真正意义的学术繁荣，却非徒无益，抑且有害。在治学问题上不正之风登峰造极地发展，便会必然出现一些人无视学术规范，侵犯知识产权，抄袭剽窃，不以为耻。这方面的情况，报上已多次披露，法院亦时有受理，这应该说是学风不正的恶性表现了。

这里谈及史学研究中学风不正的某些表现，这自然不是问题的主流方面，但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方面。只有不断提倡和培育优良的学风，历史学才能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康地发展。

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

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中，孙中山和袁世凯是两个极为关键的人物。他们站在政治的两极，各自对当时的社会历史发挥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人物，盖棺未必论定。对他们两位的具体评价，过去学术界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某些最基本的方面，人们还是有共识的。每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巨幅孙中山画像，大概可以看作这种基本共识的象征。

最近读到一些论著，扬袁抑孙的看法似乎流行了起来。有一篇文章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清朝虽然“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可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道路，现在一下子把它推翻，“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乱”。另一篇文章说得更加具体，指出孙中山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措施，“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更是“前无古人”的。文章的结尾处有如下一段妙文：“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总之，在这些文章看来，孙中山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而袁世凯则是顺应历史发展总趋势并造就了一代革命家或文化大师的功臣元勋。

这些看法当然可以讨论。就我来说，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别的暂且不论，就拿前面引的最后一段话来说，的确，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曾在袁氏北洋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过。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历史名人或历史伟人，并不是袁氏北洋政府培育或恩赐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同包括袁氏北洋政府在内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从而推动了社会前进的缘故。说到这里，不由使人想起了马克思说过的一个笑话：当有人称赞18世纪中叶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德意志精神得到了发展时，马克思说：“德意志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他不无幽默地问：“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是在监狱里受到教育的”，难道能说监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不过，这篇短文并不想也不可能讨论上面提到的那个孙、袁历史功过问题，只想说说由此引起的有关学术创新的一点感想。

上面的这些意见，都是在“学术创新”的名义下发表的。不错，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科学事业本质上是个创新的事业。如果一味陈陈相因，只是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了无新意，那也就不可能在科学上有任何前进。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虽然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而言，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同样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当然，需要正确理解创新的含义，一般说来，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对错，并不以“新”或“老”作为标准，不是凡新的说法便都是对的，老的说法便都是错的，当然更不能反过来。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历史学来说，看某个史学观点是否正确，只能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来判断，也就是说，要看它是否把握到了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由于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认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对同一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和评论往往分歧较大，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哪种观点是新，哪种观点是旧，有时就很难分辨。譬如，有一篇文章，是批评1949年以来近代史研究中“认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传统观念”的，作者认为这种老观念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因此要以新的观念去代替它，应该肯定近代资本主义的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惟一的现实良机”。如果我们把眼光不仅限于1949年以后而且扩展到1949年以前的历史学，那就很容易发现，这里自称为是新观念的那些说法，其实倒是很早以前就颇为流行过的。而文中主张应予摒弃的所谓“传统观念”，又恰恰是作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否定而提出来的。这样，上面两种观点，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就不大好办了，是以时间先后分呢，还是以内容来分呢？

看起来，学术的创新，似乎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对前人某些错误认识的批判和纠正，以达到新的更加科学的认识；另一种，是在前人取得的科学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继续前进，以解开更多的未知之谜。这两种情况，有时又会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就认识的本性来说，人们对于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只能逐步趋于完善，而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终极的最后真理。恩格斯甚至说，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因此，史学研究总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但是，这同任何对于前人的科学成果的主观武断和不尊重，完全是两码事，更不意味着只要对所谓“传统观念”简单地做个颠倒，就算达到了学术的创新。错误的观念应该纠正，正确的认识应该坚持，而纠正错误的观念，坚持正确的认识，都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进行，都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也都需要对已有的科学成果采取极认真、极审慎、极细致的态度，用历史实际去一一做出分辨和检验。所谓科学的硕果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才能摘取，大概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在内。

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历史学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其表现是：摒弃了“左”的思想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纠正了对唯物史观的某些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解，扩大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对许多历史现象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发掘和整理了一批有重大价值的历史资料，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学术成果。但是，也应该承认，历史学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却还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要求。换言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史学在一些方面还局限于史学界内部，还不能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

因此，应该发出这样的呼吁：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

从大一点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从世界科学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当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明显的趋向。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历史学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点。然而，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应当承认，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不大关注诸如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动态，也不大注意利用这些学科的最新成果来丰富历史学的内涵，并把这些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某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史学研究中来。同时，历史学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知识支持的作用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这种相对封闭的状况，不仅存在于历史学与相关学科之间，就是在历史学界内部，自我封闭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搞中国史的，不关心世界史的研究状况；搞中国近代史的，不关心古代史，甚至同样是搞中国近代史的、专攻太平天国史的，也不大关心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对近代文化史就不甚了了。这样，圈子就越来越小，范围就越来越窄，同行之间的切磋讨论也就越来越困难。这种状况不能不制约着历史学的整体发展。

除了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封闭状态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拆除历史学与广大群众之间的藩篱。

广大群众有着了解祖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有接受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极大的积极性。这一点，只要到群众中去感受一下历史文化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深深的印痕，只要看一看近年来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在群众中受欢迎的程度，就可以明白了。但是，史学家似乎并没有以很大的热情来回报广大群众的积极要求，史学工作者的作品中，很少有以史学界以外的广大群众为读者对象的。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只是作为史学界一部分同人交换研究心得的手段。当然，从学科建设和发展来说，这完全是必要的、有益的，史学研究毕竟应当首先立足于史学界。然而，仅着眼于这一点显然远远不够。史学家还要善于跨越史学界，关注社会，关注群众，重视对全社会提供对于当前社会生活有借鉴意义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认知。从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来看，历史上大凡史学方面的名篇巨著，几乎都是超出历史学的范围而作用于社会的。

前一段时期，一些有责任心的史学工作者，对流行于影视领域的所谓“戏说”一类的“历史题材”作品表示深深的忧虑甚至愤慨，担心广大群众误以为历史真是这个样子。当然，对这类作品可以评论，对观众也可以引导，但忧虑无济于事，愤慨也大可不必。不是有位“剧作家”在报上公开撰文，声称他编的“历史剧”，就是要“气死历史学家”吗？我想，历史学家大概不致如此脆弱，胸怀和肚量也未必如此狭小。不过，认真说来，作为史学工作者，倒是应该更多地来考虑一下如何组织力量，向广大群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既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又观点正确、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作品。至于文艺作品，它同科学作品是不一样的。没有虚构，没有艺术的概括和提炼，是不可能成为文艺作品的。因此，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只能要求它的主要人物和事实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要求它不违背历史的环境和氛围，却不能要求它成为历史事实的原样复制品，更不能要求其无任何虚构。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界倒似乎应该更加开明一些，只是不要忘记了用科学的历史观去宣传群众的责任。

我国有一个值得引以为豪的资源优势，这就是无比丰富和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极其丰富，数量巨大，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就离不开一个中介，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专业队伍对如此数量巨大而又内容纷繁的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研究、梳理、辨识，对其精华部分，用今天人们可以了解和接受的形式加以弘扬。应当说，当好这个中介，是史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它也为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一般说来，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广大群众发生密切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现在我们面临着世纪的交替，历史学也同其他学科和其他工作一样，需要回顾、总结20世纪走过的途程，展望下世纪的发展前景。这种总结和展望，可以是比较概括、宏观的，也可以从某个具体方面入手。本文提到的问题，只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我认为，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退一步海阔天空”，那是讲处世哲学的。我套用这句话，改一个字，叫“进一步海阔天空”，这不是讲处世哲学，而是讲史学的发展。“进一步”，就是跨出一步，跨出史学界这个圈子，更好地面向社会，面向社会大众，面向时代。

生动一些，形象一些

有一位同志说，历史科学本来是形象的科学，可我们许多史学论著却往往缺少形象的内容。我以为这个话颇切中时弊。我们总是希望读到不仅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且内容生动形象、文字活泼有趣的史学著作，可惜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不少史作虽然有很精辟的见解，却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板起面孔讲道理；有的甚至枯燥、干瘪、呆板，令人望而生畏。我不敢以偏概全，说这是史学界的通病，但承认这是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大概不算过分。

于是常常可以听到要求历史著作写得更生动一些、更形象一些的呼吁。

这个要求自然是正当的。它不但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因为：第一，社会历史本来就是多彩多姿、丰富生动的，而历史科学不过是客观历史的正确的、如实的概括和反映。第二，我国一直有着“文史一家”的优良史学传统，像《史记》《资治通鉴》这样一些历史巨著，同时也是脍炙人口的文学杰作。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好传统。第三，历史科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要很好地实现这个任务，我们的史学著作首先要为社会所欢迎，为群众所接受。“言之不文，行而不远。”道理虽好，讲得枯燥乏味，人家也不听你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史学论著容易犯死板、干瘪的毛病？细想一想，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如：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教条主义文风的束缚，还有像我这样的历史工作者所具有的知识面不广、文学素养不足的弱点等。要克服上述毛病，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有一点我想特别说一说。过去，我们只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完全忽略或根本不谈历史的偶然性，可能也是产生上述毛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错，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发现和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排斥和否定历史偶然性的一定作用，恰恰相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马克思甚至说：“如果 ‘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 ‘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 ‘偶然情况’。”因此，历史人物的品德、性格、动机、意向，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及某些偶发因素，等等，都不应该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只有把这些内容包括到史学研究中去，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规律才是有根有据的。否则，所谓“历史规律”也就只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历史著作中也就自然没有形象可言了。

史学的大众化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渴望更多地了解祖国和世界历史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战士、机关干部，也有当时正在待业的青年。有的走一二百里路，为的是听一次历史知识的讲座；有的拿着少量艰难积攒的钱，去购买心爱的历史书籍；也有的鼓足了勇气，写信或者登门向历史学家求教自学的门径。每当看到或者听到这样一些事实，心里就不免热乎乎的，从中感到了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荣耀。

但是，我还经常听到青年中提出的若干带有怀疑态度的问题，如：“学习已经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现实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那么多，花力气去学习历史知识，值得吗？”“学习历史，能够学出一个 ‘四化’来吗？”

对于末一点，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很遗憾，仅仅靠学习历史，是确实不可能学出一个“四化”来的。不过，问题应该倒过来提：不要历史，不重视历史知识，我们的国家能够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不能！

从总体来说，一个不要历史的民族将是愚蠢的民族，一个忘掉历史的国家将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不是吃够了否定历史的苦头吗？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所谓“继续革命”，这显然是无视并否定了百年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对所有老干部作为“民主派—走资派”一概打倒，这显然是否定了我们党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把一切历史遗产统统作为“四旧”加以破除和扫荡，结果是戕害了文化，增添了愚昧。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是不应轻易忘记的。

日本有一位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名叫中江兆民，曾经就哲学的社会作用讲过这样一段话：“哲学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可以让人看见或听见，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与否等等，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如果我们不介意所作比喻是否确切（事实上，哲学也好，历史学也好，它们对于国家的关系，远远要比仅仅起装饰作用的字画对于客厅的关系重要得多），应该承认，中江兆民的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以为，历史学的社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着类似的情况。

表面看起来，历史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好像也确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不然。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建设祖国，改造客观世界，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所谓国情，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状况，一是历史传统。现实状况也总是经由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因此，离开了对于历史的了解，拒绝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势必陷入盲目的状态，一切思想、计划、方案、办法、决策乃至种种行动，都会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差错。

当然，这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果不知道历史，如果不从灿烂的历史文化中汲取知识的营养，那么，也就会如前面所说的，往往“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做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浅薄青年是谁都不愿意的，于是出现了不少渴望学习历史知识的人们，也给我们历史工作者提出了更好地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

可惜的是，总的看，我们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做出应有的努力，人们——尤其是青年——对社会历史的了解还很不够。

这里可以举两个也许不一定十分典型的例子。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曾在天安门广场做过一次随机采访，向广场的游客主要是青少年询问一些极普通的历史知识。结果似乎很不令人乐观。不但有人对五四运动、南昌起义等不甚了了，甚至有人连中国共产党何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是谁也说不清楚。为此，颇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感慨。

另一个例子发生的时间比这要早一些。《人民日报》登过一篇杂文，虽然因为时隔已久，题目和作者都已记不清了，但文章内容却至今不忘。杂文的作者讲到他在国庆前后，乘公共汽车行经首都天安门广场时，亲耳听到两个青年的对话。一位青年指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孙中山画像问：“这个老头是谁？每年国庆就摆出来了，过了国庆又收走，他是什么人？”另一位青年回答说：“谁知道他是谁！说他是外国人，可又穿的中国服装；说他是中国人，又没听说过。”看了这篇杂文，我并不觉得可笑，却多少产生了一点失职、失责的负疚之感。当然，这两位青年并不能代表一般青年的历史知识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像我们这样以从事历史教育为职业的人，难道对这种现象不应负一定的责任吗？史学工作者没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做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这毕竟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对比：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有数千种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拿破仑的历史传记。而1949年以来，我们出版的孙中山传记，包括年谱和翻译作品在内，一共不过十余种。拿破仑是法国的杰出人物，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民族英雄，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但对于这两位历史伟人的研究和宣传，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鲁迅在形容一个人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的情况时，曾说过“简直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的话。而我们有的青年却当真看着孙中山的画像竟不认得这位历史伟人。这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拿破仑和孙中山传记出版的数字对比有一定的关系。

60年前，鲁迅在谈及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时，曾经讲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这个问题，对于今天，对于史学工作者，也仍然是适用的。我们竭诚期望有更多的“为大众设想”的史学家，写出更多的“浅显易解”而为广大群众“能懂，爱看”的作品。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密切史学和现实生活的联系，对史学的大众化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好地通过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应该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加强史学评论

随着历史科学的日趋繁荣，加强史学评论的要求愈见其迫切了。

有的同志带着欣喜的心情慨叹说：近年来史学论著如此之多，即使是专业史学工作者，要想在一定时期里对史学新作大体浏览一遍，也是难以做到的。确实，只要翻一翻有关的新书目录和论文索引，在我们面前就会呈现出一个繁花似锦的史学百花园来，使人感到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及时地对其中的优秀之作加以热情的推荐，对于新的学术见解加以认真的评介，对于某些著作的不足之处或带倾向性的问题进行友善的批评和论争，无疑会大大地促进史学研究的发展。

广大群众有着学习和了解历史的很高的积极性，这只要看一看有关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影视作品，有那样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就十分清楚了。文学艺术不是历史科学，它并不承担向群众普及科学的历史知识的任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群众的某些历史知识又往往是通过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个渠道获得的。这种矛盾的现象，加重了史学工作者对群众做正确引导的任务。同时，近些年也出版了不少以普通群众为读者对象的历史通俗读物，这些书，篇幅有长有短，内容有简有繁，形式和体裁也各种各样。如果能对这些书各自的特点和优点、弱点和不足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那对广大的历史爱好者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史学评论，对建设史学队伍，特别是促进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史学界，加速新生力量的培养，是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这几年，有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做出了令人鼓舞的成绩。由于刚刚起步，他们的作品也许不那么成熟和完善，但他们思想活跃，目光敏锐，勇于提出问题，为史学研究带来了一股生气，这是很可贵的。通过史学评论，青年同志得到整个史学界，特别是老一辈史学家的关心和鼓励，这必定会帮助他们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更好地前进。

鲁迅反对对作品的评论“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乱捧与乱骂的做法，认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和读者有益。鲁迅讲的是文艺批评，但这个原则也完全适用于史学评论。有的同志不大愿意写史学评论的文章，觉得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弄不好还不免得罪人。其实，只要坚持分析的态度，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吹捧打棍之意，这样的评论，无论作者或读者都是会欢迎的。良好的互相讨论、互相切磋、互相学习的学术风气，也定会伴随着史学评论的活跃而逐渐养成。

历史学有很多分支，如历史编纂学、史料学、考古学、方志学、谱牒学、历史地理学等，史学评论似乎也应该在众多的史学分支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应该成为重要的一个分支。要有很多人来关心和参加史学评论工作，专业史学工作者、广大的历史爱好者，都可以从事这一项工作，但同时也应该逐步组织起一支史学评论的骨干队伍。甚至可以设想，在史学工作者中间，出现一部分以主要精力从事这一项工作的同志，并且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称号：史学评论家。

基础文科建设小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一批批学术论著不断涌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为党和国家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作用，得到愈来愈清楚的体现。

但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文科的地位和功能，还远远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尤以哲学、历史、中文等文科基础学科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

近年来，每年大学招生，报考文、史、哲各专业的考生日益减少，生源枯竭，常常难以完成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也远较一些热门专业为低；以第一志愿录取的考生，更是凤毛麟角。这种情况的出现，同这些学科毕业分配特别困难分不开。文、史、哲各系的毕业生，不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很难找到合适的用人单位，不少毕业生为了就业，不得不抛弃原学的专业，改行做其他工作。由于这些专业没有其他经费来源，教师的科研条件极为困难，生活待遇也较其他专业清苦。现在普遍存在着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而文、史、哲研究成果发表之难，更是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学术队伍的稳定也就成了问题，一方面是新鲜血液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另一方面是有些颇有才能的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也常常抱着万般无奈的复杂心情去另觅出路。类似的问题在基础文科研究机构也同样存在。

如果不对这些困难和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解决，积以时日，不仅这些文科基础学科将日益萎缩，而且会极大地影响和制约整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提高，极大地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问题，又有实际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史、哲这些学科，离现实比较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比较间接，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自然不像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法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应用学科那样“有搞头”，甚至不时可以听到这些学科“究竟有什么用”之类的疑问。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当今世界所有重大问题和复杂问题，几乎都与以文、史、哲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就文、史、哲这些文科基础学科来说，一方面固然有与社会生活联系比较间接的一面，对它们的要求不能急功近利；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学科也有强烈影响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功能，不能把它们看作脱离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的精巧古董。

远的不说，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曾经起了怎样巨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做了何等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是大家记忆犹新的。反面的例子也有，我们可以指出，每当我们工作中发生全局性的严重失误，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局面的时候，也总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时候。所以，邓小平同志在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特别转达陈云同志的意见，“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宏伟壮丽的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究，去讨论，做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态度应当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如果缺乏哲学、历史方面的基础知识，就既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基础文科不断削弱甚至萎缩，不但影响到一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也影响到他们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昨天的继续，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也就不能正确认识今天中国的国情；而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一切方针、政策、措施的制定也就失去了科学的依据。现在，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在近代社会曾经受到的凌辱和苦难的历史不甚了解，对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而从事过的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也知之不多，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有所淡漠，拜金主义和唯我主义有所抬头，再加上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存在甚至蔓延滋长，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起着很大的毒害作用。因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并不是也不可能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才能在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在这中间，不论是对于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还是对于现代的西方文化，都有一个分辨、鉴别、消化、吸收的过程。文科基础学科研究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正是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从理论上指导人们既大胆地吸收传统和外来文化的一切有益的成果，又摒弃和抵御这些文化中落后、腐朽、消极成分的不利影响，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以上主要是从文科基础学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直接的作用方面，列举了一些例证。如果从较为间接也更加长远一点来看，加强基础文科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既然把这些学科称作基础学科，它自然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其他各个领域，起着一种基础性的作用。基础不牢固，或者受到削弱，必定要影响整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提高。就每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如果研究者缺乏哲学的思维，缺乏历史感和必要的历史知识，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要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中取得超出前人的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就，都将是十分困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扩大一点说，我们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决然离不开文、史、哲这些学科的更好地普及。就总体而言，一个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只能是愚蠢的民族；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也就失去了未来；而文化素养，则是民族素质的最基本的内容。

除了认识问题之外，加强基础文科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还需要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原国家教委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学校，设立了50余个基础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家和学校共同为这些基地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基础文科学科建设。这些基地在招生办法、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各种改革和探索，以有利于基础文科专门人才的成长。有些学校为了鼓励和吸引一些有志于从事基础文科专业的人才，专门设立了“基础学科奖学金”，凡是报考这些专业的，入学后每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奖学金，如果品行和学习优秀，还可以再得优秀学生奖学金。有的正在试行这些学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连续制和淘汰制。所有这些举措，都将极大地推动全国高校文科基础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全面发展与提高，使基础文科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重视18世纪历史的研究

社会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一浪接着一浪，发展着，前进着。那些相互更迭和相互交替着的时代，又都有各自特定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使自己与其他时代区别开来。18世纪的历史，由于其特殊重要的历史内容，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这个世纪的历史、社会、哲学、文化的研究，早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形成了国际性的“18世纪学”，相应成立了“国际18世纪研究会”，并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以为，这样一种学术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充足的理由的。

为什么要把18世纪这一百年从延绵不断的历史岁月中特别提出来，作为一个专门的历史范畴加以深入研究呢？

18世纪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着眼，18世纪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第三次伟大的革命性变革——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间，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正在酝酿着空前急剧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甚至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某些特征，在18世纪就已经大体确定下来，或至少播下了种子。

对中国而言，18世纪同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发达；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她的文化、思想、艺术等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百年间，经过漫长岁月积淀而成的中国国情，诸如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奠定等都与18世纪以前或以后的中国既有着显著区别，又有着紧密联系，从而使18世纪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成为整个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特殊环节。

还应看到，18世纪也是中国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开始走向衰弱与落后的关键的一百年。18世纪的西欧经历了思想启蒙、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北美和俄国也发生着深刻变革。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中国与欧美等国在社会结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方面，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我们看到，近年来对于18世纪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而且，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越来越注意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了许多新的认识。

首先，深入探讨、揭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形成过程，追本溯源，都需要回到18世纪。而把18世纪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更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理解，并为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提供坚实的历史和理论依据。

其次，对18世纪中国历史特征如何评价：是停滞，还是变动？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从黑格尔所谓“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到20世纪50、60年代哈佛学派“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理论模式的推出，都表述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在欧美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观点。这种渗透着“欧洲中心论”成见的学术主张，尽管已遭到中外学者的有力挑战，但不能不说，目前还缺少足以从根本上取代这种历史观的理论上的长篇巨著，以及扎扎实实的学术力作。显而易见，把18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18世纪中国历史以至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总趋势。

大约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历史观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评价，不允许对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加以贬低或摒弃。与此相适应，西方汉学家进一步意识到“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局限性，并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偏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进行了严肃的反省和批判。对“欧洲中心论”的全面清算，似乎在美国青年汉学家那里做得更彻底。以重新评定哈佛学派“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为契机，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正是中国社会本身才是一切根本变化的源泉”，由此而产生了包括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内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历史研究取向，被美国学者言简意赅地表述为“在中国发现历史”。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世界历史研究的另一个显著趋向，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彼此渗透和交叉，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学新的分支、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出现。它表明历史学家越来越不满足于印象式地描述历史，而追求更科学、更严格地再现历史真实。因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史和经济史自然受到了学者的格外青睐。

以上这些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新的趋向，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论是对于18世纪的中国历史还是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都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

如果不要求那么精确而只是反映一个历史趋势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来说，是否可以说，18世纪是中国开始从先进走向衰落的世纪，19世纪是中国沉沦和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觉醒和振兴的世纪。再过几年，20世纪就要结束了，即将到来的21世纪会是什么样的世纪呢？我以为，对18世纪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说明和理解已经过去或即将过去的19、20世纪的历史进程，也可以使我们在谱写21世纪的历史时，得到更多的历史借鉴。

清史研究八十年

自从1911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以后，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就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清史开始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分支。

八十多年的清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重大的发展变化过程。开始，研究清史似乎不被人们看成是一门学问，清史研究的队伍也很小，成果自然也很有限。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活动十分活跃，科学成果也日新月异。在历史学的范围内，虽不敢说清史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如果说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有生气、发展最快的一门断代史研究，大概是不算过分的了。

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因为如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清史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演说中，就提出了“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的号召，他所说的“近百年的中国史”，其中就包含了七十余年的晚清史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董必武同志提出要修两部史，一部关于清史，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1957—1958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找到著名历史学家、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商议建立清史研究机构，以为修清史做准备的事。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毛泽东主席就邀集范文澜等几位历史学家讨论纂修清史的问题，后来还专门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推进这项工作。只是由于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发生，才使得这项工作搁置了下来。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建议恢复清史编写工作，邓小平同志极表赞成。正是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把修清史列入了国家社科研究“六五”规划。

就清史研究本身而言，今日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初步繁荣，是几代清史研究工作者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的结果。

20世纪初，对于清史研究来说，有两件值得一提的大事，其一是《清史稿》的编纂，再一个就是清内阁大库档案价值的发现。

《清史稿》修于1914—1927年。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由于他们站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写书，所以从观点到史事的取舍褒贬，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编纂体例和史料搜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第一次对有清一代的历史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固然不能指望依靠它去正确认识清代历史，但这部书终究为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史稿》的编纂完成，实际意味着中国古代正史编纂传统的终结。

如果说《清史稿》结束了过去的话，那么，清内阁大库档案价值的发现和历尽艰辛终于将它大体保存下来，则为清史研究开辟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批档案，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反映清代社会生活之全面，是任何其他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无法比拟的。这个可贵的文化学术宝藏，不仅属于20世纪的研究者，而且将遗惠于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堪称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罗振玉慧眼识别档案的价值，并为抢救档案做过特殊贡献。就此而言，这位老先生实在功不可没。

前面说过，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清史研究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但有两位先生始终坚持在这个冷清的园地里辛勤地耕耘，并且终于取得了拓荒性的成果，这就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孟森的《明清史讲义》。尤其是后者，对清入关前史和清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的深入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回顾清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时，这两部著作是不应该略而不提的。

稍后，也许可以作为清史研究开始出现转机的一个标志，涌现了一批颇多学术成就的清史专家，如郑天挺、傅衣凌、商鸿逵、王锺翰等。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掌握了唯物史观，从而把清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论是观点方法，还是研究视野，都为今天的研究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清史研究取得初步的繁荣，无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年来，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无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文献的挖掘整理还是综合研究的成果，无论研究条件的改善还是年轻人才的培养，都超过了以往数十年的总和。清史研究处于更加有组织的状态，仅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就连续举行了八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清代通史，如2卷本的《简明清史》和10卷本的《清代全史》，先后问世。几乎囊括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清代人物传稿》，计划写20卷，已出版了18卷。《清史编年》从顺治朝到乾隆朝已出版了5卷，其余各朝也已陆续定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档案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如《康熙起居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及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宫中档朱批奏折等，为清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意义极大。至于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就更是难以计数了。

如果说回顾既往是令人鼓舞的话，那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要使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开创新的局面，也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要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缺乏对理性思辨的兴趣和热情，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就会极大地限制对历史现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使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罗列和排比。二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如前所述，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本身的特殊性，清史研究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利用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三要进一步端正学风，努力抵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哗众取宠、墨守成规等不良风气的侵袭，提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提出，就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归入中国古代史的范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归入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这完全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但是由此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清史研究者常常把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甚至道光一朝，搞清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前二十年，对道光朝的后十年则不予顾及；搞近代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后十年，对前二十年的情况则不甚了了。这种机械割裂的方法，显然极大地阻碍了清史学科的建设。作为清史研究来说，应该全面地、完整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做出系统认识和说明。事实上，研究近代社会，如果不了解清前期历史，就会对很多问题弄不清来龙去脉；研究清史，如果不把后期清史包括在内，就犹如鲁迅所说的“断尾巴蜻蜓”，说不清事物的发展变化。所以，使清史从清前期历史的狭隘领域内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清代通史，应该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选择崇高

时下有些青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年青一代以有一个崇高理想为荣的风尚不同，似乎不大愿意谈论理想，以为这是一种空谈，有的甚至对此采取一种嘲讽和鄙夷的态度。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不管你谈论不谈论理想，每一个人，无一例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都有一个设计，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都有自己的生活信条。这种设计、追求、信条，正是某种人生理想的具体体现。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要不要有人生理想，而在于要有什么样的理想，或者说，什么样的理想是崇高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和选择的。

50年前，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光辉著作，题为《为人民服务》。文中说，革命队伍的成员，“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半个世纪过去了，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道理，还对不对呢？还是不是科学真理呢？

有人认为这些道理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了。在他们看来，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完全抹杀了个性，抹杀了个人利益，既是做不到的，也是要不得的。于是，有人就信奉“何必活得太累”，不如“潇洒走一回”；有人就宣扬一切不必认真，“何不游戏人间”；还有的人就追求“万物皆备于我”的极端个人主义，以是否有利于一己的私利作为评判一切事物是非美丑的唯一标准。

确实，各式各样的人生理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作对社会做出贡献，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服务于人民；个性和个人利益也正是在这种奉献和服务中得到适当的体现和满足。这种理想的升华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另一类是以个人利益作为核心与准绳，当个人利益和社会的、集体的、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时，不惜损害或牺牲后者以保证个人利益的攫取。这类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泛滥起来，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必然下降。宋代的理学家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一切欲望都看作罪恶，这自然是荒唐的、非人性的。但一个社会如果尽是“人欲横流”，就必然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腐败现象盛行。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将会极大地影响和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除消极因素，就是要“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要教育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教育干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干部。

我的工作使我有较多的接触知识青年的机会。在这些青年中，有极少数人本来思维敏捷、颇具才华，有很好的成才的机会和条件。可惜个人主义严重，不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就是患得患失、鼠目寸光。由于极度膨胀的个人贪欲往往难以满足，于是他们就经常处于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的境况。这样，他们的精力不可能集中在事业上。极端个人主义扼杀了他们才华的发展。

如果把观察的眼光从个人转向社会，那么，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其重要性就显得更加清楚了。试想，假使我们的大学生，也就是跨世纪的一代知识青年，大都是一些只知攫取个人私利的唯我主义者，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志向，那么，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鲁迅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所以能绵延不绝，不断前进，是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样的精神泯灭了，社会岂不成了一个没有“脊梁”的社会？

好在，客观现实并没有如此令人悲观。据前两年对大学生的一次思想状况的调查，在近3万名大学生中，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有所贡献，不在于索取”的占47.4%；认为“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应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占42.4%；有25%的人认为“当代青年应当积极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

我们年青一代的许多人，正是这样在人生道路上自觉地选择崇高，摒弃庸俗。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记住爱因斯坦的这样一句话：“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奉献的生命的意义。”

不要颂扬腐败

看到上面的标题，有些不了解情况、心存忠厚的人也许会说：腐败现象大家都痛恨，几如过街老鼠，鄙弃抨击之不暇，哪里还会有人去颂扬它呢？你这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吗？

确实，腐败现象害国害民，广大群众深恶痛绝。但是，如果再细想一想：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惩治腐败，群众对腐败又如此强烈不满，而腐败现象却久禁不止，某些方面甚至还有蔓延之势呢？原因当然不止一端，其中至少有这么一条，那就是：腐败现象的存在，对某些人来说，确有大利存焉。既然有人要靠腐败来发财，在舆论界冒出一些为腐败辩解甚至颂扬的声音，实在也是并非不可理解的。

还是来看事实。且不说诸如论证行贿受贿是第三世界经济起飞的“润滑剂”一类的“理论”文章，也不说那些半是艳羡半是欣赏的津津有味描写“大款”们一个个带着情妇（所谓“小蜜”）在高级别墅中花天酒地生活的“纪实文学”，眼前我手头一篇发表在一本颇有点影响的刊物上的“特稿”，就很有一点研究的价值。

这篇“特稿”是专门报道南方特区的色情“女性服务市场”的。文章说：“目前，南方这种市场已发育得比较完善，服务层次很多，也很系统。它大致包括：发廊女、伴舞女、伴酒女、公关女、桑拿女，当然也有职业妓女、野妓和包娼。”文章在绘声绘色地细致描写了作者和他的朋友怎样同伴舞女“一个个都缠绵悱恻，情意绵绵”，怎样被桑拿女“服务”得“欲仙欲死”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南方的各级政府也不是没下大决心，没花大力气，在南方许多城市对卖淫嫖娼的打击超过了内地”，但“成效不显著”，究竟原因何在？对这个问题，文章在一些地方做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回答。

回答之一是作者转述南方某个市镇镇文化馆馆长小方的一段话：“从伴舞女郎来说，她们年人均收入总在5万元左右。我们这讲究包吃包住，所以每人每年净收入在5万元以上。全镇大约有2000名伴舞女郎，大多来自湘、鄂、川的贫困山区。她们每年都把这些收入寄回家乡。你算算，那是1亿元人民币呀！这就远远超过政府的扶贫款，你说她们对贫困山区的贡献是不是难以估量？”作者听了小方的“介绍”，立即“无言以对”，尽管知道“伴舞是产生妓女的渊薮”，但自己问自己说：“是呀，如果这里真的水至清、人至善了，将会怎样？”

回答之二是作者自己的话，当然说得更加清楚：“南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那里的投资环境必须最大限度地国际标准化，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必须发达完善。这样，就为色情业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每一个海外投资者都关注包括色情业在内的 ‘投资环境’。这既是外商生活消费的保证，又是窥视大陆政策变化的风向标。”

回答之三是从历史的分析中得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现实结论：“不错，大陆是消灭过卖淫，但那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历史条件既不能重演，也不利于我们投资和社会发展。”

把这些答案综合起来，问题就从对卖淫等色情行业为什么“禁而无效”一变而为该不该禁了。文章作者的看法很明确，卖淫（更不要说色情行业的其他方面了）是万万禁不得的。首先，如果加以禁止，我们的投资环境就不够“国际标准化”，既不能“保证”外商的“生活消费”，又会使外商“窥视”到我国政策有了“风向”上的变化，岂不是要对改革开放造成极大的损害？其次，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种“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因此我们绝不要再去梦想重演消灭卖淫的历史，以便有利于社会发展。（这一条我有点看不大懂，莫非卖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或者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最后，还有很实际的经济效益问题。那些从贫困山区来的“女性集群”，用出卖色相甚至出卖肉体挣来的钱，对家乡的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对于如此“神圣”的事业，你难道能够加以反对吗？

旧社会有所谓“笑贫不笑娼”的说法，那是按“金钱至上”观点做出的判断。你穷，一文不名，就要受到耻笑；娼也是“将本求利”（虽然她的“本”不过是自己的身体），因此虽然值得同情，但不应受到耻笑。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何等地势利和冷酷。但即使如此，也仅止于“不笑”而已，倒也还没有对从娼者怎样去歌功颂德。把色情服务这个行业提高到促进改革开放、开发贫困山区等的“高度”，那可是比过去“前进”得多了。

鲁迅先生曾经慨叹过有些人喜欢把痈疽当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 ‘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此风似乎至今尚未断绝。

忘名·立名·窃名

时常在报刊上看到有些名人或自以为是名人的人，发一些“名人难当”之类的慨叹。最近一次，读到一篇“名人专访”，记者引用被访者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叫作《名人比坏人更难当》。我不是名人，自信也不是坏人，当然无法了解当这两种人的甘苦，更无从比较当这两种人的难易。不过以常理而论，名人比坏人难当，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当名人比当坏人还容易，天底下的坏人大概都去做名人了。

感慨归感慨，名人自然还是照当。而且，自从“人的知名度是一种无形资产”这一道理被发现并被广泛宣传之后，热衷于当名人的人似乎大大增加起来。其实，好名、务名、求名，并非现在才有，至多也只能说是一种“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的先贤才不断有“重实轻名”的告诫。《颜氏家训·名实》篇关于这个问题有这样一段议论：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颜之推把人们对“名”的态度，分成三等或三类。“忘名”的“上士”，需要有极高的精神境界，在社会上也自然是极少数，我们姑且放到最后去讨论。“立名”和“窃名”，倒确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名利观。

当名人不像当坏人那样，只要想当就能当成，而是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怎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呢？办法不外乎两种：或者“立名”，或者“窃名”。

追求“立名”的人，严格要求自己（“修身慎行”），通过自己的顽强拼搏和艰辛劳动，努力去创造荣耀壮观的事业（“惧荣观之不显”）。这实在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美好追求。这样的人愈多，我们的社会将愈有生气、愈有活力。

也有的人，不愿意或不屑于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诚实劳动在创造业绩中取得社会对自己的承认，而是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得“浮华之虚称”，妄图以此挤进名人的行列中去，这就是“窃名”，或者就像老百姓常说的“欺世盗名”；人品自然也是等而下之了，所以颜之推把这类人物称作“下士”。

60多年前，鲁迅曾连续写过几篇文章，揭露和抨击当时“文坛”上种种“欺世盗名”的恶行。例如，在《各种捐班》里，就讲到有些人怎样用钱“结识几个清客”“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通过“做名人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等手法，把自己“捐”成“学者”或“文学家”的事实。在《文人无文》里，更痛快淋漓地指出了这样一些令人齿冷的怪现象：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鲁迅在这里提到的种种手法，似乎仍然为某些想当“学者”和“文学家”甚至已经当定了“学者”和“文学家”的人所袭用。当然，时代毕竟已经前进了许多，有些做法，现在比起过去来，已大大地便捷省事得多了。譬如，现在如果有谁为了想列名于“名人辞典”或“文学家辞典”，竟亲自动手或雇人帮助去编一本这样的辞典，然后把自己的名字也塞在里面，那就不但迂得可笑、迂得可怜，简直还有点迂得可敬了。因为现在哪里要这么费事？中国的、世界的、专业的、部门的，各式各样的“名人”辞典、辞海、名录、名典等是如此之多，只要你肯花几百元人民币或者美元，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登在上面。怪不得有人开玩笑说，这样的“名人录”还不如改叫“人名录”来得贴切。

鲁迅在《大小骗》中还指出，世事是五花八门的，不但有“欺世盗名”者，还有“盗卖名以欺世者”。这也是一种“窃名”，但不是通过欺骗手段把“名”窃到自己头上，而是窃别人之名以获利。譬如，出一部书，或请名人题签，或由名人校阅，或邀名人主编，或在广告上开出一批“特约撰稿人”的名字，尽管这些名人对作品既不阅，也不编，特约撰稿人也常常不撰一字，但读者却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名人既然认可或者参与，大概书是靠得住的了，于是乖乖地掏自己的腰包。待到发觉上当，已无可奈何，因为一本书而去打官司的人大概绝无仅有。因此，这种“窃名”，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特别为某些人所青睐，这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通过自我吹捧或互相吹捧以“窃名”，现在有了一个极为传神的专用名词，叫作“炒作”。炒来炒去，各式各样的“专家”“学者”便多了起来。一多就容易滥，一滥便不免贬值。报刊上，其他新闻传媒中，以及日常生活里，冠以“著名××家”头衔的人已经是随处可见，说句不大恭敬的话，差不多是“多如过江之鲫”了。毫无疑问，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名流愈多，愈是国家和人民之福，因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的发展与学术的繁荣。但炒作出来的“名家”多了，却未必同文化发展、学术繁荣成正比例，弄不好也许倒是适得其反。至少，它给人们增添了识别真假的麻烦。

最后，我们再简单地讨论一下“忘名”的问题。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对“名”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认为一切对“名”的追求都是卑劣的，甚至是罪恶的。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办法。后来，拨乱反正了，对“名”恢复了名誉，这当然很好，很必要。但有些人却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对“名”以及与之相联的“利”的追求，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因此，所谓“忘我”，所谓牺牲、奉献之类，都是一种矫情，一种虚伪，一种人性的扭曲。按照这种说法，自然“忘名”也是不存在的了。其实，“忘名”无非是淡泊名利的意思。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社会，为了人民而牺牲个人的名和利的事，真是不胜枚举。鲁迅曾经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我想，这些人在从事他们的事业的时候，是绝不会以追求一己之名利为目标的。我们不愿意也不忍心去嘲弄和亵渎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的高尚情操，因为他们才正是“中国的脊梁”。

文凭打假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在一个月内两次发来传真，要求鉴别两份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文凭的真假。拿来一看，其中一份的校长签名章，与我的笔迹完全不同，显然是伪造的；另一份签名章字体倒同我的一模一样，但日期为1983年，那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并不是我。

制作和贩售假文凭如此猖獗，不仅令人咋舌，而且令人愤慨。据《文汇报》载，贩售假文凭的不法之徒，“目前在上海，从四川、湖南、浙江来的 ‘同行’有好几千。他们分布在上海市各区。每年，从他们的家乡寄来的空白假文凭有万余份”,“买卖还相当红火”。《光明日报》的消息则称：在卖假文凭的那儿，“什么样的毕业证都有，北大的、人大的，要什么有什么”。“出售的假文凭有自考、成教、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五种，价格按学历和学校分，一般自考和成教的毕业证200～300元，本科400～600元，研究生和博士生1000元左右”。做这宗生意的，他们自称每人每月收入“一般三四千、四五千，好的时候能赚到一万多”。

假文凭的泛滥，造成的社会危害是十分明显的：一是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二是败坏了道德风尚，污染了社会风气；三是影响了高等教育和学位工作的正常规范；四是造成了用人单位的困难，干扰了人才市场的秩序。受害最大和最直接的，是高等学校和广大在校大学生。一些人手持假文凭，以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身份，招摇撞骗，极大地损害了这些学校的声誉，往这些学校脸上抹黑。这种丑恶现象不打击，极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真正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伪造和变卖各类公文、文件、印章的不法行为的性质和处罚办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制售假文凭的情况如此触目惊心，危害如此严重，广大群众的反映又是如此强烈，为什么没有或不能受到应有的严厉打击呢？这不能不说是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和执法机关的严重失职。制售假文凭是一种违法行为，当然，只能偷偷摸摸，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既要出售，就必然要到处兜揽，所以它又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打击这种不法现象之是否有力，不存在其他客观的困难，主要在于认识明确不明确，态度坚决不坚决。我以为，要像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骗汇那样，像扫黄打非那样，打击制售假文凭的不法之徒。发现卖假文凭的，也不能只罚一点款了事，一定要绳之以法，决不宽容姑息。

用人单位要严格审查，辨别真伪，对使用假文凭的，一经发现，要立即清退。前面提到的假文凭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因工作认真而发现的，而我们国内的不少用人单位，却似乎很少有这样认真的工作态度。据《光明日报》记者和通讯员写的《假文凭缘何有市场》一文透露，许多“招聘公司的招聘条件”虽然“几乎都要求有大专以上文凭”，但“有意者只需寄去自己文凭的复印件或个人简历即可”, “他们在招聘中从来没对文凭的真假作过验证”。该文明确地指出：“用人单位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持假文凭者以生存空间。”

全国每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也就百余万人。每年流入社会的持有假大学文凭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自然无法有精确的统计，但如果按前面提到的材料，上海一地即售出万余张推算，全国一年有数万，大概不会太离谱。也就是说，持有假大学文凭的人数，已经占了真正大学毕业学生的一个相当数量的百分比。这种状况，难道还能容许继续下去吗？

师德散论

中国是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国家，所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因为老师的地位尊崇，所以社会和为人师者本身，对师德也有着很高的要求。

师德，就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各种行业有各自的职业道德，并成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这个职业，有个最鲜明的特点，它不是生产和管理“物”，而是教育和培养“人”。育人是一门十分细致、十分艰深的艺术，因此师德也就比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要丰富复杂得多。这里提出的是诸多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做学问与做人

小时候，常在有些人家的堂屋里看到这样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是一个人的文章学问，应该体现在为人处世之中。最近读到一本书，讲到已故国学大家唐文治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说的是只有先学好做人，才能够治学、成才，成就自己的事业。二者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做学问与做人的关系。

老师对于学生，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这里所说的“道”，既包含着学问之道，也包含着为人之道。一个老师如果只顾向学生传授具体的专业知识，而不注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应该说是没有尽到为人师者的责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愈来愈严密。学问的内容也就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但抽象地说，所谓“做学问”，无非就是指学习与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见识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学问”不过是获取和增长“做人”的本领。如果不能做一个时代需要、社会需要的人，那么，学问再大，也没有多少用处。一个人活着，总要想着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能够做出一点什么贡献，而不能一味考虑他人、社会、国家、民族怎样满足自己的种种要求。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人人都只讲索取，不讲奉献，那么社会又怎么能发展呢？所以，一个人“利他”之心愈多，“服务”观念愈强，就愈有利于自己的成长；一个国家，有献身精神的人愈多，就愈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我曾经遇到过一些青年，聪明伶俐，思维敏捷，本来是很有希望学有所成的，但恰恰因为缺少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利己主义极大地限制甚至扼杀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的发挥，终于使他们一事无成。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也很简单，一个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人，必然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满足所有成员的一切要求，而个人欲望极端强烈的人，一旦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便不免和集体、和社会、和周围的同志发生矛盾，乃至牢骚满腹，孤芳自赏，心中充满了抑郁不平之气，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钻研学问呢？

“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对教师的一个很好的提法，它既肯定了教师的崇高地位和作用，又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赋予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塑造高尚的灵魂，才能做纯洁正派的人。邓小平同志认为，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

我想，这正是对于师德的一个重要要求。

严与爱

热爱学生，热切地期望自己的学生能茁壮成长，健康成才，这自然是每位教师的共同心愿，也可以说是师德的一个根本要求。

但是，怎样爱法才更有利于青年的成长，却并不是没有讲究的。

我曾经同我的学生讲过，高等学校，有一批学识渊博的老师，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和良好的教学设施，有门类齐全的学科结构，有周密合理的教学计划，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为大家的成才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至于是否能够成才，成什么样的才，归根结底，还要靠各人自身的努力。大学生活，并不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它充满了挑战。它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有潇洒和浪漫，更多的却是平凡和艰辛。马克思把对学术的攀登比之为对崇山峻岭的攀登，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之为“地狱的入口处”，显然是为了强调治学之不易。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没有顽强拼搏的精神，没有百折不挠的毅力，是很难到达目的地的。

老师只有通过严格的要求才能在学生身上培养出这样的精神和毅力。

松松垮垮，马马虎虎，捧着哄着，放任自流，是决然培养不出优秀人才来的。

其实，这个道理，老百姓是很清楚的，所以有句老话，叫作“严是爱，松是害”。

严格要求当然不是惩办主义。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不足为奇，也用不着大惊小怪。但必须严肃对待，弄清错误的性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样，才能通过清算错误使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有的老师对学生的违纪行为，掖着盖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自以为这是“爱护青年”。殊不知这样糊弄着，既不能教育犯错误者本人，也不能警示大家，结果就有可能起到纵容更大错误产生的后果。从根本上说，这岂不是恰恰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

过去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名师”毕竟只是少数。对于多数称不上是“名师”的，是不是也能出“高徒”呢？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最好把前面那句话改一个字，那就是：“严师出高徒”。

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

送给别人几条鱼，人家做几盘菜，很快也就吃完了；如果教给别人养殖鱼类的方法，或者送给别人捕捞鱼类的工具，人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享用鱼虾的美味。

这个道理，对于我们当教师的来说，是极有启发性的。教师当然要教给学生具体的专业知识，但不论学习时间多长，学习层次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能够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哪怕老师学富五车、学贯中西，学生也只能从你那里汲取到一部分知识。教师能够给予学生更加有用、更加长远起作用的东西，应该是让学生掌握治学的方法，获取开启学术殿堂的工具。

治学方法，在各个不同学科之间，既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例如，搞历史的同搞新闻或者法律的，就会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治学方法，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把这些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可以使学生少走许多弯路。学生掌握了这些方法，就可以以教师教给的基础专业知识为起点，进一步靠自己去获取新的知识，从事学术的创新。这样，才有可能出现一代又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

除了治学方法之外，老师对学生进行优良学风的熏陶，也是极为重要的。学风问题，关系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凡是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有所成就的人，必定在学风问题上是严谨正派的，必定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哗众取宠，不投机取巧，不随风摇摆，不阿世媚俗，通过刻苦钻研、认真思索，对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做出科学的概括和分析，从而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如果情况正好相反，那也就会在学术上一事无成。因此，一个好的教师，着力培养学生养成一个好的学风，是使学生一辈子受用的事。

言教与身教

人们常常对老师给予学生影响的深刻程度缺乏足够的估计。这里所说的“人们”，也包括师生双方当事者在内。因为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不易为人们所觉察。实际上，学生身上往往若隐若现地闪现着老师思想、性格、作风甚至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各个方面的影子。有时，教师对学生的某种启迪，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并不是过分的夸张。

教师是通过自己的言和行，对学生施加影响、进行教育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言教”与“身教”。我国的传统教育观念中，历来有“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认为教育者只用言教，靠抽象的空泛的说教，是很难教育好人的；更重要的是教育者自己必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言行一致，才能使受教育者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明代的王廷相更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只讲言教不重身教的现象，说：“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语而已矣，学者安望其有得？”

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并不是说言教就根本不需要了。教师总是要通过语言，传达思想，讲清道理，分析事物的善恶美丑，判断世象的是非曲直。问题是，教师的言和行，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言行一致，自己所赞扬和提倡的，也正是自己所追求和实践着的；自己所否定和批评的，也正是自己所力戒和摈弃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人格魅力，会较之任何语言更有力量地强烈震撼着学生的心灵，陶冶着学生的情操；学生也会从你的活生生的行动中，更加深切地去领会和感受你所宣扬的道理。另外一种是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学生不但会受到教师错误行为的误导，跟着教师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而且还会感到教师所讲的道理是虚伪的，并不要照着做的，从而失去了对教师所讲道理的信任。那么，你的“言教”再头头是道，也很难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了。

前面提到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但如果自己的灵魂即精神世界是肮脏的、丑恶的、充满了低级趣味的，那又怎么可能去为别人塑造出高尚纯洁的灵魂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好的称职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人。